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号病例：一个法国姑娘的神经症倾向，她父亲是高级公务员，死于一场伏击

这个21岁的姑娘是个大学生，来找我看焦虑型神经症，尽管症状轻微，但已经影响到她的学业和人际关系。她的手心总是潮湿出汗，有时症状严重到干扰日常生活，汗水“从她手中流出”。胸部有压迫感，伴随着夜间偏头痛。她有啃指甲的习惯。但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与她建立联系十分容易，甚至明显过快，由此可以感受到她内心隐藏的极度不安。根据日期推算，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她对此却相当轻描淡写，我们很快将调查转到她和父亲的关系上。她对我们的讲述十分清楚，完全地坦白，坦白到近乎冷漠，恰恰是这种理性主义，揭示了这个姑娘的精神错乱，及其内心冲突的性质和起因。

“我父亲是个高级公务员。他负责管辖一大片农村地区。自事件爆发以来，他大为光火，愤怒地追捕阿尔及利亚人。有时候，他不吃也不睡，这让他亢奋，进一步投身于对叛乱的镇压。我眼睁睁看着父亲慢慢变成另一副模样，却什么也做不了。最后我决定留在城里，不再回农村看望父亲。事实上，每当我留在家里，我都彻夜难眠，因为叫喊声从下面传到我的房间里，不断折磨着我：在地窖和挪作他用的房间里，有人在拷打阿尔及利亚人，让他们供出情报。你们无法想象，整夜听见这样的叫喊声有多么可怕。有几次我寻思，一个人怎么能忍受这些，我不是说拷打，仅仅是说听着那种痛苦的叫喊声。这种情况持续着。最后我干脆不回家了。我父亲很少来城里看我，少有的那几次，我都没法正面看他，因为我感到无比的不安和害怕。拥抱父亲这个动作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为我在农村住了很久，我认识那的几乎所有人家。那些和我同龄的阿尔及利亚青年，我们小时候还一起玩耍。每次我回家，父亲总会告诉我他最近逮捕了哪些人。最后，我不敢上街了，因为我可以肯定，到处都会看到仇恨的目光。在心底，我认为阿尔及利亚人是对的。如果我是阿尔及利亚人，我也会加入游击队。”

然而有一天，她收到一封电报，通知她父亲受了重伤。她赶去医院，发现父亲已经昏迷不醒。不久后，他就去世了。她父亲是和一队军人执行侦察任务时受的伤：巡逻队中了阿尔及利亚民族军的埋伏。

她说：“葬礼让我恶心。所有来给我父亲吊唁的军官，那些说我父亲的‘高尚品格征服了当地居民’的人，都让我恶心。所有人都知道那是假话。谁不知道我父亲指挥整个地区的审讯中心？他们知道因严刑拷打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每天1（）人，却在这满嘴谎言，说什么忠诚、忘我、爱国，等等。我要承认，这些话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至少没有多大价值了。葬礼以后，我马上回到城里，避开所有当局的联系。他们提出要给我抚恤金，我拒绝了。我不想要他们的钱。这是我父亲流血丧命的补偿。我不想要。我会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