民族意识的不幸遭遇

第三章　民族意识的不幸遭遇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反殖民主义斗争不是一上来就自动嵌入民族主义框架的。长久以来，被殖民者努力废除某些不平等现象：强迫劳动、肉体惩罚、工资不平等、政治权力受限，等等。这种反对压迫、追求民主的斗争，逐渐脱离了新自由主义式的普遍性混乱，指向——有时以艰难的方式——民族的诉求。然而精英们准备不足，他们与群众之间缺乏有组织的联系，他们懈怠懒惰，再加上不得不承认的，他们在斗争关键时刻的怯懦，最终会导致悲剧性的不幸遭遇。

民族意识，倘若不是协调地凝聚了全体人民内心深处的诉求，倘若不是人民动员最直接、最具体的产物，那将只是空洞、脆弱、粗糙的形式而已。我们在民族意识中发现的缺陷，充分说明了年轻的独立国家为何会轻易地从民族过渡到种族，从国家过渡到部落。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统一来说，这些裂缝导致的倒退是如此艰难，如此有害。裂缝包含的弱点及严重的危险是历史的产物，因为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无法使民众的实践合理化，也就是说，无法从中提取理由。

不发达国家的民族意识中这种几乎先天性的典型缺陷，不仅仅是被殖民者在殖民体制中变得残缺的结果，同样也是民族资产阶级懒惰、贫乏及思想深受各国影响的结果。

在殖民体制结束时取得政权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个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它几乎毫无经济实力，无论如何，无法与它想要取代的宗主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相当。民族资产阶级沉浸在自我陶醉中，很容易就相信自己能轻易地取代宗主国资产阶级。但是独立把它逼得完全走投无路，在它身上引发灾难性的反应，迫使它向过去的宗主国发出焦虑的呼唤。受过大学教育的干部和商人是新独立国家中最见多识广的群体，其特点是人数少、集中在首都，活动类型主要是大宗买卖、农业开发、自由职业。在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没有工业家，也没有金融家。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倾向从事生产、发明、建造和劳动。所有人都被引向中介型活动。它的崇高使命似乎就是流通，就是算计。民族资产阶级的心理更像是商人，而不是产业领导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殖民者的贪得无厌和殖民主义的禁运体制，也没有给民族资产阶级留下太多选择的余地。

在殖民体制中，资产阶级不可能积累资本。确切地说，在不发达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真正的历史使命，似乎就是否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否认自己是资本的工具，使自己完全成为由人民构成的革命资本的奴隶。

在不发达国家，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应该背弃其天然使命，完成一项无法推卸的职责：成为人民的学校，换句话说，由人民来支配它在殖民地大学中所学到的一切知识和技术资本。不幸的是，我们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往往背离这条正确积极、富有成效、英雄主义的路，而心安理得地走上那条可怕的路，那条反民族的路，那条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路，那条卑躬屈膝、愚蠢可笑、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的路。

我们已经看到，从某个时期开始，民族主义政党的目标是纯粹民族的。它们以独立的口号动员民众，剩下的则打算将来再说。当我们对它们声称的国家经济纲领和它们打算建立的经济制度提出疑问时，它们无法回答，因为确切来说，它们对自己国家的经济一无所知。

经济始终在民族资产阶级之外发展。对自己国家地上及地下现有和潜藏的资源，它们只有一种大概的书本知识。因此它们只能在抽象、笼统的层面讨论经济。独立以后，这个不发达的资产阶级数量减少，没有资本，拒绝革命，势必悲惨地停滞不前。资产阶级不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华，过去它们还可以略微轻率地说，是殖民统治没有给它们发挥才华的空间。资金的不稳定和中层干部的缺乏，使其在数年间一直陷入手工业型经济的绝境。资产阶级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十分局限，认为民族经济是建立在人们所谓地方产品基础上的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有关手工业的重要演说。由于无法开设为国家和自己挣更多钱的工厂，资产阶级就用沙文主义式的温情包装手工业，将其与新民族的尊严问题挂钩，无论如何，手工业还是能给它们带去基本的收益。这种对地方产品的崇拜，这种无法想出新方向的困境，也表现在民族资产阶级维持殖民地时期特色的农业生产中。

独立后的民族经济没有重新设定方向，始终围绕着花生、可可、橄榄的收成展开。同样，基础产品的贸易也没有任何改变。国内没有设立任何工业。我们继续出口原材料，继续为欧洲提供农产品，继续做未加工产品的专家。

然而，民族资产阶级不断要求经济和商业部门国有化。对它来说，国有化并不意味着全体经济为国家服务，也不意味着满足国家的所有需要。对它来说，国有化并不意味着按照设计好的新型社会关系来支配国家。对它来说，国有化仅仅意味着从殖民时期承袭下来的特权优待会转移给当地人。

由于资产阶级既缺乏充分的物质手段，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手段（工程师、技术人员），因此它的要求只局限于占据前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办公室和商店。民族资产阶级取代了此前欧洲移民的位置：医生、律师、商人、代理人、经理、转运商。它认为，出于国家尊严与保卫自身的考虑，必须占据所有这些岗位。随后，它要求外国的大公司，不管是想在本国继续经营，还是计划进入本国，都要由它经手。民族资产阶级发现了自己充当中间人的历史使命。正如我们所见，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不是改造国家，而是在资本主义带上新殖民主义的面具伪装自己之后，乏味地充当其传送带。民族资产阶级称职地扮演西方资产阶级事务代言人的角色，不但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有利可图的角色、收入低微的职位、见识狭隘的眼光、雄心壮志的缺乏，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发挥自己作为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在所有其他民族资产阶级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生机勃勃的开拓者、探索世界的发明者，可悲的是，我们在这里看不到此般面貌。在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享乐主义思想盛行。在心理层面上，民族资产阶级自认与西方资产阶级相同，因为它的全部教育都来自西方资产阶级。它现在追随的是西方资产阶级负面和颓废的一面，却没有经历成就今天西方资产阶级盛况的探索和发明的最初阶段。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处于发展的初期，却以为自己处于西方资产阶级发展的后期。不要相信它跨越了各个阶段。实际上，它是从结尾开始的。它未曾经历过青少年时期的活力勃发、勇敢无畏、追逐所愿，就已经衰老了。

民族资产阶级的堕落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大力援助，后者以爱好异国风情、打猎、赌场的观光客身份出现。民族资产阶级为西方资产阶级修整了一些疗养中心和娱乐场所。此类活动打着旅游的名号，被纳入国家产业。此前被殖民的资产阶级摇身一变，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派对”的组织者，如果我们想要证据证明，可以回顾一下在拉丁美洲发生的事。哈瓦那[1]和墨西哥城[2]的赌场、里约[3]的海滨、巴西和墨西哥的少女、十三岁的混血少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4]、巴西的科帕卡巴纳[5]，这些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堕落行为的可耻标记。民族资产阶级缺乏主见，把门关起来，与人民隔绝，天生没有能力从国家全局层面思考整体问题，于是它成了西方企业的代理人，几乎将自己的国家变成了欧洲的妓院。

我们眼前应该再一次出现拉丁美洲某些共和国的悲惨景象。美国的生意人、大银行家、技术官员飞到“热带地区”，八至十天一直窝在他们专属的“保留地”里，酒池肉林，夜夜笙歌。

民族土地所有者的行为实际上与城市资产阶级的行为类似。国家一宣布独立，大农场主就立刻要求农业经营国有化。他们使用各种手段获取从前殖民者拥有的农场，加强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但他们并不试图重振农业，提高产量，或把农业整合到真正的国民经济中去。

相反，土地所有者要求政府保障他们的权益，使他们百倍享受过去外国殖民者享受的便利与特权。对农业劳动者的剥削更甚，还合法化了。这些新殖民者嘴里嚷嚷着两三个口号，要求农业劳动者卖命工作，当然名义上是为了建设国家。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没有发展计划，没有革新，因为革新就意味着风险，而即便是最低程度的风险，也会使这些占有土地、犹豫不决、谨慎小心的资产阶级惊慌失措，他们越来越陷入殖民主义设置的固定循环。在这些地区，革新是政府的事。政府做决定，加以鼓励，提供资金。农业资产阶级拒绝冒任何风险。它反对赌博、冒险，不想在沙堆上盖房子，只求牢靠、迅速的回报。它装进口袋的利润比起国民收入来说，可谓巨额资金，却没有将其用于再投资。它心心念念着把每一分钱都存起来。有时候，尤其是在独立后的那几年，资产阶级毫不迟疑地把它从国土上攫取的利润存到外国银行。但与此同时，它也会花费巨资用来胡吃海喝，买车买别墅，做出一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发达资产阶级典型特征的行为。

我们说过，掌权后的被殖民资产阶级将阶级攻击性用于独占过去被外国人掌控的位置。刚独立时，它确实和殖民主义的人力残留——律师、商人、土地所有者、医生、高级官员——发生过冲突，它声称要与这些“侮辱民族尊严的人”斗争到底。它使劲挥舞着干部民族化和干部非洲化的概念大旗。它的行动实际上沾染了越来越多的种族主义色彩。它粗暴地向政府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我们必须占据这些岗位。只有占据全部岗位，它的怒气才会平息。

城市无产阶级、失业群众、小手工业者等收入微薄的人，与民族资产阶级一道，秉持民族主义的态度，但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公道：他们只是在模仿资产阶级的表态。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在同欧洲人竞争，那么手工业者和收入微薄的人就是在同非本国的非洲人竞争。在象牙海岸[6]爆发了反达荷美人[7]和反上沃尔特人[8]的种族主义骚乱，达荷美人和上沃尔特人多在重要领域从事小型贸易，在独立后，他们感受到了象牙海岸人的强烈敌意。我们从民族主义过渡到了极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我们要求外国人离开，烧毁他们的商店，拆掉他们的摊位，对他们施暴，最终，象牙海岸政府勒令他们离开，由此满足了国民的要求。在塞内加尔则表现为反苏丹人[9]的示威游行，马马杜·迪亚[10]先生因此指出：“实际上，塞内加尔人民只是爱戴自己的领导人，才会同意加入马里联邦。[11]这一行动是人民对这些领导人的政治才能表现出的信赖所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义。塞内加尔领土不会因此失去活力，尤其因为苏丹人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表现得过于强势，让人无法释怀。这说明了马里联邦的解体不但没有引发遗憾，反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使他们松了口气，也说明没有任何一方表现出支持马里联邦继续存在的意愿。”[12]

塞内加尔某些阶层抓住自己领导人提供的机会，摆脱了这些或在商业领域或在行政管理领域给自己造成麻烦的苏丹人，与此同时，刚果人先是难以置信地看着比利时人大批撤离，随后决定向住在利奥波德维尔和伊丽莎白维尔[13]的塞内加尔人施压，让他们离开。

正如我们所见，两种现象中的机制是一样的。如果说欧洲人限制了年轻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商业资产阶级的贪婪，那么对于城市民众来说，竞争对手主要是来自不同国家的非洲人。对象牙海岸来说是达荷美人，对加纳来说是尼日利亚人，对塞内加尔来说是苏丹人。

资产阶级提出干部黑人化或干部阿拉伯化，并不是出于真正的民族化诉求，而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获得此前由外国人掌握的权力；群众在他们的思考水平上提出同样的要求，但局限在黑人或阿拉伯人的领土范围内。在有关非洲统一的响亮主张与受干部启发的群众行为之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态度。一头是渐趋消亡的非洲统一理念，另一头是最令人恼火和厌恶的沙文主义的回归，这些态度总是在两者之间来来回回。

马马杜·迪亚指出：“塞内加尔领导人是提出非洲统一的主要理论家，他们多次为这一思想牺牲了他们的地方政治组织和个人地位，他们确实是出于好意，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错误、我们的错误，是以反巴尔干化[14]为借口，而没有充分考虑领土主义这个前殖民事实。我们的错误，是在我们的分析中没有充分注意这一现象，这是殖民主义的结果，也是个社会学事实，无论有关统一的理论多么值得赞扬，多么令人欣赏，都无法消除这一事实。我们被最能满足精神的幻象迷惑，把理想当作现实，以为只要在口头上谴责领土主义及其自然产物——微型民族主义，就能够获得胜利，确保我们幻想中事业的成功。”[15]

从塞内加尔的沙文主义到沃洛夫人[16]的部落主义，距离不会很远。无论在哪，如果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行动上的斤斤计较，以及理论立场的不甚明了，而无法启发全体人民，无法首先提出有关人民的问题，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拓展它的世界观，我们就会看到部落主义立场的回流，我们会愤怒地看到种族关系急剧紧张。既然资产阶级的唯一口号是“让我们代替外国人”，既然它急于要在所有部门寻得公道，抢占位置，那么小国民——出租车司机、糕点小贩、擦鞋工——同样能要求达荷美人回他们的老家，或更加极端，要求富尔贝人[17]和颇尔人[18]返回荆棘丛林和山上去。

我们应该以这种观点，来解释联邦主义在各个新兴的独立国家中获胜的原因。我们知道，殖民统治对某些地区另眼相待。殖民地经济没有被纳入国家的整体经济。殖民经济一直都是为了补充不同宗主国的经济而存在的。殖民主义几乎从不会开发整个国家。它满足于发掘天然资源，开采这些资源，输送给宗主国的工业。由此，殖民地的部分地区相对富裕，而其余地区则继续甚至加深了原本不发达和贫困的状态。

独立后不久，住在繁荣地区的国民意识到自己的幸运，下意识拒绝供养其他国民。与国家其他地区空荡荡的场景相比，盛产花生、可可、钻石的地区显得分外突出。这些地区的人仇视其他地区的人，因为他们看到了后者眼中的妒忌、欲望和杀人的冲动。殖民化之前的敌对情绪、种族间的仇恨情绪被重新点燃。巴卢巴人[19]拒绝养活卢卢阿人[20]。加丹加省宣布独立建国，阿尔贝·卡隆吉则自封为南开赛的国王。

非洲统一是一个含糊的口号，却得到了非洲男女的热情支持，其实用价值在于向殖民主义施加可怕的压力，揭露其真面目，并在同一国家的现实内部分裂为地方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目光如豆，只知道抓住眼前的利益，因此没有能力实现单纯的民族统一，也没有能力把国家建立在牢固且富裕的基础上。民族阵线曾经打败殖民主义，现在却日渐衰败，自我解体。

不同种族和部落之间的无情战争，要抢占外国人离开所腾空位的咄咄逼人，还导致了宗教上的竞争。在农村和偏远地区，一些小教团、地方宗教、马拉布崇拜重新活跃起来，互相争夺势力地盘。在大城市，行政管理部门则看到两大启示宗教——伊斯兰教与天主教——间的对抗。

殖民主义被非洲统一理念的诞生动摇了根基，复又重振旗鼓，企图利用运动的所有弱点来粉碎统一的意志。殖民主义向非洲人民披露“宗教”敌对势力，以此来动员他们。在塞内加尔，《新非洲报》（A friquenouvelle）每周散播对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的仇恨。在西海岸掌控大部分零售业的黎巴嫩人被交由国家制裁。传教士借机提醒非洲民众，在欧洲殖民主义到来之前，阿拉伯人的入侵就已经摧毁了庞大的黑人帝国。他们毫不迟疑地说，是阿拉伯人的占领为欧洲的殖民主义铺平了道路。他们大谈阿拉伯帝国主义，揭发伊斯兰教的文化帝国主义。穆斯林通常被排斥在领导岗位之外。另一些地区则呈现完全相反的景象，信奉基督教的当地人在客观上和意识上被视作民族独立的敌人。

殖民主义恬不知耻地使用各种诡计，志得意满地看到昨天还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非洲人，现在已经被挑拨得反目成仇。圣巴托洛缪[21]的概念在某些人的思想中具象化了，殖民主义听到非洲统一的崇高宣言，在一旁微微冷笑。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宗教分裂人民，由殖民主义及其工具维护和扶持的宗教社团彼此对立。到处爆发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在天主教或新教为主的国家，身为少数派的穆斯林变得格外虔诚。穆斯林开始重新庆祝宗教节日，伊斯兰教步步为营，抵制天主教的粗暴专制。我们听到一些部长对某些人说，如果他们不满意，那就上开罗去。有时候，美国的新教徒把他们反天主教的偏见移植到非洲土地上，通过宗教维持部落间的相互敌对。

在非洲大陆，宗教的紧张局势可能会披上最平凡的种族主义的外衣。非洲被分为黑非洲和白非洲。替代称呼——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北非洲——终究无法掩盖这种潜藏的种族主义。人们认为白非洲有上千年的文化传统，属于地中海世界，是欧洲的延伸，具有希腊与拉丁文化的特质。黑非洲则是一个野蛮、未开化、了无生气的荒凉地带。在那里，人们整日听到有关女人的面纱、一夫多妻制、阿拉伯人对女性的歧视等令人厌烦的话题。这些话题挑衅意味十足，常让人联想起殖民者。两大地区各自的民族资产阶级从殖民主义思想最腐坏的根基中汲取养分，接替了欧洲人，在这片大陆上设立了一套对非洲未来十分有害的种族主义哲学。它们懒惰得只爱依样画葫芦，支持作为殖民时代标志的种族主义在非洲生根发芽，逐渐壮大。在一个所谓的非洲国家，倘若我们听到的只有种族主义的想法，看到的只是家长作风的行为，这并不稀罕，只是留给我们一种苦涩的印象，仿佛我们身处巴黎、布鲁塞尔或伦敦。

在非洲某些地区，赤裸裸地盛行着两种思想：一种是代表黑人说话的家长作风，另一种是源自西方文化的荒诞思想，即黑人无法理解逻辑和科学。在某些黑人占少数派的国家，我们有时甚至会看到黑人处于半奴隶状态，这一现象解释了为何黑非洲国家在面对白非洲国家时，总是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有时甚至是不信任。一个黑非洲国家的公民走在白非洲国家的大城市里，听到孩子们叫他“黑鬼”，或一些官员用对黑人孩子说话的口吻对他说话，这种现象并不罕见。

不幸的是，不止一次，在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的中学里上学的黑非洲学生，听到同学们问自己在家乡是否有房子，是否知道电为何物，家里是否吃人肉。不幸的是，不止一次，在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部分地区，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遇见一些同胞，后者请求他们把自己带去“随便哪里，只要和黑人在一起”。同样，在某些年轻的黑非洲国家，一些议员，甚至一些部长都严肃地宣称，危险不在于国家再次被殖民主义占领，而是“来自北方充满破坏欲的阿拉伯人”可能会南下入侵。

正如我们所见，资产阶级的无能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层面。资产阶级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种族的名义掌握权力，尽管发出了一些形式浮华却内容空洞的宣言，但他们完全不负责任地摆弄的那些语句，被证实直接出自欧洲的道德契约或政治哲学，这成了他们无能的证明，即无法制定具有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内容的纲领。当资产阶级强大到能够按照自己的力量安排世界时，会毫不迟疑地肯定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思想。对拥有牢固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来说，只有提出一些特殊条件，才能迫使其背弃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西方资产阶级尽管是彻底的种族主义者，但常通过多种细微的差异来掩盖自己的种族主义，使其宣称的人类至高尊严得以完整保存。

西方资产阶级设置了足够的路障和栏杆，不用担心与它所剥削和蔑视的那些人竞争。西方资产阶级对黑人和北非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是一种蔑视的种族主义，是贬低对方重要性的种族主义。但资产阶级思想宣扬人与人之间实质上是平等的，为了使自己逻辑自洽，它便邀请那些次等人通过它所代表的这类西方人道主义，来完成人性的提升。

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是一种防御性的种族主义，一种基于恐惧的种族主义。它在本质上与庸俗的部落主义，甚至与党派或宗教社团之间的对抗没什么两样。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敏锐的国际观察员没有认真看待非洲统一意图高涨的现象。因为肉眼所及之处，能看到那么多裂缝，我们自然知道，在统一时刻到来之前，首先必须解决所有这些矛盾。

非洲人民直到最近才发现彼此，决定以非洲大陆的名义，共同彻底地对抗殖民体制。此时，民族资产阶级正一个区接一个区，为自己敛财，组建一个全国性剥削体系，于是它们多次阻挠这个“乌托邦”的实现。民族资产阶级深知自己的目标，决心阻止统一，阻拦两亿五千万人为了同时战胜愚昧、饥饿和不人道所作出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明白，非洲统一只有在人民的推动和领导下，即无视资产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在内政和制度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同样显得无能。在一些不发达国家，议会这个招数根本就是唬人的。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振兴经济，无法在自身作主导阶级的原则上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于是它选择了自认最容易的解决办法：一党制。它尚不具备只有经济实力强大、掌控国家机关时才能获得的问心无愧和心平气和。它创造的国家不是使人民安心，而是使人民担忧。

国家本应同时以强劲的实力和敏锐的判断力赢得国民的信任，卸下他们的武装，使他们安然入睡；现实却完全相反，国家在炫耀自己，制造混乱，暴力对待人民，使人民感到自己一直处于危险当中。一党制是毫不掩饰、肆无忌惮、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现代形式。

这种专政不可能走得很远，这是事实。它不断暴露自身的矛盾。因为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确保其统治地位，同时分给全体国民一杯羹，也因为它整日忙于以最快和最乏味的方式装满自己的钱包，国家越发陷入萧条。为了掩盖萧条，为了掩饰倒退，为了使自己安心，也为了给自己骄傲的借口，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首都修建宏伟的建筑，做所谓的面子工程。

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无视国内的形势，无视国家荒芜的现实，反而转向过去的宗主国，转向为它提供服务的外国资本。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绝不与人民分享利益，绝不允许人民碰一下外国大公司支付的酬劳，它发现自己需要一个人民领导人，后者肩负双重任务：一方面，稳定体制；另一方面，永远维护资产阶级。在发达国家，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强大的经济实力的产物。相反，在不发达国家，领导人用精神威力庇护资产阶级，使瘦弱、贫困的资产阶级在新兴国家中饱私囊。

多年来，人民亲眼见过或听说过这种领导人，人们远远地、梦幻般地追踪领导人和殖民势力对抗的消息，本能地信任这位爱国者。独立之前，领导人一般代表人民的诉求：独立、政治自由、民族尊严。然而，独立不久后，领导人非但远未代表人民的具体需求，远未使人民获得真正的尊严——把面包、土地和国家放到人民神圣的手中的尊严，反而暴露了他私下的职务：在由急于享乐、唯利是图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公司里担任总裁。

尽管领导人常常为人正直，他的宣言也是真诚的，但从客观上来说，他的确在拼命保护今天民族资产阶级和前殖民公司结合在一起的利益。况且，他那原本纯粹受良心支配的正直也日渐风化了。领导人和群众的接触是如此不真实，以至于他竟然相信群众在怨恨他的权威，怀疑他为祖国服务的真诚。领导人严厉批评群众的忘恩负义，每一天都坚决地往剥削者阵营的方向靠拢一步。于是，他明知故犯，转变为逐渐堕落、耽于享乐的年轻资产阶级的同谋。

年轻国家的经济流通不可逆转地陷入新殖民主义的泥沼。国家经济从前受到保护，今天则是完全被指挥。预算通过借贷和赠款来维持。每个季度，国家领导人本人或政府代表团都会到从前的宗主国或别处去筹措资金。

从前的殖民势力不断要求增加特许权和担保，越来越不费心掩饰对国家政权的压制。人民继续可悲地生活在难以忍受的贫困之中，渐渐意识到领导人卑劣的背叛。因为资产阶级自身无力形成一个阶级，这种意识变得更加尖锐。资产阶级不会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层级对财富进行细致的差异化分配。当90%的人民处于快要饿死的境地时，这个新的特权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显得尤为侮辱人和令人愤怒。这个特权阶级恬不知耻，快速无情地敛财，人民因此彻底觉醒了，意识到未来很可能要通过暴力手段改变自身处境。资产阶级把国家的全部财富纳入自己的收益，以一种逻辑，而且是匪夷所思的逻辑，把贬义的评价安在黑人或阿拉伯人身上，多处都让人联想起从前殖民势力代表所宣扬的种族主义学说。人民生活在贫困中，掌握特权的资产阶级却毫无节制地敛财，赤裸裸地表现出对其他民众的蔑视，这种状况使人民的想法和态度变得坚决起来。

但一些破壳而出的威胁导致当局政权更加稳固，甚至出现了独裁。领导人本是战士出身，是忠诚的爱国者，现在却在人民和贪婪的资产阶级之间筑起一道屏障，为这个特权阶级提供担保，对资产阶级的蛮横、平庸和不正当交易视而不见。他参与阻止民众的觉醒。他帮助这个特权阶级，向人民掩盖它的种种手段，就这样，沦为了蒙蔽和麻痹群众工作最热忱的主使者。每次对人民讲话，他总是提起当年的英勇事迹，说他代表人民战斗，以人民的名义获得胜利，他是想要告诉群众，他们应该继续信任他。许多非洲的爱国者，他们在前辈小心谨慎的政治斗争中，引入民族主义性质的果敢风格。这些人来自偏远地区。他们毫不掩饰自己来自偏远地区，宣称自己代表黑人说话，使占领者大受侮辱，使首都的国民大大蒙羞。这些人曾歌颂自己的种族，承担起所有的过去，无论是退化还是吃人肉的旧俗，可今天他们身居高位，唉！就无视身后的家乡，宣称人民的使命就是跟随，继续跟随，永远跟随。

领导人安抚人民。独立后的几年里，领导人无法使人民参与具体的事业，无法为人民开辟真正的未来，无法使人民走上建设国家之路，走上自我发展之路，而只是不断提及独立的历史，提及解放斗争期间神圣的团结。因为领导人拒绝粉碎民族资产阶级，便要求人民退回过去，沉湎在赢得独立的壮丽史诗中。领导人在客观上阻止人民，拼命要把人民从历史中除名，或阻止他们在历史中站稳脚跟。在解放斗争期间，领导人唤醒人民，答应他们勇往直前，改天换地。如今他却加倍努力麻痹人民，每年三四次要求他们回忆殖民时代，思量他们走过的漫长道路。

然而，必须说明，群众表现出完全不能欣赏自己走过的漫长道路的样子。农民继续在地里刨土，失业者没完没了地失业，尽管确定了一些国家节日，尽管崭新的国旗还在飘扬，但他们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的生活真正有所改变。掌权的资产阶级无论多么努力地证明，群众还是无法抱有幻想。群众饿着肚子，今天的警察局长虽然已经换成非洲人，却仍没法让他们放心。群众开始生气，调头离开，不再关注这个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位置的国家。

然而，领导人时不时地在电台讲话，参加巡视，以安抚、平息、蒙蔽群众。由于没有政党，就更加需要领导人。在独立斗争时期，的确存在一个由当今领导人领导的政党。可是独立后，这个政党就可悲地解体了。只有形式上的政党、名称、党徽和口号保留下来。一个有建制的政党本应该从群众的真正需求出发，根据这些需求制定的思想应该能够在党内自由流通，但这个政党今天已然变成了追求个人利益的工会。独立以来，政党不再帮助人民提出诉求，帮助他们更好地意识到自身的需要，更好地巩固他们的权力。今天，政党的任务是把上层的指令传达给群众。过去，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思想沟通能奠定和保证党内民主，现在再也没有了。相反，政党组成了群众和领导层之间的屏障。再也没有党内生活，殖民时期设立的支部今天处于完全瘫痪状态。

战士们强忍怒火。这时我们回想起，某些战士在解放斗争中所采取的立场原来是正确的。在战斗阶段，一些战士要求领导机关制定一个方针，明确行动目标，提出一个纲领。但领导人借口捍卫民族团结，断然拒绝执行这些任务。领导人反复强调，方针就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大团结。他们把激烈的口号挪作方针，所有思想活动都局限于一系列说法，什么人民自决权，什么殖民主义一去不复返的历史趋势。当战士们要求更深入地分析历史趋势时，领导人就拿希望、拿必要且不可避免的非殖民化等说法来搪塞他们。

独立后，政党陷入惊人的麻木状态。政党只在所谓的人民游行、国际会议、独立庆典时才动员战士。政党的地方干部被安排到行政岗位上，政党变成了行政机关，战士们回归人民的队伍，空有公民的头衔。

战士们已经完成了把资产阶级扶持上台的历史任务，他们被坚决劝退，以便资产阶级可以平稳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然而，我们已经观察到，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任何任务。几年以后，政党的瓦解变得十分明显，即便是最肤浅的观察员也能意识到，过去的政党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只用于稳定民心。在战斗阶段曾经吸引全体国民的政党，现在解体了。在独立前夕加入阵营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现在的行动证明，他们的归附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在独立后参与蛋糕的分配。政党成了个人获得成功的工具。

然而，在新体制内部，也存在变富和独占方面的不平等。有些人能多渠道获取财富，展现了出色的投机天赋。特权增加，贪污横行，道德败坏。今天，国家作为战利品过于瘦弱，以这具躯体为食的乌鸦却数量过多，也太过贪婪。政党沦为资产阶级的权力工具，用于加强国家机关，确定人民活动范围，稳住他们不出意外。政党帮助权力机关掌控人民，日渐成为强制的工具，明确反民主的工具。政党在客观上，有时是在主观上，成为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的同谋。就像跳过建设阶段，投入享乐一样，在制度方面，民族资产阶级跳过议会阶段，选择民族社会主义式的独裁。我们知道，迄今为止，缺乏远见的法西斯主义在拉丁美洲横行半个世纪，这正是独立时期半殖民国家的辩证结果。

在这些贫穷的不发达国家里，根据规则，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并肩同行，军队和警察成为制度的支柱。军队和警察——不要忘记，这也是一种规则——是由外国专家提议组建的。警察的力量、军队的力量，同国家其余部分的萎靡状态成正比。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公然卖身给外国大公司。外国势力不断借钱财开路，获得特许权，丑闻频发，上至高层——部长们大发横财，他们的妻子变身娼妓，议员予取予求——下至警察和海关人员，没有人不加入这支庞大的贪污队伍。

反对势力变得更具攻击性，不必细说，民众就领会了其宣传。人民对资产阶级的敌意日益明显。年轻的资产阶级却似乎得了早衰症，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它无法理解，即便是稍微掩饰一下自己的剥削行径，对它也是有利的。

布拉柴维尔[22]极具基督教倾向的《非洲周报》（La Semaine africaine）对体制中的受益者写道：“掌权者和你们的妻子，你们今天享有富裕舒适的生活，可能接受教育，住在漂亮的房子里，人脉广博，托付给你们的多重任务打开了你们的新视野。但你们的所有财富也像一层外壳，把你们裹住，让你们看不到周围的苦难。当心！”这是《非洲周报》对尤卢[23]先生的走狗们发出的警告，应该说，不具备任何革命性。对那些使刚果人民挨饿的人，《非洲周报》想说的是，上帝会惩罚他们的行为。“如果你们心中没有为下面的人留位置，那么上帝也不会在上面的天堂给你们留位置。”

很显然，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因为这种指责而惴惴不安。它攀附于欧洲，仍一心要好好利用当前的状况。资产阶级通过剥削人民获得巨大收益，再将收益送到国外。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往往比外国的大公司更不信任自己建立的制度。它拒绝在国内投资，需要指出的是，它还对保护自己、养育自己的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忘恩负义。它在欧洲金融界炒股，在巴黎或汉堡过周末。某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行为，让人联想到一伙盗贼，在每次持械抢劫后，向同伙隐藏自己那部分赃物，小心翼翼地准备撤退。这种行为暴露出，民族资产阶级多少是有意识地在长期扮演输家的角色。它知道这种状况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只打算尽可能加以利用。但对国家这种程度的剥削和不信任，必然导致群众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制度变得强硬起来。军队成为系统化镇压中必不可少的支持力量。没有最高法院的时候，军队成了仲裁者。但军队迟早会发现自己的重要性，会使“军事政变”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政府头上。

正如我们所见，某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从书上学到任何东西。如果它仔细查看有关拉丁美洲的篇章，就一定会发现窥伺着自己的危险。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折腾出如此大动静的微型资产阶级注定会踏步不前。在不发达国家，资产阶级阶段是无法实现的。当然会有警察独裁，会有不法牟利集团，但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设计注定会失败。各形各色的不法牟利者，在贫穷国家的土地上抢夺钞票，早晚会成为外国专家巧妙操控下军队手中的一根稻草。就这样，原宗主国实现了间接统治，既通过它喂养的资产阶级，也通过它的专家指挥的国家军队，这支军队注视着人民，使人民害怕，不敢动弹。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观察，使我们得出一个不足以令人惊讶的结论。在不发达国家中，资产阶级不可能找到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换句话说，由党指挥的群众，高度自觉、以革命原则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两者共同努力，必须阻止这个无用且有害的资产阶级。

五十多年来，我们在谈及不发达国家的历史时提出的理论问题，即要不要跳过资产阶级阶段的问题，应该在革命行动的层面上解决，而不是通过推理。在不发达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足够强大，能够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社会，能够为广大无产阶级创造出发展条件，能够使农业工业化，最后能够使真正的民族文化变得可能时，资产阶级阶段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在欧洲发展起来的类似资产阶级，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也构建了一套思想。有活力的、受过教育的、世俗的资产阶级，既在资本积累事业上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又给国家带来了最基本的繁荣。在不发达国家，我们看不到真正的资产阶级，只有某种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小型特权阶级，它锱铢必较，满足于原殖民势力为自己提供的分红。这个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无法产生伟大的思想，也不具备创造性。它想起了它在西方教科书中学到的东西，对着欧洲这幅原画临摹，可不知不觉间，不是变成了复制品，而是变成了讽刺漫画。

反对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远不止理论立场问题。问题不在于通过历史的评判来解读对资产阶级的判决。反对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因为它可能会阻碍国家全面协调的发展。我们要坚决反对这个阶级，是因为它确实百无一用。资产阶级攫取的是蝇头小利，这个阶级成就无奇、思想平庸，却企图通过树立个人威信，通过美国车的光亮外表，通过在里维埃拉[24]度假，通过在霓虹闪烁的夜总会过周末，来掩盖自己的庸俗。

这个资产阶级越来越背离全体人民，甚至未能从西方争取到重要的让步：例如对国家经济有益的投资和某些产业的落地。相反，装配工厂成倍增长，使得国民经济在新殖民主义类型的经济中苦苦挣扎。因此，我们还真不能说民族资产阶级延缓了国家的发展，浪费了国家的时间，很可能使国家走上绝路。事实上，资产阶级阶段在不发达国家的历史中是一个无用的阶段。当这个特权阶级被自身的矛盾吞灭时，我们会发现，自独立以来，没有任何进展，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资产阶级在执政时没有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除了毫无改变地继承殖民者的经济、思想、制度之外，别的什么也没干。

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在数字上、知识上、经济上的虚弱，也使得消解这个阶级变得更加容易。殖民地独立后，掌握特权的资产阶级主要从与原殖民势力签订的各项协定中获取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有足够多的机会与前殖民势力单独相处，便更容易接替殖民主义压迫者。但一些深刻的矛盾搅乱资产阶级队伍，给认真的观察员带去一种不安定的印象。特权阶级内部尚未统一。例如，许多知识分子谴责这种建立在极少数人统治基础上的体制。在不发达国家，一些知识分子、公务员、真挚的精英认为，必须制定经济计划，将不法牟利者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驱逐出去，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欺瞒。此外，这些人还在某个范围内，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公共事务而斗争。

在获得独立的不发达国家中，几乎总有一小部分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思想，却本能地对殖民地国家独立后出现的症候性的追名逐利保持警惕。这些人的特殊背景（需赡养人口众多的家庭），或他们的历史（艰难的成长经历、严格的道德教育），解释了为何他们会对那些精明世故者、唯利是图者表现出如此明显的蔑视。我们想要引导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就必须知道如何在决定性战斗中利用这些人。阻挡民族资产阶级，就是避免独立后的波澜四起，避免民族统一走向不幸，避免道德败坏，避免国家的根基被腐蚀，避免经济衰退，避免建立在武力和恐吓基础上的短期反民主体制；同时，这也是前进的唯一方法。

资产阶级固若金汤的表象，使年轻国家中最民主、最进步的分子变得胆怯，迟迟不能下决定。在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中，所有管理人员都聚集在殖民主义建立的城市中。由于缺乏对人口总体状况的分析，观察员们通过城市的情况推断，资产阶级势力强大、组织严密。我们今天知道，事实上，不发达国家中不存在资产阶级。使资产阶级得以存在的，不是精神、品味或态度，甚至不是希望。资产阶级首先是明确的经济现实的直接产物。

然而，殖民地的经济现实是一种外国资产阶级的现实。宗主国的资产阶级通过代理人出现在殖民地的城市中。独立前，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是一种西方资产阶级，是宗主国资产阶级的真正分支，从宗主国资产阶级那里获得合法性、实力和稳固性。在独立前的动荡阶段，在这个进口的资产阶级中，本土知识分子和商人试图与宗主国资产阶级合为一体。他们永远怀揣着成为宗主国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意愿。

资产阶级毫无保留、热情万分地采用宗主国特有的思想机制，完全抛弃自己的思想，将意识建立在典型的外国观念基础上，可它愕然地发现，自己缺少成为资产阶级的关键东西：金钱。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是精神上的资产阶级，缺乏强大的经济实力，缺乏有活力的管理人员，也缺乏宏大规模的构思，无法确保作为资产阶级的资格。一开始，以及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实际上是公务员资产阶级。它在新的国家行政机关中占据的位置，使它变得从容和稳定。如果权力机关赋予它足够多的时间和机会，这个资产阶级最终能积攒一笔小钱，用来加强统治。但它始终无法创造出一个伴随着经济和工业发展而形成的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

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倾向于从事中介类的活动。它的权力基础在于它从事贸易与做小买卖的嗅觉，在于它横扫佣金的能力。起作用的不是它的钱，而是它的商业嗅觉。它不投资，便无法积累资本，而资本正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诞生和繁荣的必要条件。如果按照现在这种速度，它需要几个世纪来创建工业化的雏形。而且无论如何，它都会遇到原宗主国的无情反对，后者会在新殖民主义协定的框架内，采取一切措施预防殖民地的工业化。

如果当局要使国家摆脱萧条状态，带领国家大步走向发展和进步，就必须首先使第三产业国有化。资产阶级想让人接受它的牟利和享乐思想，它高高在上蔑视群众的态度，它攫取利益——应该说盗窃——的丑陋面貌，便在这个领域大量投资。从前由殖民者控制的第三产业，现在被民族资产阶级侵占。在殖民经济中，第三产业早就是最重要的产业。如果我们想要向前发展，就应该第一时间将第三产业国有化。但显然，这种国有化不应该表现为僵硬的国家控制形式。不应该满足于在部门中安插一些没有受过政治训练的公民做领导。每次我们采用这个方法，很快就会发现，政权实际上帮助了由原宗主国培养的公务员专政取得胜利，而后者显然没有能力对国家做全盘规划。他们很快开始破坏国家经济，解散机构，腐败、渎职、侵吞储备、黑市等日渐猖獗。使第三产业国有化，就是以民主的方式组织供销合作社。通过使群众参与管理公共事务，将这些合作社分散布局。我们看到，只有使人民政治化，这一切才能成功。换作以前，我们早就认识到彻底理清这一关键问题的重要性了。今天，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牢记使群众政治化的原则。但我们似乎没有真正着手这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当我们宣称有必要使人民政治化时，我们同时也是想表达，希望人民支持我们开展的行动。一个宣称要使人民政治化的政府，就是在表达与人民一起、为了人民治理国家的意愿。这不应该成为一句掩盖资产阶级领导的用语。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早就脱离了这种幼稚的权力阶段。它们冷酷无情地借助它们的法律、经济实力和警察来治理国家。既然它们建立的政权已经稳固，那就没必要浪费时间，故作姿态以蛊惑人心了。它们的统治出于自己的利益，它们也敢于亮出权力。它们创造了合法性，理所当然变得强大。

新独立国家中掌握特权的资产阶级，不像老牌资产阶级那样，凭自身的实力表现得恬不知耻、从容平静。这也是为何前者总是要操心掩盖自己内心深处的信念，使民众看到改变，总而言之，赢得民心。使群众政治化，不是每年三四次，动员数万或数十万男女就够了的。这些集会，这些轰轰烈烈的大会，和独立前的老战术没什么两样，都是炫耀自己的力量，以便向自己，也向他人证明，人民和自己站在一起。使群众政治化，是使他们变得成熟，而不是使他们变得幼稚。

这不由令我们思考政党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作用。我们在前文中提到，常常有一些看问题过于简单的人——他们属于新兴资产阶级——不断重复说，在不发达国家中，以强权甚至独裁来领导国家事务是必要的。受这种观点影响，政党被赋予了监督群众的任务。政党扮演行政管理者和警察的双重角色，控制人民，不是为了确保人民能真正参与国家事务，而是反复提醒人民，权力机关需要他们服从指令、遵守秩序。这种独裁自以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独立后不可或缺的阶段，实际上标志着掌握特权的资产阶级在领导不发达国家时的态度转变：首先是依靠人民，但很快就反对人民。政党逐渐变成了情报处，表明权力机关愈来愈倾向防卫姿态。未定型的群众被视作一股盲目的力量，必须通过欺骗，或是通过警察的武力使他们感到害怕，来牢牢加以控制。政党充当晴雨表和情报处。战士变成了告密者，身负农村地区的惩戒任务。反对党初具雏形，就在棍棒和石头的打击下解散了。反对派候选人看到自己的房子被烧毁。警察一再挑衅。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成了独苗苗，99.99%的选票都投给了政府候选人。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非洲，部分政府正是按照这种模式行事的。所有的反对党——一般是进步的——努力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争取更大的群众影响力，希望倨傲贪财的资产阶级守规矩，却在警棍和监狱的威力下被迫沉默，转入地下。

今天，许多获得独立的非洲地区政党都面临极为严重的权力膨胀。只要有党员在场，人民就不说话，态度温顺无比，对政府和领导歌功颂德。但在街上，晚上在远离村子的地方，在咖啡馆或船上，应该听听人民用苦涩的语气说出的失望甚至绝望的话，话中隐含愤怒。政党没有开辟人民诉苦的渠道，也没有以将人民的意见自由地传达给领导层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反而形成屏障，加以禁止。政党领导人就像部队中的普通士官，不断要求人民“在队伍中保持安静”。这个政党自称是人民公仆，自称要努力实现人民的幸福，可一旦殖民政权把国家交到它手里，它就急匆匆地把人民赶回洞穴。在民族统一方面，政党也是错误百出。所谓国家的政党，行事却像某个民族的政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部落组成的政党。这个政党号称自己全心全意属于国家，号称自己代表全体国民，却秘密地、有时甚至公开地组织货真价实的民族专政。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部落专政。部长、部委、大使、省长都出自领导人的部落，有时甚至直接出自他的家族。这种家族式体制似乎重现了古老的内婚制[25]法律，面对这种愚蠢、这种欺骗、这种智力上和精神上的不幸，我们感到的不是愤怒，而是羞愧。这些政府领导人是非洲真正的叛徒，因为他们把非洲出卖给最可怕的敌人：愚蠢。我们可以预料到，权力的部落化会导致地方主义、分离主义思想。地方分权倾向冒头，成为主流，国家解体、分裂。嚷嚷着“非洲统一”，却只考虑自己小家族利益的领导人，有一天看到另外五个部落也说要有自己的大使和部长，总算醒悟过来；可他依旧不负责任，依旧认识不清，依旧可悲可怜，他谴责这是“背叛”。

我们多次指出，领导人的角色常常是有害的。那是因为在某些地区，政党的组织形式如同强盗团伙一般，其中最强硬的人担任首领。我们会极为自然地讨论这个领导人的祖先和他的武力，毫不迟疑地以一种略带欣赏的同谋口吻，讲起领导人把自己身边亲近的合作者也吓得心惊胆战的故事。为了避免种种危险，必须顽强战斗，政党永远不能成为一个领导人手中服服帖帖的工具。领导人（leader）一词来自英语动词，意思是带领。现在已经不存在所谓带领人民的人了。人民不再是羊群，不再需要被带领。如果领导人带领我，我要他知道，与此同时，我也在带领他。国家不该是仅由一个大人物指挥的事业。我们由此明白，每当这些领导人中有人病倒时，周围人的恐慌从何而来。困扰他们的是接班问题。如果领导人去世，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其他人已经在这个领导人面前俯首称臣，他们变得不负责任，认识不清，整天就操心着他们的好日子、鸡尾酒会、公费旅游、投机取巧，他们不时地在国家的核心处发现精神的空虚。

一个国家若要真正回答历史提出的问题，若要真正发展城市与居民的头脑，就应该拥有一个真正的政党。政党不是政府手中的工具。恰恰相反，政党是人民手中的工具。人民决定政策，由政府来执行。政党不是，也绝对不应该沦为所有政府成员和达官贵人随便进出的政治局。遗憾的是，这个政治局常常组成了整个政党，成员总是驻扎在首都。在不发达国家，党员干部应该像逃避瘟疫一样离开首都。除了几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应常驻农村。我们应该避免把一切都集中在大城市里。任何行政命令都不应该成为党员干部驻扎首都的借口，与其他十分之九的领土相比，这个首都已经人满为患，被过度开发。政党应该尽可能地分散布局。这是激活那些死气沉沉的地区，让这些地区焕发生命力的唯一办法。

实际上，每个地区都至少要有一个政治局成员，但他不能担任地方长官。他不能掌控地方行政权力。地方政治局成员不必占据地方管理机构的最高位置。他不需要非得和权力机关合为一体。对人民而言，政党不是权力机关，而是用来行使自身权力、实现自身意愿的机构。权力的混乱和双重性越少，政党就越能起到引导作用，也越能够成为人民的关键性保障。如果政党和权力机关混为一谈，那么加入政党就成了谋取自身利益的捷径，例如在政府机关任职，加官晋爵，改换门庭，做出一番事业。

在不发达国家，安排有活力的地方领导干部，能够阻止城市畸形扩张的过程，以及农民群众纷纷涌入城市的现象。独立后，就应该马上在地方上安排有能力的领导干部，恢复地区的生机与活力，加速公民的意识觉醒，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向前迈进的国家，这都是无法逃避的必要条件。否则，领导人周围会聚集起政党负责人和体制内的达官贵人。政府机构膨胀，不是因为自身发展和细化的需要，而是因为新来的领导亲戚、新加入的政党活动分子都在等待一个位置，希望渗透进国家机构。所有公民的梦想都是进入首都，找到一席容身之处。村庄逐渐荒废，农村群众没有领导，没有受过教育，孤立无援，只能抛弃收成不好的耕地，涌向周围的市镇，无限扩充流氓无产阶级的队伍。

这样一来，新的民族危机就为时不远了。但我们认为，内地应该得到特殊照顾。说得极端一些，将政府设在首都以外的地方也不会有任何妨碍。应该褪去首都的神圣光环，向贫苦大众说明，这一决定是出于对他们利益的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巴西政府想用巴西利亚来完成的任务。[26]里约热内卢的骄傲自大对巴西人民来说是一种侮辱。但不幸的是，巴西利亚和里约热内卢一样，成了畸形的新首都。巴西迁都的唯一好处，是今天有了一条穿过稀树草原的公路。不，不管多么充分的理由，都不能反对选择一个新首都，把整个政府迁往最荒凉的地区。不发达国家的首都是一个从殖民时期继承下来的商业概念。在不发达国家里，我们应当多与农村群众接触。我们应当制定一个国家政策，首先考虑群众利益。我们绝不能失去与群众的接触，他们为了赢得自己的独立，为了明确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进行了卓绝的斗争。

当地的公务员和技术员应该深入到人民中去，而不是把头埋在图表和数据里。他们不应该每次一听到自己被派往“内地”，就沮丧生气。我们不应该看到，在不发达国家中，丈夫被分配到一个农村地区的岗位上，年轻的妻子就用离婚来威胁他们另找出路。因此，党的政治局应该首先照顾落后地区。首都的生活是不自然的、肤浅的，如同一只怪物贴在国家现实的表面。在根本和神圣的国家生活中，首都的生活应该占据尽可能少的位置。

在不发达国家，政党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保持与群众的接触。政党应该直接表达群众的心声。政党不是负责传达政府指令的行政部门，而是群众有力的代言人和无法收买的保卫者。政党要实现这种构想，就必须首先摆脱那种极为西方、极为资产阶级立场的思想，即轻视群众，认为他们没有能力引领自身的发展。事实证明，群众完全能够理解最复杂的问题。阿尔及利亚的知识分子在阿尔及利亚革命中的最大收获，就是与群众接触，亲眼看到人民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极端贫困，亲眼看到民智的开启、意识的进步。阿尔及利亚人民这些忍饥挨饿、目不识丁的群众，这些几个世纪以来生活在最令人惊恐的黑暗中的男男女女，他们顶住了飞机与坦克，顶住了凝固汽油弹和心理战，尤其顶住了腐蚀和洗脑，顶住了叛徒和贝卢尼[27]将军的“民族”军。尽管人民的队伍中有软弱者、迟疑者、初露苗头的独裁者，他们还是顶住了。人民顶住了，因为七年的斗争为他们开辟了一些自己以前压根不知道的领域。今天，一些兵工厂在深山里地下好几米处运作，人民法庭在各级地方运作，地方计划委员会有组织地将大片土地进行分割，设计明天的阿尔及利亚。单独一个人可能难以理解问题，但一个集体、一个村庄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理解问题。的确，假如我们谨慎地使用只有法律或经济学学士才能听懂的语言，那很容易证明，群众应该被引领。但如果我们使用具体的语言，如果我们没有居心叵测地要把问题复杂化，以此摆脱人民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群众能够听懂所有的区别、所有的诀窍。使用技术性语言，意味着我们决心把群众视作门外汉。这种语言几乎无法掩盖演讲者想要欺骗人民，将人民拒之门外的企图。把话说得晦涩难懂是一种伪装，其背后显现出更广泛的剥削意图，即想要同时剥夺人民的财产和人民的主权。如果我们想要人民听明白，解释清楚一切并不难。可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需要人民，认为人民反而有可能阻碍各式各样的私营公司和有限公司——其目的都是使人民变得更加贫困——的正常运转，那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了。

如果我们以为自己能够完美地领导国家，不需要人民的参与，如果我们以为只要人民在场，就会产生干扰，要么推迟进程，要么天生无意识地破坏进程，那就不容迟疑：必须把人民排除在外。然而倘若我们真的邀请人民来领导国家，我们会发现，他们没有推迟，反而加速了进程。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阿尔及利亚人有幸察觉到了某些事情的本质。在某些农村地区，革命的政治军事负责人面临的一些局面，确实需要彻底的解决方案。下面我们将讨论几个例子。

1956到1957年间，法国殖民统治封锁了部分地区，严格限制这些地区的人员流动。农民无法自由进城，购买生活必需品。在这一时期，食品杂货商大发其财。茶叶、咖啡、糖、烟草、盐价格暴涨，黑市横行。农民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便以自己的收成，甚至以自己的土地为抵押，或一块接一块地割让家产；到了第二阶段，他们就沦为了杂货商的佃农。政治特派员一意识到这种危险，就立刻作出反应。由此建立了一种合理的食品供应制度：杂货商进城时，必须在国营批发商那里进货，这些批发商会给他开具一张标有商品详细价格的发票；零售商回村时，必须首先向政治特派员报到，后者检查发票，规定利润空间和销售价格；定价表贴在店里，一个类似监督员的村民会在现场，向农民告知商品的应售价格。可零售商很快就找到了漏洞，三四天以后，他宣布库存售罄。私底下，他又开始在黑市非法出售存货。对此，政治军事当局的反应相当彻底。违法者受到重罚，没收的罚款纳入村委经费，或用于社会慈善，或用于民生工程。有时候，当局会决定将商店关停一段时间。如果店主再犯，商店资产会被立即查封，当局会选出一个管理委员会来经营商店，每月支付原业主一笔钱作为补偿。

从这些经验出发，我们用具体的事例向人民解释了经济法则的运作模式。资本积累不再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是变成了十分真实和当下的行动。人民知道了如何从一家商店起家，变得富有，把生意做大。这时农民才开始诉说，这家杂货店给他们放高利贷；其他人则回想起店主是如何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撵走的，以及他们是如何从土地所有者沦为劳工的。人民懂得越多，就越警惕，越发意识到一切取决于他们自己；只有团结一致，认清自己的利益，辨别自己的敌人，才能获得解放。人民终于明白，财富不是劳动的成果，而是有组织、有庇护的偷盗的结果。有钱人不再是值得敬仰的人，他们不过是躺在人民鲜血中的食肉兽，是豺狼和乌鸦。政治特派员进一步规定，没有人应该为别人劳作。土地属于耕种者。通过向人民讲解，这个原则成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内部的基本法则。雇佣农业劳工的农民，被迫把一部分土地还给他们过去的雇工。

于是我们发现，尽管法国人屡次进攻、空袭不断、肥料供应困难，但每公顷的产量依然翻了三倍。农民在收割作物时，能够亲自称重和估价，他们想要弄明白这个现象。他们很快发现，劳动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奴隶制是劳动的反义词，劳动以自由、责任心和觉悟为前提。

在这些地区，我们顺利完成了这些可资借鉴的试验，见证了革命教育对人的构建作用。农民清楚地领会了这一原则：我们越清醒地投入劳动，就越能体会劳动的滋味。我们使群众明白，劳动不是一味地耍力气，或动用部分肌肉，而是在付出力气和汗水的同时，进一步用脑和心去劳动。地区在获得解放的同时，被排斥在原商业流通渠道之外，我们的生产组织模式只能从过去的仅以城市和出口为输出对象，改成服务于人民和民族解放军的消费。我们将扁豆产量翻了四倍，组织大规模的木炭烧制。北方的蔬菜和煤炭翻山越岭来到南方，南方则往北方运送肉类。这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决定的物资调配，此举也建成了交通网络。我们没有技术人员，没有来自西方高校的规划专家。但在解放区，每人每天的配给定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据：3200卡路里。人民不满足于在试验中获胜。他们还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例如：为什么有些地区在解放战争前从未见过橘子，我们却每年向外国出口几千吨橘子？为什么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不知葡萄为何物，却提供了数百万串的葡萄去满足欧洲人的口腹之欲？今天，人民对属于自己的东西有了十分清楚的概念。今天，阿尔及利亚人民知道，自己是国家地上和地下资源的唯一主人。民族解放阵线态度强硬，无法容忍任何对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践踏，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原则妥协。如果有人还不清楚这一点，那就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今天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是成年的、负责的、自觉的人民。总之，阿尔及利亚人民是自己财产的主人。

之所以举阿尔及利亚的例子来阐明我们的意图，绝不是为了赞美我们的人民，而仅仅是为了指出人民的自觉意识在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很显然，其他人民通过不同的道路，也达到了同样的结果。在阿尔及利亚，我们今天已经更明确地意识到，武装斗争不可避免。但在其他地区，政党通过政治斗争和宣传运动，也引导人民达到了同样的结果。在阿尔及利亚，我们已经明白，群众能够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经验表明，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关键，不在于三百个人的构思和决定，而在于全体人民——即便代价是花两倍、三倍的时间——在理解之后共同作出决定。实际上，用来解释的时间，使劳动者变得人性化的时间，并不会就此“浪费”，而会在执行过程中补回来。人民应该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去。政治家应该明白，倘若人民的意识仍是初始的、浅薄的、昏暗的，那么未来仍将无路可走。我们非洲的政治家应该对人民的状况具备极为明晰的认知。但这种明晰必须是深刻辩证的。全体人民的觉醒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理性参与过程将是线性的：首先是因为传播的渠道和手段尚不发达；其次，应该具备世界的时间性，而不是以为瞬间或第二次就能成功；最后，气馁被殖民统治深深地植入人民脑中，总是会轻易浮现出来。但我们应该知道，战胜无论多小的阻力——这是国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被统治后的遗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回避的必要条件。以殖民体制中的劳动为例，殖民者曾不断宣称，土著迟钝缓慢。今天在某些独立国家，我们听到有干部重拾了这一论断。可实际上，殖民者想要奴隶卖命苦干。他们通过某种欺骗的话术，使奴隶相信他们耕种的土地是属于自己的，他们为之透支健康的矿井是他们自己的产业，这显然是最卓绝的异化手段。殖民者奇特地忘记了，正是靠奴隶拼死干活，他们才变得富有。殖民者对被殖民者说：“累垮吧，让我变得富有。”今天，我们得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我们不能对人民说：“累垮吧，让国家变得富有。”如果我们想增加国家收入，减少进口某些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产品，增加农业产量，扫除文盲，我们就必须解释清楚。人民必须明白这一挑战的重要性。公共事务应该是人民的事务。因此，必须在基层增加支部。我们常常满足于在顶层设立一些国家机构，而且总是设在首都：妇女联盟、青年联盟、工会，等等。但如果我们想起来，到首都的办公室后面去看一看，如果我们来到存放档案的后厅，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那里空无一人，一片虚无，那些组织都是在虚张声势。必须有一个基层，以及各个提供确切内容、带来活力的支部。群众应该能够聚会讨论，提出意见，接受教育。公民应该能够表达心声，发挥创意，畅所欲言。支部会议和委员会议好比做礼拜，赋予人民听和说的绝佳机会。每次会议，头脑都会增加思想联通的路径，眼睛都会发现越来越人性化的场景。

在不发达国家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青年，对政府提出了特殊的问题，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至关紧要。城市青年往往不识字，整天无所事事，深受各种堕落经验的影响。不发达国家的青年常常享有工业化国家的娱乐。通常，社会成员的精神和物质水平与该社会提供的娱乐之间应该具有同质性。然而，不发达国家的青年却享有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设计的娱乐：侦探小说、老虎机、淫秽照片、色情小说、十六禁电影，尤其是酒……在西方，劳动群众的家庭条件、受教育程度、生活水平相对较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抵御这些娱乐方式的流毒。但在非洲国家，智力发展水平不均衡，两个世界的激烈碰撞大大动摇了旧传统的根基，使人们的认知世界分崩离析，非洲青年的情感性与敏感性都受西方文化中不同腐蚀物的支配。他们的家庭往往不具备足够的稳定性和同质性，来对抗这些暴力。

在这个领域，政府应该充当过滤器和稳定器。不发达国家的青年工作专员常犯一个错。他们以发达国家中青年工作专员的方式来设计自己的角色。他们说要强身固魂，鼓励青年展示自己的运动才能。但在我们看来，他们应当避免这种观念。不发达国家的青年常常游手好闲，首先必须让他们有事干。因此青年工作专员在制度上应该隶属劳动部。劳动部在不发达国家是不可或缺的，应该与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部门——规划部——紧密合作，共同发挥作用。我们不应该鼓励非洲青年走向体育场，而是应该走进田间，走进学校。体育场不应该是设在城市里的展示场所，而应该是某种空间，位于我们开垦、耕作、献给国家的土地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体育概念和不发达国家应有的体育概念有天壤之别。非洲政治家不应该操心培养运动员，而应该致力于培养有觉悟的人，而后者恰好是运动员。如果体育没有被纳入国家生活，即国家建设，如果我们一味培养国家运动员，而不是有觉悟的人，那么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体育被职业化和商业化腐蚀。体育不该是城市资产阶级为自己提供的娱乐和消遣。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时刻了解国家正在发生什么。我们不应该一心培养有天赋者，寻找英雄——领袖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应当提升人民的思想，开拓他们的视野，充实他们的头脑，对他们加以区分，使他们变得更人性化。

我们要再谈一谈萦绕在脑海里的念头，这个我们希望全体非洲政治家共同持有的念头，即必须突出人民的贡献，使人民的劳动走出历史的昏暗，熠熠生辉。在不发达国家做领头人，就要知道一切取决于对群众的教育，取决于他们思想的提升，取决于我们急吼吼地称之为政治化的运动。

我们常常带着一种罪恶的轻率，以为使群众政治化，就是时不时地向他们发表一场大型政治演说。我们以为，只要首脑或领导人以一种教训人的口气谈起重大时事，就能够完成使群众政治化这一紧迫的任务。然而使群众政治化，是指开放思想、启迪思想、催生思想。正如塞泽尔所言，是“创造灵魂”。使群众政治化，不是，也不能是发表一场政治演说，而应该是殚精竭虑地使群众明白，一切取决于他们。如果我们停滞，那是他们的责任，如果我们前进，那也是他们的责任；没有造物主，没有承担起一切的伟人，归根结底，造物主就是人民，有魔力的手就是人民的手。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真正体现这些目标，我们再一次重复，必须尽可能地分散布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思想流通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不是出于形式主义的考虑，完全是因为遵守这条原则是解放的保证。力量来自基层，赋予上层活力，使其辩证地实现新的飞跃。我们阿尔及利亚人再一次很快理解了这些事，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上层领导会夸耀自己身负随便哪个解放使命。在阿尔及利亚，是基层在战斗，而且基层也知道，没有他们每天英勇艰巨的战斗，上层就无法坚持。同样基层也知道，如果没有上层或领导层，基层就会支离破碎，处于无政府状态。只有基层人民进行斗争，上层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和稳定性。严格意义上说，是人民选择为自己配备一个上层，而不是上层在容许人民参与斗争。

群众应该知道，政府和政党是为他们服务的。自尊的人民——即意识到自身尊严的人民——绝不会忘记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殖民占领时期，人民被告知，要想获得尊严，就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但非洲人民很快就明白，他们不是只有通过占领者的承认才能获得尊严。非洲人民很快就明白，尊严和主权之间完全可以画等号。自尊和自由的人民其实就是掌握主权的人民。自尊的人民就是负责任的人民。“指出”非洲人民幼稚或低能，这种手段已经不起作用了。一个政府和一个政党拥有配得上自己的人民。而迟早，人民会有配得上自己的政府。

某些地区的具体经验证实了这些观点。开会时遇到难题，战士有时会用惯用语“只要我们……”。这种一厢情愿式的走捷径方法常常会取得胜利，但其中包含的不假思索、简单化的学说混合、非理性的构想已经达到危险的顶点。每当我们看到一个战士这样放弃责任时，对他说“你错了”是不够的。必须让他负起责任来，要求他把推论说清楚，让他明白“只要我们……”这种话的本质通常是残酷非人的，并且归根结底，是毫无效果的。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战士，谁也不会独占真理。在地方上，追求真理是一项集体事业。有些人拥有更丰富的经验，能更快地确定他们的想法，在过去曾建立更多的精神联系。但他们应该避免剥夺人民的发言权，因为被采纳的决定能否成功，取决于全体人民协调和自觉地参与，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所有人都可能受拷打，被杀害；而在国家独立之后，所有人都可能挨饿，经历萧条。集体战斗以基层的集体责任和上层的集体责任为前提。是的，我们要让所有人都参与到共同解放的战斗中来。没有干净的手，没有无辜者，没有旁观者。所有人都在我们土地的沼泽中，在我们头脑的可怕空洞中弄脏双手。所有旁观者都是胆小鬼或叛徒。

领导层的责任是使群众与他们站在一起。然而，这种拥护意味着使群众对自己要完成的使命有所领悟和理解，简而言之，是一种堪堪处于萌芽状态的理智化行动。我们不应该迷惑群众，任其挣扎在感情与混乱之中。只有由人民中涌现出的革命精英领导的不发达国家，今天才能使人民走上历史舞台。但我们再一次强调，必须毅然决然地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特权阶级的出现。使群众政治化，就是使每个公民都意识到国家的整体现实，就是把国家的经验变成每个公民的经验。正如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28]在写给第二届非洲作家大会的贺函中所言：“在思想领域，人可以自称是世界的大脑，但从一切行动都会影响肉体和精神存在的具体生活层面来看，世界始终是人的大脑。因为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汇集了能力和思考单位的总和、发展和改进的动态力量；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各种能量融合，最终体现了人类全部的智力价值。”个人的经验也是国家的经验，是国家存在的一环，因此这不再是个人的、局限的、狭隘的经验，而是能通往国家和世界的真理。正如在斗争阶段，每个战士都紧握国家不放一样，在国家建设阶段，每个公民也应该继续在每天的具体活动中参与国家的整体建设，继续体现国家辩证的真理，继续期望全人类在此时此地的胜利。如果造一座桥，无法增进造桥者的觉悟，那不如不造这座桥，让公民继续游泳或乘船过河。桥不应该是从天而降的，不应该由一名突然出现的“救星”强安在社会景观之中，相反，桥应该出自公民自身的力量与智慧。当然，他们也许需要工程师和建筑师的帮助，这些人有时全是外国人，但当地政党负责人必须到场，确保技术钻进公民枯涸的头脑，确保他们掌握了桥的细节和整体，甚至能够设计和建造一座新桥。公民必须拥有这座桥。只有这样，未来才有一切可能。

一个政府倘若宣称自己是全国性的，就应该负责全国的协调统一。在不发达国家，青年是重中之重。必须提升青年的觉悟，启发他们。国家军队就是由这些青年组成的。如果我们能对青年解释清楚，如果国家青年联盟能够完成把青年纳入国家的任务，我们就可以避免那些拉丁美洲共和国犯过的错。那些错误以国家前途为赌注，甚至在国家的未来之路上埋下了不定时炸弹。军队从来不是战争的学校，而是培养公民责任感的学校，培养政治觉悟的学校。一个成熟国家的士兵不是雇佣兵，而是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的公民。因此，关键在于士兵知道自己是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为一个不管多么有威望的军官服务。我们应当利用平民和军人为国家服务的机会，提升民族意识水平，使国家非部落化，得以统一。在不发达国家，我们努力尽可能迅速地动员所有男女。不发达国家要警惕重男轻女的封建礼教延续下去。女性和男性享有同等地位，不仅仅是宪法条文的规定，也应该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在工厂、学校、集会中。西方国家让军人住在军营里，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必坚持将新兵编入军队。服役可以是在军队里，也可以是在军队外。无论如何，最好是每个体魄强健的公民都能随时编入一个战斗单位，保卫国家和社会的财产。

事关集体利益的大型工程，应该由新兵来完成。这是激发落后地区的活力，使更多公民认识到国家现实的绝佳方法。应当避免军队变成一个自治团体，否则，没有任务而无所事事的军队最终会开始“搞政治”，威胁政权。将军整日空谈，由于不停出入权力机构的会客室，开始梦想搞军事政变。唯一能避免此类情况发生的办法，是使军队政治化，也就是说，使军队国家化。增加民兵数量同样是当务之急。一旦发生战争，国家应该全民战斗或全民工作。不应该有职业兵，职业军官的数量也应该削减到最少。首先是因为军官通常是从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在别的领域可能要有用得多：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工程师要比一个军官更加不可或缺。其次是因为我们要避免等级思想的形成。我们在前文中提到，民族主义的美妙赞歌使群众团结在一起，反抗压迫者，但这首赞歌在独立后不久就消散了。民族主义不是什么政治学说，也不是什么纲领。如果我们要真正避免国家倒退、停滞、断裂，就应该迅速地从民族意识过渡到政治和社会意识。如果没有革命领导制定纲领，没有群众清楚又热情地执行纲领，那么国家就无处可寻。我们要始终把国家的努力置于不发达国家的总体框架中。无论男女，我们的头脑和肌肉应该结成反抗饥饿、黑暗、贫穷的阵线，应该结成初步的意识阵线。群众的工作和他们战胜灾祸的意志——几个世纪以来，正是这些灾祸把群众排除在人类思想史之外——应该与所有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工作和意志连接在一起。第三世界人民感兴趣的，不是关于比利时的博杜安[29]国王结婚或意大利资产阶级丑闻之类的消息。我们想知道的，是阿根廷人或缅甸人在扫盲斗争中取得的经验，或领导人的独裁倾向。这些要素加强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效率倍增。正如我们所见，政府如果真正要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解放人民，就必须有一个纲领。除了经济纲领之外，还要有关于财富分配与社会关系的学说。事实上，必须有一个关于人的概念，一个关于人类未来的概念。任何蛊惑人心的说法，任何与前占领者的共谋，都无法代替纲领。人民起初没有判断力，不久就越来越清醒，强烈要求这样一个纲领。非洲人民、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不同于我们以往的认知，很快就树立起政治觉悟和社会觉悟。但他们往往在国家阶段之前就实现了社会觉悟，这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问题。我们发现，不发达国家对社会公正的强烈需求，反常地与常处于原始状态的部落制结合在一起。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其行为举止就像挨饿者。这意味着，对那些在非洲吃喝玩乐的人来说，他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我们想说的是，他们的权力不可能无限期延续。资产阶级把民族主义当作唯一的粮食喂给群众，不履行自己的使命，就必然会陷入一系列的不幸遭遇。如果我们不对民族主义的概念加以阐明、丰富和深入，如果民族主义没有迅速转变成政治和社会觉悟，转变成人道主义，民族主义就会走入死胡同。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层把民族意识禁锢在枯燥无味的形式主义中。男性和女性只有投身于大量明确又丰富的任务中，才能赋予民族意识以内容和密度。那时，国旗和国会大厦不再是国家的象征。国家离开这些金碧辉煌、虚假做作的地方，逃到农村，重获生命力与活力。国家的生动表达，就是全体人民行动起来的自觉，是男男女女凝聚在一起的明确实践。集体建构一个命运，就是在历史层面担负起责任。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镇压、部落化的政党、联邦主义，等等。国家政府如果想要真正是国家的，就必须由人民来统治，为了人民统治，由穷苦大众统治，为了穷苦大众统治。无论多么杰出的领导人，都不能代替人民的意志。国家政府应该在操心自己的国际声誉之前，恢复每个公民的尊严，充实他们的头脑，使他们的双眼充满人性的光芒，为有觉悟、有主权的人描画出人道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