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号病例：在激情杀害一个女人后患人格解体障碍的重度焦虑精神病

Dj过去是大学生，19岁加入民族解放阵线。他到中心时，已经患病几个月了。他的表现很有特点：极度虚弱，嘴唇干燥，手心总是潮湿，不断叹气导致胸口起伏，顽固失眠。自从精神错乱开始，他曾两次企图自杀。谈话时会出现幻听现象。有时目光盯住空气中的某个点，停留一段时间，与此同时，面部表情生动，给观察者一种他在看戏的印象。他的思想不连贯，出现了一些在精神病学上被称为中断的现象：一个手势或一句话毫无原因突然中断。但有一件事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病人在谈话中说他在流血，说他动脉里的血都流空了，心脏也数度停止跳动。他请求我们为他止血，不让人闯进医院来“放他的血”。有时他说不出话，便要一支铅笔，写道：“我说不出话了，我的整个人生都完了。”他所患的人格解体障碍，让我们相信他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

在谈话中，病人好几次说起一个女人会在夜里来迫害他。之前我们就知道，他的母亲过世了，他很爱他的母亲，什么都无法抚慰他的丧母之痛（说到这里，他音量骤减，并且流了一些眼泪），我就把调查引向母亲的形象。我要他描述一下这个对他纠缠不休，甚至迫害他的女人。他宣称那不是个陌生人，他十分熟悉她，因为杀了她的人正是他自己。问题就此出现：我们面对的，是否为一个在母亲去世后无意识地产生罪恶感情结的人？就像弗洛伊德在《哀悼与抑郁》（Deuil et mélancolie）这篇论文中所描述的那样。既然病人说他十分熟悉这个女人，也是他杀死了这个女人，我们就要求病人具体展开来说一说。于是，我们知道了下面的故事。

“我从念大学的城市上山加入游击队。几个月后我收到家里的消息。母亲被一个法国士兵用枪口顶着杀害了，我的两个姐妹被带去军营。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们怎么样了。母亲的去世使我大为震动。我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我是家里仅剩的男人，而我唯一的志向，是有朝一日能做出一些成就，让母亲和两个姐妹过上好日子。一天，我们进入一个殖民者的产业，那儿的经理是活跃的殖民主义者，已经杀害了两个阿尔及利亚平民。我们摸黑找到他家，可他不在。家里只有他的妻子。她看到我们，就开始乞求我们别杀她，说：‘我知道你们是来找我丈夫的，可他不在家……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让他不要掺和政治。’我们决定等她丈夫回家。可我看着这个女人，就想到了我母亲。她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似乎在分心想事情。我心想，为什么我们不杀了她。就在这时，她发现我在看她。她扑到我脚下，高声说：‘我请求你们……别杀我……我还有孩子。’过了一会儿，她死了。我用刀杀了她。长官卸了我的武器，下令出发。几天以后，我被分区首长审讯。我以为自己会被处决，但我不在乎。[3]接着我开始在饭后呕吐，睡不好觉。再后来，这个女人每晚来向我要血债。可我母亲的血债又上哪要去？”

每当夜幕降临，病人一躺下，房间里就“挤满了女人”，都是同一个模样，那是同一个女人的不同分身。她们的肚子上都有一个破开的大洞。她们失血、苍白，瘦得可怕。这些女人纠缠着这个年轻的病人，要他血债血偿。这时，房间里响起流水声，声音越来越大，让人联想起瀑布的轰鸣声，年轻的病人看到房间的地板浸在血泊中，那是他的血，与此同时，那些女人的脸色变得越来越红润，她们的伤口也开始愈合。病人浑身冒汗，在极度恐慌中醒来，辗转直到天亮。

年轻的病人经过几个星期的治疗，梦样（噩梦）现象几乎完全消失，然而他的人格中还有一个巨大的缺陷。每当他想起母亲，这个被开了膛的女人就会一秒不差地同时出现。虽然这么说不太科学，但我们还是认为，只有时间能最终改善这个年轻人的人格解体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