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号病例：一个折磨自己妻子和孩子的欧洲警探

R，30岁，自己主动来找我们看病。他是个警探，几个星期前就察觉自己“出了毛病”。他已婚，有三个孩子。他烟抽得很凶，每天要抽五包。他胃口不好，睡觉经常做噩梦。这些噩梦没有什么具体特征。让他备受困扰的，是他自己称之为“疯病发作”的状态。首先，他不喜欢被人顶撞：“医生，您给我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我一碰到反对我的人，就想揍他。甚至在工作之外，谁挡了我的路，我就想揍谁。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喏，例如我去报刊亭买报，人很多，那肯定要排队。我伸手去拿我想要的报纸（报刊亭老板是我哥们）。队伍里有人用略带挑衅的语气说：‘别插队。’好了，我就想揍他了。我在心里想：‘小老头，你要是落在我手里，只要几个小时，你就不会这么想要装大佬了。’”他不喜欢噪音。在家里，他想揍所有人，随时都想揍人。实际上，他打自己的孩子，甚至连只有20个月大的孩子也照揍不误，而且下手相当粗暴。

但最让他惊恐的是，有天晚上，他妻子语气很冲地批评他打孩子打得太过分了（甚至对他说：“我发誓，你已经疯了……”），他就扑过去打了她，把她绑在一张椅子上，对她说：“我要你永远都忘不了，我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幸好孩子们开始大哭大叫。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过分，就给妻子松了绑，决定第二天去看一个“专治神经”的医生。他明确指出“以前（他）不是这样的”，他很少体罚孩子，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妻子吵架。这些现象是在那些“事件”之后出现的。他说：“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干步兵干的活。比如上周，我们就像是部队里的士兵一样执行任务。这些政府里的老爷说阿尔及利亚没有战争，武装力量，也就是说警察，应该维持秩序。可阿尔及利亚有战争，等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我最受不了的是严刑逼供。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有几次我一连拷问了十个小时……”

“您对严刑逼供有什么感觉？”

“感觉就是累啊……确实大家可以轮换，但问题在于什么时候轮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马上能获得情报了，特别提防把煮熟的鸭子拱手让给别人，让别人捡了便宜。于是，我们放手……或不放手……

“有时候，我们甚至会用金钱诱惑受审的家伙，用我们自己的钱诱惑他开口招供。其实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你能否让这个家伙开口？这涉及个人成就问题；大家都在竞争……最后大家打人打得筋疲力尽。于是我们就用那帮‘塞内加尔人’。可他们要么打得太凶，不到半个小时就把人打坏了；要么打得太轻，没什么效果。要让审讯成功，就要动用智慧。要知道什么时候紧逼，什么时候放松。这是个直觉问题。当那家伙差不多了，就不用继续拷打。这也是为何这工作我们必须自己来做：能够更好地观察进展。我反对找别人来打，而自己只是每个小时进来看看进度。特别要注意，不能给人留下没办法从你们手里活着出去的印象。他会想，横竖都是一死，那何必还要开口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可能从他嘴里再榨出什么东西了。应当让他抱有希望：希望能让他开口。

“最让我烦心的是我打妻子的事。这当中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医生，必须给我好好治一治。”

他的部门不允许他休息，况且，病人也不想要精神科医生开的证明，于是他的治疗是在“全职”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能轻易猜到这种治疗方法的弱点。此人完全知道，自己所有的精神错乱问题都是由审讯室里开展的活动直接导致的，尽管如此，他还试图把责任完全推到“事件”头上。由于他不考虑（这没有意义）停止拷问（否则就必须辞职），他直截了当地要我帮助他，让他能够心平气和地拷问那些阿尔及利亚爱国分子，而不会遭受良心的谴责，也不会产生行为的紊乱。[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