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文化
仅仅谱写一首革命战歌来参加非洲革命是不够的，必须与人民一起革命。和人民在一起，赞歌就会自然而然出现。
要使行动真实，自己就必须是非洲及其思想的活跃成分，必须成为所有为了非洲的解放、进步和幸福而被动员起来的人民力量的一分子。在这场唯一的战斗之外，没有别的位置留给艺术家或知识分子，他们必须与人民一起，被完全动员起来，投身到这场解放非洲与受苦者的伟大战斗中来。
——塞古·杜尔[1]
每一代人都必须在相对的昏暗中发现自己的使命，要么完成使命，要么背叛使命。在不发达国家，先辈曾抵制殖民主义的不断腐蚀，同时为当前斗争的成熟做准备。既然我们现在处于战斗的中心，就必须改掉一些老习惯，例如刻意贬低父辈行动的重要性，或佯装不理解他们为何沉默或消极。尽管他们的斗争没有在国际舞台上引起反响，但他们曾挥舞当时自己拥有的武器，竭尽全力战斗。必须从完全不同的国际形势来理解个中原因，而不是一味指责他们缺乏英雄气概。正因为不止一个被殖民者说“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不止一个部落起来反抗，不止一场农民起义被平抑，不止一场示威活动被镇压，我们今天才能带着对胜利的信念，坚持抵抗。
我们决心毁掉殖民主义的前路，我们的历史使命是组织一切反抗、一切绝望的行动、一切以流血告终的尝试。
我们在这一章要分析的问题至关重要：民族诉求的正当性。必须承认的是，政党动员人民，却几乎不关心正当性问题。政党从现实出发，以现实的名义，以影响所有男女当下和未来的现实的名义，号召人民行动起来。政党用动人的语言大谈民族，但它真正的目的，是让人民听完它的演说后意识到，即便人民仅仅想要生存，也必须参加战斗。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在民族斗争的第一阶段，殖民主义试图通过经济主义[2]来安抚民族诉求。人民一开始提出诉求，殖民主义就做出一副谦逊的样子，装模作样表示理解，承认殖民地处于严重不发达状态，需要大量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有时，殖民主义会采用某些引人注目的措施，例如在各处为失业人员开放一些工地，使民族意识的凝结延迟好几年。但殖民主义迟早会发现，它不可能实现一个社会经济改革计划，来满足被殖民群众的渴望。甚至在填饱肚子方面，殖民主义也证实了自身的天生无能。殖民国家很快意识到，想要在纯粹的经济领域解除民族政党的武装，无异于在殖民地做它不愿意在自己国家做的事。今天，卡地亚主义[3]学说的盛行并非偶然。
醒悟了的卡地亚不无苦涩地看到，法国固执地抓住那些它必须养活的人不放，而与此同时，那么多法国人却生活拮据，这充分说明，殖民主义是不可能转型为大公无私的援助计划的。因此我们再一次呼吁，不要浪费时间，说一些宁可站着挨饿也不要跪着乞讨的空话。相反，我们应该坚信，殖民主义给被殖民的人民带来的物质条件，不可能让他们遗忘自身的尊严问题。一旦殖民主义明白它的社会改革策略会将自己带向何方时，它就会恢复过去的反应：加强警力，急调军队，建立一个更符合自己利益和心理的恐怖制度。
在政党内部，被殖民的文化人往往与政党并肩而立。这些人要求承认一种民族文化，肯定这种文化存在的意义，这是他们的专属战场。政治家在现实中记录他们的行动，文化人则在历史框架中定位他们的行动。殖民主义理论认为，非洲在前殖民时期处于未开化状态，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对此予以猛烈回击，殖民主义却意兴阑珊。尤其是因为被殖民的青年知识分子提出的观点，宗主国专家大多已经公开发表过，殖民主义更是懒得回应。的确，数十年来，我们常常看到许多欧洲的研究者在整体上为非洲文明、墨西哥文明或秘鲁文明正名。因此，看到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狂热地捍卫民族文化的存在，他们感到惊讶。但谴责这种狂热过于极端的人，却奇特地忘记了他们的心理、他们的自我正舒适地躲在法国文化或德国文化背后，他们的文化久经考验，无人置疑。
我承认，在生活方面，历史上存在过阿兹特克文明[4]的事实，并不会为今天墨西哥农民的饮食制度带来多少改变。我也承认，所有能证明令人惊叹的桑海文明[5]存在的史料，都无法改变今天桑海子民的现状：他们营养不良、目不识丁、天地无依、头脑空空、双目茫然。但我们曾多次强调，这种对前殖民时期民族文化的狂热探寻，使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面前能够后退一步，避免沉沦其中。因为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他们正在迷失自我，而对他们的人民来说，他们已经迷失了，于是这些人满腔愤慨、怒火中烧，努力要找回他们的人民距离殖民时代最远、最古老的活力。
更进一步说，知识分子维持或至少倾向这种狂热和愤怒，也许是暗中期望，在现今的贫困、自我鄙夷、放弃和否认之外，会发现一个十分美好、十分辉煌的时代，使他们面对自己、面对他人时，能够重获尊严。我说了我决定更进一步。由于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无法爱上他们的人民受压迫的当今历史，无法赞叹自己现在的野蛮状态，于是他们无意识地走得更远，去往历史的更深处；不用怀疑，当他们发现过去的历史带给他们的不但不是耻辱，反而是尊严、光荣和隆重时，他们欣喜若狂。对过去民族文化的追寻，不仅能够使自己重获尊严，也不仅能够为未来的民族文化正名，而且在情感心理平衡层面，还能诱发被殖民者产生至关重要的变化。我们也许没能充分指出，殖民主义不满足于将它的法律强加于被统治国家的现在和未来，也不满足于将人民禁锢在它的网中，清除被殖民者头脑中的一切形式和内容。殖民主义通过一种逻辑上的倒错，扭曲、破坏、抹杀被压迫人民的过去。这种贬低殖民化之前历史的举动，在今天具有辩证意义。
殖民地文化的异化是殖民时代的典型特征，当我们仔细思考来龙去脉时，会明白一切并非偶然，殖民统治追求的整体效果就是说服土著，殖民主义要救他们于水火。殖民主义继续有意识地将一个想法灌输进土著的头脑：一旦殖民者离开，他们就会重返野蛮、堕落、兽性。在潜意识方面，殖民主义并不打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温柔亲切的母亲，保护孩子免遭周围邪恶环境的伤害，而打算扮演一个不断阻止罪大恶极的孩子自杀、阻止他发泄凶残本能的母亲角色。殖民主义母亲声称要保护孩子，以免他遭到他自己、他的自我、他的生理学、他的生物学、他的不幸本体论的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提出的诉求并不过分，而是合乎纲领需要的。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将其战斗置于正当性层面，他们想要提供证据，愿意把自己脱得精光，用身体来展示民族的历史，这一举动，使他们注定深入人民的脏腑。
这种深入并不局限于特定民族。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决定与殖民主义的谎言开战，他们把战线扩大到整片大陆。过去的历史受到重视。文化源自过去，要充分挖掘文化的全部光辉，就不能局限于自己的国家。殖民主义从未对非洲进行细分，只是不停声称黑人是野蛮人，这里的黑人不是指安哥拉人或尼日利亚人，指的是全体黑人。对殖民主义而言，这片广袤的大陆是野蛮人的巢穴，迷信和狂热崇拜危害四方，这里注定受人蔑视，受上帝诅咒，这是个吃人肉的地方，是黑人的国度。殖民主义谴责的对象是整片大陆。殖民主义断言，前殖民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人性的黑夜，它指的是整片非洲大陆。被殖民者为了重获尊严，躲避殖民主义的中伤，也陷入了和殖民主义同样的逻辑。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现在他们带头宣称一种文化的存在，却从不具体指出这是安哥拉文化或达荷美文化。他们主张的文化是非洲文化。黑人自被白人统治以来，从未变得如此黑过；黑人决定证明自身文化的存在，证明自己是文化的产物；他们发现历史为他们划定了一个明确的地界，给他们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他们必须证明一种黑人文化的存在。
的确，从始至终，欧洲人应该对这种思想的种族主义化负责，或至少对这种思想的方法论负责，他们始终以白人文化为参考，来对照其他文化，显然，其他文化都是不够格的。殖民主义不认为自己需要浪费时间，去逐个否认不同民族的文化。因此，被殖民者一上来，就以整片大陆的名义进行回应。在非洲，近二十年来的被殖民文学不是民族文学，而是黑人文学。面对白人对人性的侮辱，诸如“黑人性”[6]这样的概念，如果不是逻辑上的，至少也是情感上的反命题。在某些领域，反抗白人蔑视的“黑人性”是唯一能够打破禁忌与不幸的武器。几内亚或肯尼亚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面临统治者的全面排斥和诸说混合的蔑视，因此他们的反应是自我欣赏和自我歌颂。在无条件地肯定欧洲文化之后，是无条件地肯定非洲文化。大体而言，“黑人性”的歌颂者把年老的欧洲和年轻的非洲、令人厌烦的说理和诗歌、令人窒息的逻辑和欢快的本性放在一起对照；一头是呆板、客套、礼仪、怀疑论，另一头是淳朴、活跃、自由，甚至可以说是华丽，但同时还有不负责任。
“黑人性”的歌颂者毫不迟疑地跨越大洲的边界。在美洲，黑人的声音以更大的规模唱起这首赞歌。“黑人世界”即将诞生。加纳的布西亚[7]、塞内加尔的比拉戈·迪奥普[8]、苏丹的昂巴代·巴[9]、芝加哥的圣克莱尔·德雷克[10]都毫不犹豫地确认，彼此之间有共同的联系，能够结成同一力量战线。
这里同样可以提一提阿拉伯世界的例子。我们知道，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都曾遭受殖民统治。在这些地区，殖民主义也曾经不遗余力地把一个想法灌输进土著的头脑，即他们殖民化之前的历史是野蛮的历史。与民族解放斗争一道兴起的，还有名为伊斯兰文化觉醒的文化现象。现代阿拉伯作家热情高涨，用阿拉伯历史中的伟大篇章不断提醒他们的人民，作为对占领者谎言的回击。阿拉伯文学史上的杰出人物被一一记录在册，就像我们歌颂非洲文明一般，他们以同样的激情和活力，挥舞着阿拉伯文明的大旗。阿拉伯领导人试图再现12至14世纪伊斯兰教发展的鼎盛时期。
今天，在政治上，阿拉伯联盟明确了继承过去的遗产，并使之发扬光大的意志。今天，阿拉伯医生和诗人跨越边境互相交流，试图创建一种新的阿拉伯文化、一种新的阿拉伯文明。这些人以阿拉伯文化的名义聚集在一起，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思考。然而在阿拉伯世界，即便在殖民统治下，民族情感也保留了一种在非洲见不到的勃勃生机。因此，在阿拉伯联盟内部，单个成员无法即刻实现与所有成员的情感相通。相反，每个成员都试图歌颂自己民族的成就。非洲世界的特征是彼此不加区分，阿拉伯人摆脱了这一文化现象，但对外并不总是会遗忘自己的共同身份。文化的实际经验不是民族的，而是阿拉伯的。问题不在于确保一种民族文化，也不在于掌控民族运动，而在于面对占领者的整体指责时，担负起一种阿拉伯文化或一种非洲文化。无论是非洲还是阿拉伯世界，殖民地文化人的诉求都混合了各种思想，以整片大陆的名义进行，或者对阿拉伯人来说，以阿拉伯世界的名义进行。
非洲文化人背负的这种历史职责——使自己的诉求种族化，对外更多使用非洲文化而非民族文化的名义——将把他们带入死胡同。以非洲文化协会[11]为例。协会是由一些非洲知识分子创办的，他们希望相互认识，交换各自的经验和研究心得。协会的目的是肯定非洲文化的存在，在特定民族的框架内梳理这种文化，展示每个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这个协会同时还回应了另一个诉求：与欧洲文化协会并肩而立，后者有演变为全球文化协会的危险趋势。说到底，协会之所以作此决定，是想要带着所有武器，带着从非洲大陆母体脏腑中涌现出的文化，出席全球文化会晤。但我们很快就发现，协会无力承担上述诸多任务，而仅限于组织橱窗展览式的活动：向欧洲人表明非洲文化切实存在，对阵自恋又爱炫耀的欧洲人，这也是协会成员的一贯态度。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态度是正常的，因为要反对西方文化人散播的谎言而获得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黑人性”理念的发展，该协会的目标日益降级。非洲文化协会即将变成黑人世界的文化协会，纳入海外黑人侨民，即散居在美洲大陆上的数千万黑人。
在美国、中美洲或拉丁美洲的黑人，的确需要一个赖以为本的文化母体。他们面对的问题与非洲人面对的问题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对他们而言，美洲白人的行事与那些统治非洲的白人的行事几乎没有区别。白人习惯于将所有黑人不分好坏混为一谈。1956年在巴黎召开的非洲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美国黑人本能地和他们的非洲同胞从同样的角度思考问题。非洲文化人在谈及非洲文明时，给予从前的奴隶一个合理的身份。但渐渐地，美国黑人意识到，他们的生存问题与非洲黑人遇到的生存问题并不一致。芝加哥的黑人与尼日利亚人和坦噶尼喀[12]人，只有在相对白人进行自我定义时，才能找到相似之处：他们都是黑人。但最初的对峙过后，主观情感冷却下来，美国黑人意识到，客观问题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美国黑人和白人为了削弱种族歧视而发起的自由乘车运动[13]，在原则和目标方面，与安哥拉人民反对万恶的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几乎毫无关联。因此，在非洲文化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美国黑人就决定创立一个美国黑人文化协会。
由此，在赋予人历史意义的现象中，“黑人性”遇到了自身的第一个局限。黑人文化、非洲黑人文化被分割成块，因为意图表现该文化的人意识到，所有文化首先是民族的，使理查德·赖特[14]和兰斯敦·休斯[15]保持警惕的问题，与桑戈尔或乔莫·肯雅塔可能面临的问题迥然相异。同样，某些阿拉伯国家曾迫不及待地唱响阿拉伯复兴的动人歌曲，它们也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地理位置、地区经济的相互依赖，比它们想要复活的过去更重要。今天，我们看到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一些地中海文化团体有机结合在一起。今天，阿拉伯帝国扩张时期的伟大商路已经不复存在，这些国家屈服于现代压力，屈服于贸易往来的新需要。另一个特殊的原因是某些阿拉伯国家的政体不尽相同，彼此陌生，以至于这些国家间的文化交流都显得毫无意义。
因此，在殖民地国家提出文化问题，有时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模棱两可。殖民主义宣称黑人没有文化、阿拉伯人天生野蛮，这必然会导致对文化现象的颂扬，这些文化现象不是民族层面的，而是大陆层面的，甚至被奇特地种族化了。在非洲，文化人的表达是非洲黑人的表达，或穆斯林阿拉伯人的表达。这种表达不一定指向特定的民族文化。文化越来越脱离现实。文化以炽热的情感为庇护，艰难地为自己开辟一些具体的道路，只有这些道路能使文化变得丰富、一致、浓稠。
尽管从历史层面看，被殖民的知识分子事业受限，但他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政治家的活动，使之正当化。的确，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时具有崇拜或宗教信仰的一面。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态度表明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冒着割断自己与人民之间绑着的最后几根绳索的危险。这种公开宣称存在一种民族文化的信仰，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意愿：想要热切地、绝望地回到不管是什么地方。为了确保自己的解放，躲避白人的文化霸权，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必须回到不知名的根，无论如何，让自己迷失在野蛮的人民中。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要精神错乱了，他们处于可能无法克服的矛盾境地，他们从可能陷入的沼泽中抽身，准备冒着失去身体、失去头脑的危险，不顾一切地接受、承担、证实他们找到的东西。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必须代表所有人回答所有问题。他们不仅仅变成了捍卫者，他们还同意和其他人站在一起，从今往后，他们可以坦然嘲笑自己过去的怯懦。
这种艰难而痛苦的抽身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就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情感心理残缺。那些无岸可靠、无界可入、没有颜色、没有国籍、没有根的人，就像天使一样。同样，我们也不会讶异于听到某些被殖民者声称：“我作为塞内加尔人和法国人……作为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说话。”遇到双重国籍、两种决定的为难时刻，阿拉伯和法国的知识分子、尼日利亚和英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够诚实，就会选择否定其中一种。但最常见的情况是，这些知识分子不想选，也无法选，于是他们拾捡起所有影响过自己的历史决定，使自己完全置于“全球视角”。
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渴望投入西方文化。他们就像被收养的孩子，只有在精神中凝结出保证自身安全的最基本核心时，才会停止探究新家庭的环境。他们努力将欧洲文化吸收为自己的文化，他们不满足于知道拉伯雷或狄德罗，莎士比亚或爱伦·坡，他们集中精力学习，直到能够在思想中与这些人共舞。
夫人并不孤单，
她有一个丈夫，
一个很体面的丈夫，
知道引述拉辛和高乃依，
伏尔泰和卢梭，
老雨果和青年缪塞，
纪德和瓦莱里，
以及其他许多人。[16]
然而，当民族主义政党以民族独立为理由动员人民时，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有时会一脚踢开自己曾经获取、现在却突然使他们感到异化的知识。但嘴上说放弃要比行动上真正放弃简单得多。知识分子已经通过文化融入西方文明，他们与欧洲文明合体，或者说借欧洲文明换体，可当他们出于独特性的考虑，决心接受一种母体文化时，他们发现这种母体文化几乎无法提供足够的杰出人物，用来支撑他们与占领者文明中数不胜数的非凡人物作对比。由西方人书写、为西方人书写的历史，可能会时不时地肯定非洲某些历史时期的价值。但当知识分子站在今天的祖国面前，清醒地、“客观”地观察他们想要化为己用的非洲大陆现实时，他们被眼前的空白、蒙昧和野蛮吓坏了。他们觉得自己必须走出白人文化，必须去别处寻找，无论去哪里寻找，可由于无法找到足以与占领者展示的光辉全景匹敌的文化食粮，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常常要退回激情昂扬的辩护立场，由此产生一种过分敏感的心理状态。这种退回的行动首先来自内部机制和外部相貌的预期理由[17]，特别容易让人联想起一种肌肉反应、一种肌肉收缩。
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决定表达意识正在获得解放这一阶段，上述内容足以说明他们文体风格的由来。这是一种跌跌撞撞、非常形象化的风格，因为形象就像吊桥，能使无意识的能量分散到周围的草地。这是一种强劲的风格，因节奏而跃动，迸发出的生命力贯穿始终。这种风格也是多姿多彩的、黝黑的、洒满阳光的、强烈的。这种风格曾一度使西方人大为震惊，但这种风格绝非如人所言，是一种种族特点。这种风格就像一场肉搏战，知识分子感到必须伤害自己，必须流下真正的鲜血，必须割除身上已经有腐败迹象的部位。这是一场痛苦的、迅速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力量必然取代观念。
如果说，知识分子在诗歌层面达到了不同寻常的高度，那么在生活层面，他们经常走进死胡同。不管人民过去是怎样，现在又是怎样，当知识分子达到与人民水乳交融的顶点时，他们决定重新找回日常的道路，可他们从冒险中找到的只有极为贫乏的老一套。他们强调习俗、传统、衣着打扮的方式，可他们痛苦的寻觅只能让人想起对异国情调毫无新意的追寻。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歌颂土著景观最细微的表现。非洲黑人穿的长袍被神圣化了，巴黎或意大利产的皮鞋被阿拉伯人的传统拖鞋取而代之。统治者的语言突然变得烫舌头。在这一时期，找回他们的人民，有时意味着想成为黑人，不是与众不同的黑人，而是一个真正的黑人，就像白人描述的那样，一个黑人下流坯子。找回他们的人民，就是变成阿拉伯人，变得越土著越好，越认不出来越好，就是斩断自己身上曾经任其长大的翅膀。
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决定清点在殖民世界养成的坏习惯，并抓紧回忆人民的礼貌风度，因为他们相信人民掌握所有真理。这种方法在定居非洲的殖民者队伍中掀起的丑闻，坚定了被殖民者的决心。殖民者曾经在被同化者身上尝到胜利的滋味，现在他们却发现，这些他们以为已经解救了的人正重新融入黑人群体，整个体制都被动摇了。每个被争取过来的被殖民者，每个宣誓效忠的被殖民者，一旦他决定重回老路，那就不仅仅代表殖民事业的失败，也意味着已经完成的工作是无效和缺乏深度的。每个重新退回界内的被殖民者都是对方法和体制的彻底谴责。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在他们挑起的丑闻中，找到了辞别的正当理由和坚持下去的决心。
如果我们想通过被殖民作家的作品，辨别出标志着这种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我们眼前会浮现出三个时期的全貌。在第一阶段，被殖民的知识分子证明他们吸收了占领者的文化。他们的作品与宗主国作家同行的作品逐一对应。作品受到欧洲的影响，可以很容易被归为宗主国文学中的某个特定流派。这是完全同化时期。在被殖民者的文学中，我们能发现帕纳斯派、象征主义派、超现实主义派。
在第二阶段，被殖民者开始动摇，决定回忆过往。这一时期的创作大体符合我们在前文中描述的那种重新投入，但这时的被殖民者并未融入人民，他们与人民仅保持了外部联系，局限于回忆。于是，一些童年时代的旧插曲从记忆深处浮现，根据借用的美学，根据在别的视域下发现的世界观，一些古老的传说被重新阐释。有时候，这种战斗前夕的文学充满幽默和寓意。但这一时期主要是焦虑、不安、死亡、恶心的体验。他们在自我厌弃的同时，已经听到了下面传来的笑声。
最后在第三阶段，所谓的战斗阶段，被殖民者继试图消失在人民当中，和人民一起消失的阶段之后，将使人民震动。他们没有任由人民陷入麻木，而是转变为人民的唤醒者。战斗文学，革命文学，民族文学。在这一阶段，一大批从未想过创作文学作品的男男女女，发现自己处于特殊的境地——在监狱里，在游击队里，在被处决的前夕，他们感到自己必须说一说他们的民族，必须谱写表现人民的乐章，必须担任处于行动中的新现实的发言人。
然而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早晚会意识到，他们不是通过文化来证明自己的民族，而是通过人民反抗占领者势力的战斗。没有任何殖民主义会因为它统治的领土上不存在文化就获得正当性。仅仅靠展示不为人知的文化瑰宝，是不可能使殖民主义感到羞愧的。被殖民的知识分子一心沉浸在文化创作中，没有意识到他们同时也是在借用占领者的技巧和语言。他们以为在这些工具上盖一个所谓民族主义的印章就够了，却奇特地令人联想起异国情调。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经由文化作品回到人民身边，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外国人。有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使用方言，想要表现出自己尽可能靠近人民的意愿，但他们所表达的思想，他们关心的主题，却与祖国人民认知的具体形式并不一致。知识分子关心的文化常常不过是地方主义的库存品。他们想要贴近人民，却只贴近了一个外在可见的表象。这种表象不过是一种隐蔽的、浓厚的、对不断更新的生活的反应。这种客观性近在眼前，且似乎构成了人民的特征，但本质正处于剧烈的革新中，对这些更关键的本质进行并不总是严谨的各种改写，只会得到没有活力且不被承认的结果。文化人没有去追寻这种本质，却放任自己被这些僵化的片段迷惑，这些片段一旦稳定下来，就反而意味着否定、过度和捏造。文化从来就不像习俗那样具有半透明性。文化完全排除一切简单的形式。从本质上而言，文化和习俗相反，习俗始终是一种文化的退化。倘若我们想要贴合传统，想要再现已经被废弃的传统，那就不仅违背了历史，也违背了人民。当人民支持反对无情的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甚至是政治斗争时，传统的意义就改变了。在这一时期，消极的抵抗技术可能会受到强烈谴责。在处于斗争阶段的不发达国家，传统从根本上而言是不稳定的，留有离心力的痕迹。这也是为何知识分子常常会跟不上节奏。投身于斗争的人民对蛊惑人心的煽动越来越具免疫力，如果知识分子过于紧随人民，他们就不过是庸俗的机会主义者，甚至是落伍者。
例如，在造型艺术方面，被殖民的创作者一心要完成民族作品，却只局限于对细节的刻板复制。这些艺术家曾钻研过现代技法，受绘画或当代建筑主要流派的影响，现在却背过身，否定外国文化，追寻真实的民族文化，强调他们认为是民族艺术中的持久性特征。但这些创作者忘了，思考模式、饮食方式、现代信息技术、语言、服饰等都辩证地重组了人民的头脑，持久性特征在殖民时代充当防线，今天却处于完全的激变中。
创作者想要描绘民族的真实，却自相矛盾地走向过去，走向非现实。他们在深沉的意向性中所瞄准的，是思想的残渣、是外在的表象、是残骸死尸、是凝固在时间中的知识。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想要创作出真正的作品，就要知道民族的真实首先就是国家的现实。他们必须深入到知识可能会沸腾的地方去。
在独立前，被殖民的画家对国家全貌无动于衷，他们偏好非形象艺术，更常专攻静物画。独立后，他们一心想要加入人民，才致力于表现民族现实的点点滴滴。但这种表现形式缺乏节奏，是宁静的、不动的，令人想起死亡，而非生命。面对表现得如此逼真的现实，受过教育的人心驰神醉，但我们有权自问：这种表现出来的现实是否真实？这种现实是否已经过时？是否被人民的英雄史诗所质疑、所否定？因为人民已经通过这部史诗，开辟了一条通往历史的道路。
在诗歌方面，我们也可以作出同样的评价。在我们吸收和掌握韵律诗以后，诗歌的达姆鼓[18]节奏就爆发了。这是反叛的诗歌，也是分析性、描述性的诗歌。然而诗人必须明白，与武装起来的人民站在一起，投入理性的、不可逆的战斗，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我们再一次援引德佩斯特的诗[19]：
夫人并不孤单，
她有一个丈夫，
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丈夫，
但坦白说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文化不可能没有让步，
让步血与肉，
让步自己给他人，
让步的价值等同于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
以及一切滋养我们灵魂的东西。
被殖民的诗人一心想要创作民族作品，坚持描写他们的人民，却错过了他们的目标，因为他们在下笔之前，没有做到德佩斯特所说的这种彻底的让步。法国诗人勒内·夏尔[20]十分理解这一点，他提醒我们：“诗歌在主观的强制和客观的选择中出现。诗歌是具有决定性的独特价值的动态集合，与被局势推至首位的某人同时代出现。”[21]
是的，被殖民的诗人的第一要务是明确以人民为创作主题。只有首先意识到自身的异化，我们才能坚定向前。我们从另一头获取了一切。然而，除了用各种迂回手段让我们屈从其领导，用千万种诡计花招吸引我们、引诱我们、囚禁我们，另一头什么也没给我们。在许多层面，获取等同于被捕获。因此，尝试用越来越多的正色声明或断然否认来摆脱这一境地是不够的。在人民不再停留的过去加入他们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刚刚掀起了一场突然转向的运动，一切都要重新思考。我们应该奔赴人民所在的神秘的不平衡之所，因为不用怀疑，在那，人民的灵魂凝聚成形，人民的感知与呼吸熠熠生辉。
几内亚共和国今天的内政部长凯塔·福德巴[22]，在担任非洲芭蕾舞团团长时，没有对几内亚人民呈现在他眼前的现实耍花招。他以革命的视野，重新阐释了国家所有的节奏意象。但他做的不仅于此。在他鲜为人知的诗作中，我们发现诗人不断明确斗争的历史时刻，界定开展行动的场所，以及人民意志凝结成的思想。下面这首凯塔·福德巴的诗，真诚地邀请我们思考、认清战斗的真相。
非洲的黎明
（吉他乐）
黎明时分。小村庄在达姆鼓的伴奏声中跳了整整半宿舞以后，渐渐醒来。衣衫褴褛的牧羊人吹着笛子，把羊群带进山谷。少女们头顶水盆，鱼贯走在通往泉水的蜿蜒小路上。马拉布的院子里，一群孩子齐声吟唱古兰经的诗句。
（吉他乐）
黎明时分。日与夜的交战时刻。夜已筋疲力尽，无以为继，只能慢慢消失。几缕阳光姗姗来迟，腼腆而苍白地挂在天际，预示着白日的胜利。残星缓缓躲到云堆后，云朵的颜色就像盛开的金凤花。
（吉他乐）
黎明时分。在那里，在那紫红色轮廓的辽阔平原深处，一个弯着腰的男人在开垦土地，那是耕种者纳芒（Naman）的身影。他每锄一下，受惊的鸟儿就四散飞起，振翅飞回尼日尔大河的平静河岸。他的灰色棉布裤子被露水打湿，擦过旁边的野草。他汗流浃背，始终弯着腰，不知疲倦地灵巧摆弄着他的锄头；因为他必须在下一场雨来临之前，把种子埋进地里。
（科拉[23]乐）
黎明时分。总是黎明时分。麻雀在树间飞舞，正式宣告白日的到来。在平原潮湿的路上，一个孩子斜背着箭袋，气喘吁吁地朝纳芒跑去。他远远呼喊着：“纳芒哥，村长要你到议事树下去。”
（科拉乐）
这么早收到召见的通知，耕种者吓了一跳，他放下农具，往沐浴在初升太阳微光中的村子走去。长老们已经就座，表情是前所未有的凝重。在他们身边是一个身穿制服的男人，那是行政区的警卫兵。他抽着烟斗，表情淡然。
（科拉乐）
纳芒坐在一张羊皮上。村长的格里奥[24]起身，向参加会议的人传达长老们的决议：“白人派了个警卫员来，要我们村里出一个男人，去他们国家打仗。长老们经过商议，决定派出最能代表我们村的青年，让他在白人的战役中展示我们曼丁戈人[25]一贯特有的勇气。”
（吉他乐）
纳芒就是被指定的人。每天晚上，少女们都会用悦耳的歌声，赞美纳芒威武的身躯和发达的肌肉。纳芒年轻的妻子——温柔的卡迪亚（kadia）——听到这个消息，惊慌失措，突然停止舂米，把臼收在谷仓里，一言不发，走进小屋关上门，哭泣自己的不幸，几乎要晕过去。死神已经夺走了她的第一个丈夫，她无法想象白人要从她身边夺走纳芒，她把未来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人身上。
（吉他乐）
第二天，尽管妻子流着泪抱怨，村里依然响起了庄严的达姆鼓声，宣告战争。纳芒在鼓声的陪伴下，走到村外的小码头，登上一艘平底船，驶向行政区的首府。当晚，少女们没有和往常一样，在广场上跳舞，而是聚在纳芒家门口守夜，她们围着火堆讲故事，直到天明。
（吉他乐）
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关于纳芒的消息传回村里。年轻的卡迪亚十分担心，跑去邻村求助有名的巫师。长老们就这个问题召开了一次简短的秘密会议，但什么消息也没有透露。
（科拉乐）
终于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封纳芒写给卡迪亚的信。卡迪亚担心丈夫的遭遇，连夜艰难步行了几个小时，到达行政区的首府，请一个翻译为她读信。
纳芒说他在北非，身体健康，他还问起粮食收获、打鱼节、跳舞、议事树、村子等的消息。
（巴拉风[26]）
这天夜里，村里的老妇人对年轻的卡迪亚开恩，让她来到最年长者的院子里，旁听她们每晚的夜聊。村长得到消息，也十分高兴，给附近的乞丐施舍了一顿大餐。
（巴拉风）
又过了好几个月，大家重新变得焦虑，因为纳芒又一次音信全无。就在卡迪亚打算再次去找巫师时，她收到了第二封信。纳芒去过科西嘉和意大利，现在在德国，还自豪地说自己获得了勋章。
（巴拉风）
有一次是一张简单的明信片，说纳芒被德国人俘虏，这个消息让村里人都心事重重。长老们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往后，准许纳芒跳杜加舞。杜加舞是马林凯国王跳的舞，每一步都代表马里帝国历史的一个阶段，只有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有资格跳这种神圣的秃鹫舞。看到丈夫与家乡的英雄人物并列，卡迪亚深感欣慰。
（吉他乐）
时光流逝……两年过去了……纳芒还在德国。他再也没有消息传来。
（吉他乐）
一天，村长收到来自达喀尔的消息，说纳芒即将归来。
村子里立刻响起隆隆的达姆鼓声。众人唱歌跳舞，直到黎明。少女们谱唱新曲来迎接他，因为献给他的老歌里，只字未提杜加舞，这支曼丁戈人的著名舞蹈。
（达姆鼓）
但是一个月后，卡迪亚收到了一封不幸的信，来自纳芒的好友穆萨（Moussa）下士：“黎明时分，我们在滨海佳罗伊[27]。我们和达喀尔的白人长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一颗子弹射中了纳芒。他长眠于塞内加尔的土地。”
（吉他乐）
事实上，那是黎明时分。清晨的阳光轻拂海面，把翻滚的细浪染成金色。微风徐徐，棕榈树似乎也为日夜间的这场晨战伤心，把树干微微倾向大海。乌鸦成群结队，呱呱乱叫，向四周宣告那个血染佳罗伊黎明的悲剧……在烧红的天际，正好就在纳芒尸体的上空，一只巨大的秃鹫在高空沉重地盘旋，似乎在说：“纳芒！你不能跳这支以我为名的舞。会有别人来跳的。”
（科拉乐）
我选用这首长诗，是出于其毋庸置疑的教育价值。诗里的信息十分清楚。这是一种明确的、渐进的陈述。理解这首诗不仅是一种智力行为，也是一种政治行为。理解这首诗，就是理解我们扮演的角色，辨别我们的行动，擦亮我们的武器。没有一个被殖民者会无法接收诗中包含的信息。纳芒是欧洲战场的英雄，纳芒不断保证宗主国势力的强大和持久，纳芒在返回故土时，被警察开枪打死了。这样的事发生在1945年的塞提夫，发生在法兰西堡、西贡、达喀尔、拉各斯。所有为保卫法国的自由或英国的文明而战的黑人和阿拉伯人，都在凯塔·福德巴的这首诗中重新浮现。
但是凯塔·福德巴看得更远。在殖民地国家，殖民主义在战场上用完土著之后，再用这些老兵来破坏独立运动。退伍军人协会是殖民地最反民族主义的势力之一。诗人凯塔·福德巴让几内亚共和国的内政部长做好准备，挫败法国殖民主义策划的阴谋。的确，在退伍军人的帮助下，法国特务机关曾密谋摧毁几内亚刚刚获得的独立。
为人民写作的被殖民的作家，在利用过去的时候，目标应该是开创未来、鼓励行动、树立希望。但要确保希望、巩固希望，就必须参与行动，全身心地投入民族斗争。我们可以写作一切主题，但当我们决定写作一个人生命中独一无二之事——打开眼界，照亮家园，让自己和人民站起来——的时候，就必须在力量上紧密合作。
被殖民的文化人不是要对民族文化负责，而是要对整个国家负责，归根结底，文化只是国家的一个方面。被殖民的文化人要操心的，不是选择何种战斗水平，或在哪个领域投入民族斗争。为民族文化而战，首先是为民族解放而战，文化只有通过这种有形的母体才可能存在。文化战斗无法脱离人民的战斗独自发展。例如，所有赤手空拳对抗法国殖民主义的阿尔及利亚男女，都不会与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文化毫无干系。在这些战斗中，在监狱里，在断头台前，在被包围和摧毁的法国军队港哨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文化凝结成形。
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潜入人民的过往，寻找一些一致性因素，来对抗殖民主义的篡改和贬低。我们应该和人民一起，用同样的节奏工作、战斗，以便明确未来，耕耘已经长出茁壮幼苗的土地。民族文化不是民间传说，抽象的民众主义以为可以从民间传说中找到人民的真实。民族文化不是一些纯洁行为的沉淀物，或越来越脱离民众当前现实的东西。民族文化是人民在思想层面所做的全部努力，目的是描述、解释、歌颂人民得以构成和维系的行动。在不发达国家，民族文化应该位于各国解放斗争的中心。那些还在以非洲黑人文化的名义作战、以文化统一的名义多次召开大会的非洲文化人，今天应该意识到，他们的活动其实不过是核对一些文献、比较一堆石棺罢了。
没有塞内加尔民族文化和几内亚民族文化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同样受到法国殖民统治的几内亚和塞内加尔民族命运共同体。如果我们想让塞内加尔的民族文化和几内亚的民族文化变得相似，光靠两国领导人以相近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解放问题、工会问题、经济问题——是不够的。即便如此，也不可能有绝对的一致，因为人民的节奏和领导人的节奏并不总是合拍。
文化不可能完全相同。想搞黑人文化的人却奇妙地忘了黑奴正在消失，而那些制造黑奴的人正目睹自己经济和文化霸权的解体。[28]没有什么黑人文化，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会将创建黑人共和国作为自己的使命。问题在于这些人打算把哪个位置留给他们的人民，打算建立何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对人类未来有何设想。重要的是这些，其他一切不过是不切实际的故弄玄虚。
1959年在罗马聚会的非洲文化人不断讨论统一问题。今天在马达加斯加政府担任部长一职的雅克·拉贝马南雅拉[29]是号召文化统一的最突出人物之一，他以部长身份和他的政府一起，在联合国大会上采取了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立场。如果他忠于自己的话，他应该从政府辞职，揭发那些自称代表马达加斯加民意的人。9万名死去的马达加斯加人，并没有委托拉贝马南雅拉在联合国大会上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诉求。
非洲黑人文化是围绕着人民的斗争变得坚实的，而不是围绕着颂歌、诗句或民间传说。桑戈尔也是非洲文化协会的成员，围绕非洲文化问题与我们并肩工作，但他没有畏首畏尾，他也下令让塞内加尔代表团支持法国有关阿尔及利亚的议题。加入非洲黑人文化，加入非洲文化的统一事业，首先意味着无条件支持人民的解放斗争。如果不具体地为文化的存在创造必要条件，即非洲大陆的解放，那么将非洲文化发扬光大，就不过是个愿望罢了。
我再一次强调，任何演说，任何有关文化的宣言，都不能使我们背弃自己的根本任务：解放祖国领土，时刻为反对新形态殖民主义而斗争，高度警惕对现有成就的相互吹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