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号病例：一名抑郁的欧洲警察，在医院碰到被他加害而患木僵症的阿尔及利亚爱国分子
A，28岁，已婚，无子女。我们得知他和他的妻子为了要孩子，已经看了好几年的病，却始终未奏效。他的上级介绍他到我们这来治疗行为紊乱。
初步接触的情况还不错。病人主动和我们谈起了他的困难，说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岳父母关系融洽。他和同事相处和睦，受到上司的器重。他的烦恼是每到夜里都会听到叫喊声，让他无法入眠。他告诉我们，事实上，最近几个星期，他都会在睡前把百叶窗关上，甚至塞好窗户的缝隙（当时是夏天），他的妻子被热得透不过气来，对他怨气冲天。此外，他还用棉花塞住耳朵，来减轻叫喊声的刺耳度。为了让自己听不到这些夜间的叫喊声，有时候他还会在半夜打开收音机，或播放音乐。后来，A向我们详尽讲述了他的悲剧。
几个月前，他被编入一个反民族解放阵线的特警队。起初，他只负责监视几座大楼或咖啡馆。但几周后，他几乎总是在警察局上班，也因此开始参与审讯工作。这种工作从来少不了“推搡拉扯”，“因为他们什么也不肯承认”。
他解释说：“有几次我们真想对他们说，可怜可怜我们吧，直接开口说话，别逼得我们花好几个小时，逐字逐句地从他们嘴里掏情报。可他们就是不听。无论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都回答‘我不知道’。甚至问他们的名字，他们也这么回答。我们问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回答‘我不知道’。所以当然……我们不得不动手，可他们叫得太厉害了。一开始我觉得好笑，后来我就开始心神不定。今天，只要听到叫喊声，我就可以告诉您，那人因为什么叫喊，审讯进行到了什么阶段。在耳后挨两拳和一记警棍的小伙会用某种方式说话、叫喊，嚷嚷着他是无辜的。把手捆在一起被吊了两个小时以后，会变成另一种声音。水刑过后，又是另外一种。以此类推。但是电刑以后，人往往就扛不住了。我们可以说，这家伙随时可能会死。当然也有不吭声的人：那都是硬汉。但他们以为我们会立马杀了他们。可我们对杀了他们不感兴趣。我们需要的是情报。对付这些人，我们会先想办法让他们叫出声来，这是早晚的事。一旦他叫出声来，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一种胜利了。然后我们继续。要注意，其实我们也不想这么干，可他们让我们别无选择。现在，我在自己家里竟然也听到那些叫喊声了。尤其是那些死在警察局里的人的叫喊声。医生，我对这活儿厌烦透顶。如果您把我治好了，我就要求调回法国去。如果他们拒绝，我就辞职。”
面对这种情况，我开了一张病假条。由于病人拒绝住院，我以私人名义为他治疗。一天，快到诊疗时间的时候，我被医院召回去急诊。A到了以后，我妻子请他在家里等我，但他说宁可到医院转一圈，在那和我碰头。几分钟后，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他。他靠在一棵树上，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浑身发颤，满头大汗，显然是恐慌症发作了。我让他上车，把他带回我家。他一躺到沙发上就告诉我，他在医院里碰到了我的一个病人，此人在警察局受过审讯（那是个阿尔及利亚爱国分子），正在医院因“木僵型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接受治疗。于是我知道，这个警察有份参与对那个病人的严刑拷打。我给他服用了几片镇静剂，缓和他的焦虑……他走后，我回到住院部，想找到那个爱国分子。医护人员一无所觉，病人却不见了。最后我们在一间盥洗室找到他，他正企图自杀（病人也认出了那个警察，以为警察是来把他带回警察局的）。
后来，A又来我这看了好几次，病情明显好转之后，便以健康为理由调回国去了。至于那个阿尔及利亚爱国分子，医务人员花了很长时间说服他，那只是个幻觉，警察不能到医院来抓人，他只是太累了，他就是来治这个病的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