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性的伟大和弱点

第二章　自发性的伟大和弱点

对暴力的反省和思考使我们意识到，在民族主义政党干部和群众之间常存在一种差距，一种不同的节奏。在所有的政治组织或工会组织中，群众和干部之间总有一道鸿沟，群众要求立即且全面地改善他们的境况，干部则权衡资方可能制造的困难，选择限制和缩减群众的要求。因此，我们常能观察到，群众对于部抱有根深蒂固的不满。一整天的请愿结束后，干部们庆祝胜利，群众却真真切切地感觉自己被出卖了。请愿示威和工会斗争日渐频繁，促进了群众的政治化。一个有政治经验的工会干部知道，地方冲突不是他自己和资方之间的决定性争论。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研究过他们各自宗主国中政治党派的运作模式，现在正组织类似的机构，以便发动群众，向殖民当局施压。殖民地国家中，民族主义政党以及由知识分子和商人组成的精英阶层是同时代的产物。精英们极为重视此类组织，他们对组织的盲目崇拜，常使对殖民社会的理性研究退居二线。政党的概念是从宗主国进口而来的。这种现代斗争的工具被用来应对多形式、不平衡的现实，一种奴隶制、农奴制、以物易物、手工业和股票交易活动并存的现实。

政党的弱点，不仅仅是在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一个引领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只是机械地加以利用。在组织形态问题上，本应产生一些适应当地现实的创新和改良。不发达地区绝大多数政治党派最大的错误、先天性的缺陷，就是走老路，先找最有政治觉悟的社会群体：城市无产阶级、手工业者、公务员等，但这些人往往只占总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一。

然而，这个无产阶级尽管能够理解政党的宣传，能够阅读它们的文献，但面对为了获得民族解放而不可避免的斗争，无产阶级并未充分准备好回应任何口号。我们多次指出，在殖民地，无产阶级作为被殖民人民的核心，最受殖民体制的宠爱。处于萌芽状态的城市无产阶级相对获得优待。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没什么可失去的，可一旦获胜，就可能赢得一切。在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却可能失去一切。的确，无产阶级正是为了维持殖民机器的正常运转而必不可少、也无法代替的那部分被殖民的人民：电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矿工、码头工人、翻译、护士，等等。这些人构成了民族主义政党最忠实的拥护者，同时，由于他们在殖民体系中占据特权地位，也构成了被殖民的人民中的“资产阶级”部分。

由此，我们明白，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者首先是城市居民：生产主管、工人、知识分子和商人主要住在城市里。他们生活在相对富裕的技术环境中，其思想类型已经带有该环境的诸多烙印。这里，“现代主义”就是王。正是这些人要求反对蒙昧的传统，改良习俗，以此与构成民族底盘的陈旧花岗岩基石公开宣战。

绝大多数民族主义政党对农民群众都十分不信任。事实上，这些群众带给它们的印象是整日暮气沉沉、无所事事。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很快就和殖民者一样，给予农村负面的评价。如果我们试图了解政党为何如此不信任农村群众，就必须考虑这个事实：殖民主义经常有组织地使农村僵化，来加强或巩固其统治。农村群众受马拉布、巫师、部落首领的看管，仍生活在封建时代，这种中世纪结构的全能统治，受到殖民主义的行政长官或军人的精心维护。

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商人们，要在多个领域和这些封建领主竞争：马拉布和巫师阻止病人去看医生；长老会主持审判，使律师无用武之地；本地司法行政官利用手里的政治和管理权力，做买卖或开辟运输线；部落首领借宗教和传统的名义，反对引进新贸易和新产品。

作为新兴阶级，被殖民的大小商人为了发展壮大，必须使这些禁令和障碍消失。封建领主将本地的土著客户群视作保留猎物，或多或少禁止他们购买新产品，这就构成了一个引发双方争夺的市场。

这些封建领袖在西化的民族主义青年和群众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每当精英朝农村群众使劲，部落首领、行会会长和传统的权威人士就会加紧防范，威胁要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些被占领国认可的传统权威人士，不乐意见到精英们尝试渗透进农村发展。他们知道，这些城里人带来的思想，会对封建制度的永久性原则提出异议。因此，他们的敌人不是占领势力，他们与占领势力大体上是和睦共处的；他们的敌人是这些打算瓦解原始社会，并由此从他们的嘴里夺走面包的现代主义者。

西化分子在农民群众身上体验到的情感，让人联想起在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内部体验到的情感。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都表明，农民群众常常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在工业化国家，农民群众通常是最不具备觉悟、最无组织和最无政府主义的。他们表现出的总体特征是：个人主义，不守纪律，贪财好利，容易发怒，也容易气馁。这一切注定了一种客观上的反动行为。

我们看到，民族主义政党模仿西方政党的模式和学说，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没有向农村群众发起宣传。事实上，如果对殖民地社会进行理性分析的话（如果有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被殖民的农民生活在一个结构依旧完整的传统环境中，而在工业化国家，工业化进步已经使这一传统环境产生了裂痕。我们正是在殖民地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内部，发现了一些个人主义行为。农村膨胀的人口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失去土地的农民抛弃农村，变成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étariat），涌向城市，聚集在贫民窟中，试图进入因殖民统治而诞生的港口和城市。大部分农民群众继续生活在一成不变的环境中，多余的人口没有其他资源，只好涌向城市。留在家乡的农民固守传统，在殖民地社会，他们代表了维持团体社会结构的守纪律分子。确实，这种蜷缩在僵化的结构中一成不变的生活，可能会不时导致一些宗教狂热运动或部落战争。但农民群众自发地遵守纪律，维持利他主义。个人在团体面前消失了。

农民不信任城里人。城里人穿得像欧洲人，说欧洲人的话，和欧洲人一起工作，有时住在欧洲人的聚居区里，农民将他们视作抛弃所有民族遗产的变节者。城里人是“叛徒、被收买的人”，他们似乎与占领者和睦相处，并努力在殖民体制框架中获得成功。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农民说，城里人丧失了道德。此处并不涉及农村和城市的典型对立，而是被排除在殖民主义既得利益之外的被殖民者，和设法在殖民剥削中分得一杯羹的被殖民者之间的对立。

这种对立还被殖民主义者用在反对民族主义政党的斗争中。他们发动山里人、内陆人，反对城里人。他们挑动内地反对沿海，他们使部落势力重新活跃，因此，我们看到卡隆吉自封为南开赛国王时[1]，应该像几年前看到加纳酋长大会反对恩克鲁玛时一样[2]，不必大惊小怪。

政党没能在农村安插自己的组织。这些政党不去利用现存的结构，将其注入民族主义或进步主义的内容，却打算在殖民体制的框架内，推翻传统的现实。它们信心满满，要使民族这条大船重新起航，殊不知，殖民体制的锚链依然沉重地落在水中。它们不去拥抱群众，没有运用自己的理论知识为人民服务，却企图根据预设的方案，把群众框起来。一些无名小卒或毛头小伙从首都空降过来，这些由中央机关授权的领导人，打算像指挥企业的基层单位那样，来领导乡镇村落。传统的部落首领被忽视，甚至被刁难。未来的民族历史本应该和谐地将村落的历史、将部落和家族传统冲突的历史写进号召人民的决定性行动中去，但这种唯一的民族现实，却奇特地被肆意践踏为地方小传记。老人在传统社会中备受尊敬，享有毋庸置疑的威望，现在却被当众奚落。占领者当局没有放过利用这些积怨的机会，随时掌握这个可笑的权力机关所做的大小决定。建立在精准情报基础上的警察镇压倾泻而至。空降的领导人、新议会的重要成员统统被捕。

民族主义政党遭受的失败验证了它们的“理论分析”。它们试图招揽农村群众，却往往以失败告终，这加深了它们的不信任，甚至凝结成它们对这部分人民的攻击性。民族解放斗争胜利之后，它们又重蹈覆辙，导致地方分权和自治倾向愈演愈烈。殖民时期的部落主义让位于民族时期的地方主义，演变成制度性的表达，就是联邦主义。

农村群众虽然没有受到民族主义政党多大影响，但无论是推动民族意识的成熟，还是接替民族主义政党的行动，抑或是在极少数情况下，纯粹是取代这些政党的无所作为，他们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民族主义政党的宣传总是能在农民群众内部得到共鸣。在农村，反殖民时代的回忆恍若隔日。妇女依旧在孩子耳边哼唱着彼时伴随战士们抵抗征服的歌谣。村童在十二三岁时，就知道那些参加过最后一次抵抗行动的老人的名字。孩子们在村子里做的梦，不是如城里的孩子一般，获得贵重礼物或通过考试的梦，而是自己化身为这个或那个战士的梦。这些战士壮烈牺牲的故事，今天依然能让人潸然泪下。

当民族主义政党试图把城市中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时候，在农村地区，我们目睹了一些表面上看绝对无法理解的突发状况。例如1947年在马达加斯加爆发的那场著名起义[3]。殖民当局的官方说法：这是一场农民起义。今天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总是要复杂得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型殖民公司扩张势力，夺取了几乎全部的闲置土地。同一时期，我们在讨论将犹太难民、卡比尔人[4]、安的列斯人[5]安置在岛上的可能性。同样还有流言，说南非的白人很快会伙同殖民者占领马达加斯加岛。于是，战后，民族主义候选人纷纷当选。没过多久，马尔加什革新民主运动（MDRM，Mouvement démocratique de la rénovation malgache）的支部遭到镇压。殖民主义为了达到目的，使用了最传统的手段：大批逮捕，在不同部落间宣扬种族主义，扶持流氓无产阶级中的无组织分子建立新的政党。这个所谓的马达加斯加穷人党（PADESM，Parti des déshérités de Madagascar）多次关键性的挑衅，给殖民当局提供了维持秩序的合法理由。然而，预先准备好清除一个党派，这本是一场普通行动，可后来规模却变得宏大起来。农村群众三四年来一直采取守势，现在却突然发现自己面临死亡的威胁，便决定狠狠反抗殖民主义的武力。人民手持捕猎的标枪，更多时候是石块和木棍，投入民族解放的起义大潮。我们知道结果如何。

这些武装起义仅仅代表了农村群众介入民族斗争所使用的手段之一。有时候，城市里的民族主义政党成为警察镇压的目标，农民便接替城市的动乱。消息传到广袤的农村，无限广袤的农村：领袖被捕，机枪扫射，黑人的鲜血洒满城市，小殖民者大肆屠杀阿拉伯人。仇上加仇，激化的仇恨爆发了。邻近的警察局被包围，警察被撕碎，教师被杀害，医生因不在场而幸免于难，等等。平叛部队抵达现场，飞机出动轰炸。起义的大旗由此徐徐展开，古老的战争传统重新出现，女人鼓掌相庆，男人组织起来，在山里占领阵地，游击战开始了。农民自发地到处制造动乱，殖民者害怕了，或陷入战争，或开启和谈。

对于农村群众在民族斗争中这种关键性的闯入，民族主义政党作何反应？我们看到，大部分民族主义政党没有把武装行动的必要性列入宣传。它们并不反对起义持续下去，但满足于完全信任乡下人的自发性。大体上，它们将这一新元素视作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向命运祈求继续天赐横福。它们利用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没有尝试去组织起义。它们没有派干部进驻农村，使农民政治化，启迪他们的觉悟，提高战斗水平。它们希望这些群众趁势而为，运动不要放慢速度。城市的运动没有感染农村的运动。双方依据各自的辩证逻辑向前发展。

即便农村群众已经完全做好准备，民族主义政党依旧没有下达明确指令。它们没有向农村群众提出目标，只希望这场运动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不要被轰炸平息。因此我们发现，即便在这样的时刻，民族主义政党仍旧没有把握机会，把农村群众拉拢过来，使他们政治化，提高他们的斗争水平。民族主义政党对农村保持不信任的立场，这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犯罪。

政治干部躲在城里，或干脆跑去国外，让殖民者明白他们和造反者没有关系。很少见到他们去山里加入人民。例如，在肯尼亚茅茅运动期间，没有任何知名的民族主义者公开宣称自己加入了这场运动，或试图保护这些人。

在国家的不同阶层之间，没有充分的解释，也没有对质。而且，独立发生在农村群众被镇压、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和解之后，因此，这种不理解的程度加深了。对政府提出的结构改革，以及客观上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革新，农民都持保留态度，因为确切地说，当前体制的负责人在殖民时期，就从未向全体人民说明过政党的目标、国家的方针、国际上的问题，等等。

在殖民时期，农民和地方首领不信任民族主义政党；在民族时期，这种不信任变成了敌意。殖民主义的秘密机关没有在独立后解除武装，而是继续维持民众的不满情绪，不断给年轻的政府制造棘手的麻烦。总而言之，政府是在为解放时期的懒惰和对农村人民的持续蔑视付出代价。国家的头脑可能是理智的，甚至是进步的，但其庞大的身躯依旧虚弱、倔强、不愿合作。

于是，我们尝试通过中央集权和牢牢控制人民来摧毁这具身躯。我们常听说，在不发达国家必须要有一定量的专政，这就是理由之一。领导人不信任农村群众。例如，某些政府在民族独立很久之后，依然将内陆视作不安定地区，国家元首和部长只有在军事演习时才会冒险进入。内陆实际上已经被化约为陌生之地。吊诡的是，民族政府对待农村群众的某些行为会让人联想到殖民政权。“我们不太清楚群众会作何反应，”年轻的领导人毫不迟疑地说，“要让国家走出中世纪，就必须用棍子。”可是我们已经观察到，政党在殖民阶段随便无礼地对待农村群众，这种态度只会损害民族团结，加速国家失控。

有时，殖民主义试图分化、瓦解民族主义浪潮。地方上没有扶持酋长和长老来反对城里的“革命者”，而是组织部落和行会成立政党。城市政党开始“代表国家意志”，对殖民体制构成威胁，这时，小集团出现了，各种倾向出现了，基于民族和地方的不同党派出现了。整个部落摇身一变，成了政党，背后是殖民主义者在面授机宜。圆桌会议可以开始了。统一派政党被淹没在数不清的倾向中，部落政党反对中央集权，反对统一，指责统一派政党独裁。

后来，这个策略被国内的反对派利用。占领者在领导过民族斗争的两三个民族主义政党中作出选择。这种选择的路数相当经典：当一个政党获得民族的一致支持，以唯一对话者的姿态出现在占领者面前时，占领者就会耍各种手段，尽可能推迟谈判，利用争取来的时间，减少政党提出的要求，或迫使政党的领导层将其中某些“极端”分子排除在外。

相反，如果没有哪个政党获得压倒性优势，占领者就会优先选择自己认为最“理智的”政党。没有参加谈判的民族主义政党会谴责另外那个政党和占领者之间商谈的协议。从占领者那儿接收权力的政党意识到，竞争对手蛊惑人心、扰乱是非的宣传会对自身造成威胁，便企图摧毁这个对手，判定其为非法政党。受迫害的政党无处可去，只能躲到市郊或乡下。这个政党试图煽动农村群众，反对那些“海边的变节者和首都的腐败分子”。它们找了各种借口：宗教的理由，新上任的国家当局所采取的与传统一刀两断的创新措施。它们利用了农村群众的蒙昧主义倾向。所谓革命的学说，实际上依靠的是农村落后、激情和自发的特征。到处都在窃窃私语，说山里在骚动，农村在不满。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在某个地方，警察向农民开枪，援兵已经上路，体制就要垮了。反对党没有明确的纲领，除了取代执政党之外，没有别的目标，它们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自发却又不甚清晰的农民群众的手中。

有时候，反对派不依靠农村群众，而是依靠进步分子，即年轻国家的工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号召群众抵制劳工的诉求，将其丑化为反传统主义的冒险家手段。从前我们在政党层面上观察到的东西，经过一些必要的修正后，又在工会层面上观察到了。起初，殖民地的工会常常是宗主国工会的地方分支，其口号也是对宗主国口号的回应。

解放斗争进入关键阶段时，一些本土工会干部决定创立全国性工会。本地人大肆抛弃从宗主国进口而来的旧组织形式。这种工会的创立是城市居民对殖民主义施加压力的新方法。我们曾说过，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处于萌芽状态，代表了享有最特殊待遇的那部分人。在斗争中诞生的全国性工会主要在城市活动，其纲领首先是一个政治纲领、一个民族主义纲领。但在独立斗争的关键阶段诞生的全国性工会，实际上是一个合法网罗有觉悟且活跃的民族主义者的组织。

被政党蔑视的农村群众继续被排除在外。当然也会有一个农业劳动者的工会，但这个工会的创立只是为了满足“向殖民主义展现一个统一战线”的表面需求。在宗主国的工会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工会负责人，不懂得如何组织农村群众。他们和农民完全失去联系，首先关心的是如何招揽冶金工人、码头工人、煤气和电力公司的职员，等等。

在殖民阶段，民族主义工会成长为一股惊人的打击力量。在城市里，工会无论何时都能使殖民主义经济停滞，甚至瘫痪。由于欧洲移民通常被安置在城市里，示威行动能对这些人造成莫大的心理压力：断电，停气，没人清理垃圾，商品烂在码头上。

殖民地的城市就像宗主国的海外小岛，深刻地感受到工会活动的影响。以首都为代表的殖民主义堡垒难以忍受这种猛击。但“内地”（农村群众）在此类对决中，依然是局外人。

因此，我们看到，在国家层面，工会的重要性与国内的其他力量相比，有着不成比例的差异。独立后被吸收进工会的工人有种无处使劲的感觉。面对庞大的国家建设任务，他们设定的狭隘目标在达成的那一刻会显得十分不可靠。看到民族资产阶级与权力机关关系密切，工会领导人发现，他们不能再局限于工人问题了。由于工会天生脱离农村群众，指令最远只到市郊，工会便采取越来越政治的立场。工会实际上是政权的候选人。它们千方百计要使资产阶级走投无路：抗议在国家领土上保留外国基地，揭露商业协议的陷阱，反对民族政府的对外政策。现在，“独立的”工人无处使劲。刚刚独立，工会便发现，如果工人公开表达自己的社会诉求，就会得罪其他人。工人其实是体制的受惠者。他们代表了人民中生活最宽裕的那部分人。要求改善工人和码头工生活条件的运动，不仅会不得人心，而且有可能引起农村广大贫困群众的敌意。工会无法组织任何工会运动，只能原地踏步。

这种困境表明，客观上需要一个利于全民的社会纲领。工会突然意识到，内地也应该得到启发和组织。但工会从来没有费过心在它们和农民群众之间设置传送带，而农民恰恰构成了国家唯一自发性的革命力量，由此，工会很快暴露出自身行动的无效性与纲领的不合时代性。

工会领袖一心沉湎于政治—工运中心主义的风潮，几乎是在无意识地筹备政变。即便在这时，内地依旧被排除在外。这是仅限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会工人之间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重拾殖民主义的旧传统，以军队和警察力量进行恫吓；工会则组织集会，动员数万成员。资产阶级和工人，总归都是能填饱肚子的人，农民袖手旁观，因为他们意识到，双方都将自己视作助力。工会、党派或政府不顾道德，不择手段，利用农民，将农民视作迟钝和盲目的力量，或者说，野蛮的力量。

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农村群众会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民族解放斗争，以及未来国家将选择的前景。这种现象对不发达国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在此，我们有必要详细探讨。

我们看到，民族主义政党内部同时存在两种看似矛盾的意志：一是摧毁殖民主义，二是与殖民主义和睦共处。在这些政党内部有时会出现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一批知识分子下大功夫分析殖民地现实和国际形势之后，会开始批评民族主义政党，指责它们意识形态空洞、战术和战略贫乏。他们不断向领导人抛出关键性问题：“什么是民族主义？这个词对你们意味着什么？词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要独立？还有首先你们想如何获得独立？”同时，他们要求严肃认真地讨论方法论问题。他们认为，除了选举，还应该增加“其他办法”。在初步的小规模讨论中，领导人很快就决定从这种激昂中脱身，将其定义为初生牛犊式的一厢情愿。但是这些要求既不是激昂的表达，也不是青春的标记，捍卫这些立场的革命分子很快就被孤立。领导人自恃经验老到，便无情地抛弃这些“冒险家、无政府主义者”。

政党机器抗拒一切革新。领导层一想到自己会被卷入一场不知面貌、力量、方向的风暴，就惶惶不安，坚持革命的少数派发现自己只能孤身奋战。第二个过程与处于领导层或次要领导层的干部有关，他们在过往的活动中曾遭受殖民地警察的迫害。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干部通过不懈的奋斗、牺牲精神和模范的爱国主义，才晋升到党内的领导位置。这些人来自基层，往往是操作工、季节工，有时甚至是失业者。对他们而言，在民族主义政党内活动，并不是为了搞政治，而是选择了从动物状态进入人类状态的唯一方法。这些人受限于党内极端的教条主义，却仍然在受托付的活动范围内，表现出首创精神、无畏勇气和斗争意志，这些品质几乎机械地使他们成为殖民主义镇压势力的目标。他们被逮捕、被拷打、被判刑、被赦免，他们在受监禁期间理清自己的思路，坚定自己的信念。在绝食斗争中，在监狱那公墓般环境下形成的团结一致中，他们将自己的出狱视作掀起武装斗争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在监狱外，四处受袭的殖民主义正主动接近民族主义温和派。

于是，我们目睹了党内的非法主义及合法主义两种倾向分裂的过程。非法派感到自己不受欢迎，人们避而远之。党内合法派向他们伸出援手，但表现得极为小心翼翼，非法派觉得自己已经形同外人。于是，非法派与知识分子接触，几年前，他们就已经暗自欣赏后者的立场。这种接触催生了一个与合法政党并行的秘密政党。但随着合法政党逐渐靠近殖民主义，试图“从内部”改变殖民主义，针对这些不可回收分子的镇压行动也变得频繁。非法分子发现自己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这些人被城市抛弃，起初在市郊组织起来。但警察的搜捕又将他们赶出去，迫使他们最终逃离城市，逃离政治斗争的主舞台。他们逃向农村，逃向山里，逃向农民群众。农民群众从一开始就收容他们，帮他们躲避警察的追捕。民族主义斗士决定不再跟警察在城市里玩捉迷藏，而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农民群众手里，他们绝不吃亏。农民以不容置疑的温柔和强硬，用外套把他们包裹起来。他们原本在城市里确定民族和政治斗争的概念，现在却与城市环境隔绝，成为内地的流放者，实际上变成了游击队员。他们不得不随时转移地方，逃避警察的追捕。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们在夜间行军，但他们借机走遍了祖国，也认识了祖国。他们忘了咖啡馆，忘了讨论下一次选举，忘了某个警察的凶狠。他们耳朵听到的是国家真正的声音，他们眼睛看到的是人民巨大且无穷的困苦。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曾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毫无用处地对殖民体制的批评上。他们终于明白，改变不是一场革命，也不是一种改善。他们的所见所闻给自己带来一种眩晕感，并由此明白，城市的政治风潮永远无法撼动或改变殖民体制。

这些人养成了和农民聊天的习惯。他们发现农村群众在讨论自己的解放问题时，一直使用的字眼有：暴力，从外国人手中夺回土地，“民族斗争”，武装起义。一切都很简单。这些人发现了一个凝聚的人民群体，他们一直处于某种静止不动的状态中，也因此完整保留了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对国家的热爱。他们慷慨大方，准备牺牲，愿意奉献，急不可耐，骄傲如石。我们明白，这些被警察追捕的斗士，那些急切跳脚的群众，两者的反叛本能结合，会爆发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威力。从城里来的人向人民学习，同时为人民开设政治和军事课程。人民磨好武器。事实上，课程没有持续太久，因为群众意识到自己的武力，摩拳擦掌，迫使领导人加快了脚步。武装斗争爆发了。

起义使政党不知所措。它们的学说始终断言，一切武力尝试都将是无效的，甚至政党本身的存在就是在不断谴责一切起义。某些政党私底下和殖民者一样乐观，还庆幸自己置身事外，说这种疯狂终将受到血腥的镇压。但点燃的星火像迅猛发展的传染病一样烧遍全国。装甲车和轰炸机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面对扩大的损失，殖民主义开始思考。甚至在压迫者的内部，也有声音开始提醒民众关注事态的严重性。

至于人民，他们在茅屋和睡梦中回应国家的新节奏。他们在心中不断低声哼唱对光荣战士的赞歌。起义已经席卷全国。现在，轮到那些政党被孤立了。

然而，起义的领导人意识到，他们迟早得把武装起义扩展至城市。这种意识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与民族解放过程中武装斗争的发展逻辑相呼应。尽管农村代表无穷无尽的人民力量，尽管武装起来的农民队伍使局势动荡，但殖民主义并未真正怀疑自身制度的牢固性。殖民主义没有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于是，起义的领导人决定把战争送进敌人的老巢，送进安静又华丽的城市。

在城市里组织起义给领导人提出了难题。我们已经知道，大部分领导人在城市出生或长大，他们逃离原本的环境，是因为受到殖民地警察的追捕，又常为政党内谨慎和理智的干部所不容。他们隐居在农村，既是为了逃避镇压，也是出于对原政治组织的不信任。这些领导人在城市中的天然触角，是政党内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但我们已经看到，城里的领导人胆小怕事，愁眉苦脸，不断思考殖民主义的罪行，而与此同时，隐居在农村的领导人，因为最近的经历，实际上已经和前者分道扬镳。

此外，那些在打游击战的人，对他们的老朋友——那些他们认为是最左的人——的初步试探，验证了他们的担心，使他们打消了重见老友的念头。事实上，起义从农村出发，会经由聚在城市周边的农民进入城市，这些人在殖民体制下尚未找到一根可以啃咬的骨头。农村人口膨胀，再加上土地被殖民者征用，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乡，锲而不舍地围着不同城市打转，期望有一天能被允许进城。在这些群众中，在贫民窟的居民中，在流氓无产阶级的内部，起义将找到用来进入城市的长矛，流氓无产阶级构成了被殖民的人民当中最自发也最激进的革命力量。

在肯尼亚掀起茅茅运动的前几年，英国殖民当局增加了恐吓流氓无产阶级的措施。1950年至1951年间，警察和传教士相互合作，试图找到合适的办法，来应对大量涌入城市的肯尼亚青年。他们来自农村和森林，因为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而偷窃、滥交、酗酒，等等。殖民地的青少年犯罪是流氓无产阶级存在的直接产物。同样，在刚果，从1957年起，当局便采取了一些严厉措施，把那些扰乱社会秩序的“流氓青年”赶回农村。当局开设了一些重新安置营，托付给传教团，当然，是在比利时军队的保护下。

流氓无产阶级的产生是一种遵循自身逻辑的现象，不管是传教士的大量活动，还是中央机构的种种法令，都无法阻止其发展。流氓无产阶级就像一群老鼠，人们用脚踩，用石头砸，他们还是会逃出生天，继续啃食树根。

贫民窟接受对被殖民者所做的生物学裁决，不惜一切代价，入侵敌人的城堡，必要的话，通过最隐秘的通道。构成流氓无产阶级的所有力量，为城市“安全”带来沉重的压力，代表了无可救药的腐化，代表了位于殖民统治中心的坏疽。皮条客、流氓、失业者和小偷小摸者被发动起来，就像坚定的劳动者那样投入解放斗争。这些无所事事的人，这些社会底层的人，通过军事和决定性行动，重新找到国家的道路。面对殖民地社会或统治者的道德标准，他们没有找回自己的尊严。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除非使用手榴弹或手枪，否则他们是不可能闯进城市的。面对自己，面对历史，这些失业者和下等人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妓女也是一样，还有年薪两千法郎的女佣，绝望的妇女，所有那些在疯狂和自杀之间徘徊的男男女女，都将重获尊严，开始行进，坚定地参与到觉醒了的国家大游行中。

民族主义党派无法理解这种加速它们瓦解的新现象，闯入城市的起义改变了斗争的面貌。殖民主义军队原本都投入了农村，现在为了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又匆匆撤回城市。镇压的力量分散了，现在到处都有危险。这使国家的土地、整个殖民地陷入恐慌。农民武装部队目睹军事包围松动。城市的起义出乎意料地为它们输送了氧气。

起义的领导人看到人民积极热情地给殖民主义机器带去决定性的打击，更增加了他们对传统政治的不信任。每次战斗取得胜利，他们的敌视就增加一分，从此以后，他们将其称为夸夸其谈、冗言赘词、“吹牛上天”、劳而无功。他们对“政治”、对蛊惑人心的宣传感到深恶痛绝。这也是为何，在一开始，我们可以发现群众对自发性的崇拜是一场真正的胜利。

在农村频繁出现的农民起义表明，起义在哪里爆发，国家就在哪里，且通常分量坚实。从今往后，每一个武装起来的被殖民者，都是活生生的国家的一部分。这些农民起义使殖民体制陷入危险，逼迫其调动并分散兵力，随时威胁要将其绞杀。农民起义遵循一个简单的法则：使国家存在。没有纲领，没有演说，没有决议，没有倾向。问题很清楚：外国人必须离开。让我们组成一个共同阵线，反抗压迫者，让我们用武装斗争，来加强这一阵线。

只要殖民主义的不安持续下去，民族事业就会继续发展，成为每个人的事业。解放的蓝图已经绘好，关系到整个国家。在这个阶段，自发性是王，主动性已经局部化。每个山头都有一个微型政府发号施令。在山谷和森林中，在雨林和村子里，到处可见国家机关。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行动使国家存在，并致力于使这个国家获得局部性胜利。我们采用的是一种全面的、彻底的即时性战略。每个自发组成的小组，其目的和纲领都是解放当地。如果说到处都是国家，那么国家就在这里。更进一步说，国家只在这里。战术和战略混在一起。政治艺术变成单纯的军事艺术。政治活动家就是战士。打仗和搞政治被视作唯一的事，也是同一件事。

这些贫苦的人民，原本习惯生活在斗争和敌对的狭隘圈子中，即将在庄严的氛围中，着手清洁和净化国家的地方面貌。在一场真正的集体狂喜中，敌对的家族决定抹去一切，忘记一切。和解事件增加。重新提起根深蒂固的怨恨，是为了更确切地消除怨恨。对国家的信仰促成意识的觉醒。国家团结首先是队伍的团结，是宿怨的消失，是疑虑的完全清除。同时，净化也包括几个本地人，这些人因其活动，因其勾结占领者，使国家蒙羞，但是叛徒和卖国贼将受到审判和惩罚。人民在这一持续的进程中制定规则，发现自己在当家做主，也觉得这是完全正当的。从殖民的沉睡中醒来的每个个体，都即将达到沸点。村子里时刻可见真情流露，惊人的宽容，卸下心防的善良，永远坚定不移要为“事业”牺牲的意志，所有这一切都使人联想到慈善团体、教堂、神秘信仰。没有一个本地人会对国家的这种新节奏无动于衷。一些密使被急遣至附近的部落。他们组成了起义的第一个联络体系，把节奏和进展带至尚无动静的地区。一些以顽固闻名的敌对部落高兴地放下武器，热泪盈眶，发誓自己会鼎力相助。在武装斗争中，人们和昔日的仇敌肩并肩站在一起。国家的范围扩大了，每出现一些新设的陷阱，就是在欢迎新部落的登场。每个村庄都发现，自己是革命的绝对代理人和中继站。部落和部落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整个国家的团结首先表现在对敌攻击的增加。每个新组的突击队，每次爆发的新战火，表明每个人都在围捕敌人，迎击敌人。

这种团结在以敌人发动进攻为特征的第二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起义爆发后，殖民兵力重新集结，重新组织，根据起义的性质决定战斗方式。这种进攻对第一阶段那种欣快异常、极乐世界般的气氛提出疑问。敌人发动进攻，定点集中重兵，地方突击队很快被包围。如果地方突击队在初期就倾向于正面对抗的话，则更容易被包围。第一阶段流行的乐观主义，使突击队英勇无畏，甚至失去判断力。他们深信，山头即国家，他们不同意退出战斗，无法忍受边打边撤。他们屡遭失败，脑中疑虑重重。突击队迎战地方上的攻击，仿佛是生死一战。他们表现得仿佛此时此地，国家的命运会就此决定。

但我们知道，作为一种即时主义的学说，这种一厢情愿要立刻和殖民体制算账的急躁注定是行不通的。最日常、最实际的现实主义让位于昨日情感的抒发，让位于永恒的幻象。事实的教训，被机枪收割的尸体，需要我们对事件全局进行重新阐释。简单的生存本能带来一种更灵活多变的态度。这种战术的改变是安哥拉人民解放战争最初几个月的特点。我们记得，1961年3月15日，安哥拉农民两三千人为一队，冲向葡萄牙军的阵地，男女老幼，不管有没有武器，都英勇无畏，狂热亢奋，组成密密麻麻的人阵，一波接一波地冲向殖民者、士兵和葡萄牙国旗的统治区。一些村庄、机场被包围，遭到多次袭击，可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安哥拉人倒在殖民者的机枪扫射下。安哥拉起义的领导人很快意识到，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国家，就得另找办法。因此，几个月来，安哥拉领导人霍尔登·罗伯托[6]参考了不同解放战争的经验后，决定采用游击战术，重新组织安哥拉民族军。

的确，在游击战中，战斗不再是所在之处，而是所去之处。每个战士光着脚，把祖国的每一寸山河卷入战争。民族解放军不再执意和敌人决一死战，而是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有时撤退进森林，看见敌方纵队在山谷中掀起一片尘土时，乐得直跺脚。部落开始行动，部队不断拔营，更换阵地。北方人向西活动，平原地带的人上山。没有哪个战略位置是不可或缺的。敌人自以为在追击我们，可我们总是能包抄到他们后方，在他们以为已经歼灭我们的时候，发起攻击。从此以后，是我们在追击敌人。敌人用尽一切战术和火力，却似乎不知所措，陷入困境。我们欢唱，我们欢唱。

在此期间，起义的领导人明白了，部队需要被启蒙、被教导、被灌输理论，需要组建真正的军队，集中权力。国家的分散表现为全民皆兵，这一点必须重新思考和规划。领导人曾因为厌恶政治的空谈性逃离城市，但现在他们发现，政治可以不用于麻痹和愚弄，政治是加强斗争、使人民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有清晰认知的唯一办法。领导人意识到，农民起义不管多么崇高伟大，也需要加以控制和引导。领导人不能停留在农民起义这种运动模式，而应该将其转型为革命战争。他们发现，斗争成功的前提是，明确的目标、清楚的方法论，尤其需要群众认识到自身斗争动力的短暂性。利用群众心中的怨恨，我们可以坚持三天，必要的时候，坚持三个月，但我们无法就此赢得民族战争，无法击溃敌人的可怕机器，如果我们忘记提高战士的觉悟，就无法真正改造人。不管是壮烈的勇气，还是漂亮的口号，都是不够的。

解放战争的发展，注定会给领导人的信念以决定性一击。果然，敌人改变了战术。除了粗暴的镇压，他们还及时补充了戏剧性的缓和姿态、分裂的阴谋以及“心理战”。敌人利用煽动者，进行我们称之为反颠覆的活动，在多地成功地使部落斗争死灰复燃。殖民主义为了实现目标，雇佣两类当地人。首先是传统的合作者：酋长、司法行政官、巫师。我们之前看到过，农民群众日复一日，过着平静无波、一成不变的生活，继续尊崇宗教首领、世族后裔。部落中的所有人就像一个人一样，遵循传统长老给他指定的道路。殖民主义以金钱地位为饵，使这些群众信任的人为己所用。

殖民主义同样在流氓无产阶级中找到一大群劳力。所有民族解放运动都应该最大程度地关注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总是会响应起义的号召，但如果认为，忽视这个阶级，起义也能壮大，那么这群忍饥挨饿的社会底层人就会投入武装斗争，而这一次，是站在压迫者那一边。压迫者绝不会错失良机，他们挑起黑人间的不和，欣然利用流氓无产阶级的老毛病：无知和头脑不清。如果起义不把这支预备队迅速组织起来，后者就会站在殖民主义部队那边，充当雇佣军。在阿尔及利亚，充当地方保安队和梅萨利主义者[7]的，是流氓无产阶级。在安哥拉，是他们扮演葡萄牙军队开路先锋的角色。在刚果，他们出现在开赛省和加丹加省的地方主义示威运动中，而在利奥波德维尔[8]，刚果的敌人则利用他们组织了一些反卢蒙巴的“自发性”集会。

对手分析起义的势力，越来越仔细地研究由被殖民的人民构成的全部敌人，意识到其中某些阶层的意识形态弱点和精神的不稳定性。对手发现，在严密组织、井然有序的起义先锋队旁边，还有一群人，他们过于习惯缺衣少食、遭受侮辱、不负责任，因此参加起义的决心总是很容易被动摇。对手不惜重金，利用这些人。他们用棍击棒打，惩一儆百，来创造自发性。美元和比利时法郎大量流入刚果。在马达加斯加，反霍瓦人[9]的暴行增加。阿尔及利亚则征募一些新兵——名副其实的人质——来补充法国兵力。毫不夸张地说，起义的领导人正眼睁睁看着国家倾覆。一些部落中，全部青壮组成保安队，配备现代武器，出发作战，入侵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敌对部落。在起义的初期，战斗的一致性曾如此有效，如此伟大，现在开始变质了。民族团结瓦解了，起义处于关键的转折点。群众的政治化由此成为历史的需要。

这种惊人的一厢情愿，打算一下子就使被殖民的人民获得绝对主权；这种盲目的确信，以为大家可以用同样的步调、同样的角度，带走国家的所有碎片；这种缔造希望的力量，已经被历史经验证实是巨大的弱点。只要被殖民者还想象着自己可以没有过渡，就从被殖民状态进入独立国家的自主公民状态，只要他们还沉浸在肌肉可以直接获胜的幻象中，他们在认知的道路上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他们的意识只停留在初级阶段。被殖民者狂热地投入斗争，尤其是武装斗争，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农民一直过着可以说是反殖民主义的生活方式，因此更加狂热地投入起义。一直以来，农民用尽各种手段平衡不同因素，如同魔术师的表演一般令人震惊，由此，面对强压下来的殖民体系，农民保存了相对主观性。他们甚至相信，殖民主义不是真正的胜利者。对进入城市，接触外国人建立的世界，骄傲的农民持保留态度，当殖民地政府的代表靠近时，他们总是会做出后退的动作，这一切都不断表明，农民在以自己的两分法对抗殖民者的两分法。

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保卫自己性命的意志——这是被殖民者面对殖民压迫所作回应的特征，明确代表了投身斗争的充分理由。但我们不会为了使仇恨或种族主义获胜而支持战争，忍受非人的压迫，甚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家破人亡。种族主义、仇恨、憎恶、“复仇的正当愿望”无法支持一场解放战争。这些意识中的闪现将肉体抛向混乱，使肉体陷入几乎病态的谵妄，在那里，他人的脸使我眩晕，我的血召唤着他人的血，我那近乎呆滞的死亡召唤着他人的死亡。起初的这些狂热，倘若只吸收自身的养分，最终还是会退散。的确，殖民势力无休止的暴行会在斗争中导入新的情感因素，给予战士新的仇恨动机，以及要去“打倒殖民者”的新理由。但日复一日，领导人意识到，仇恨不能替代纲领。尽管对手显然总是能想办法增加罪行，但如果没有发生特殊事件，我们不能依靠对手来加深“鸿沟”，把所有人推到起义的这一边。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任何情况下，对手都会试图争取某些团体、某些地区、某些首领的同情。在斗争过程中，殖民者和警察遵从上层的指示。他们的态度发生细微变化，变得“更人性化”了。他们甚至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中，开始使用例如“先生”或“女士”之类的表达。他们变得礼貌和殷勤。具体来说，被殖民者有种印象，好像他们在见证某种变化。

被殖民者拿起武器，不仅仅因为自己饿得要死，还眼睁睁看着他们的社会瓦解，而且因为殖民者把他们看作牲畜，像对待牲畜一样对待他们，因此，被殖民者对这些措施十分敏感。这些心理学的新技巧能平息仇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专家指出殖民主义的伎俩，推进了对各种“情结”的研究：失落情结、好战情结、可殖民化情结。殖民者提升土著的地位，试图用心理学解除他们的武装，当然，这得花点小钱。这些卑劣的手段，这些拿捏得恰到好处的表面弥补，获得了某些立竿见影的效果。被殖民者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他们渴望任何能够赋予自己人性的东西——哪怕是打了折的——甚至到了难以抑制的地步，以至于这样的施舍都能够局部动摇他们。他们的意识是如此脆弱，如此昏暗，一点点火花就能让他们感动。他们的渴望如此强烈，任何不同于先前的光明随时都有可能愚弄他们。此前他们提的要求强烈而全面，似乎要撼动天地，现在这些要求变得收敛而有分寸。若是战斗持续下去——战斗也确实会持续下去——这匹迫不及待要吞噬一切的狼，这阵想要引发真正革命的狂风，届时可能会变得面目全非。被殖民者随时有可能会因为某种微小的让步而卸下武装。

起义的领导人惊恐地发现被殖民者的不稳定性。他们先是无所适从，然后通过新的角度，发现了解释的必要性，以及使意识从困境中彻底解脱出来的必要性。因为战争在继续，敌人组织起来，变得强大，猜出了被殖民者的战略。民族解放斗争不可能一蹴而就。史诗每日都在艰难地撰写，人们忍受的痛苦超过了殖民时期的所有痛苦。在城市里，殖民者似乎改变了。我们的人变得更高兴，“他们受到尊重”。日子一天天过去，参与斗争的被殖民者，本应继续予以支持的人民，他们不应动摇。他们不应该认为目标已经达到。他们不应该在人们向他们说明斗争目标时，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再说一次，必须向人民解释，人民应该了解他们要去哪里，怎么去。战争不是一次性的战役，而是一系列的局部战斗，老实说，不可能一次定胜负。

因此，我们有必要节省兵力，不要将其一股脑全部投入对抗。比起被殖民者的储备，殖民主义的储备在数量上更多，力量上更强。战争在继续。敌人在反抗。大决战不是在今天，也不是在明天。事实上，大决战从第一天就开始了，不会因为对手消失而终止，因为对手会出于种种原因意识到，结束这场斗争，承认被殖民人民的自主权，对他们自己有利。斗争的目标不应该停留在初期的那种未区分的状态。如果对这一点不做防备，那么敌人稍作让步，我们就随时可能听到人民质问，为何还要继续战争？我们习惯了占领者的蔑视，习惯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压迫的坚决意志，以至于任何宽容的姿态，任何善意的表达，都可能令被殖民者惊喜交加。此时，被殖民者想要高声欢唱。这就需要多加解释，使战士们明白，敌人的让步不应该蒙住他们的双眼。这些让步仅仅只是让步，没有触及本质。从被殖民者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断言，如果让步没有触及殖民体系中的本质部分，它就没有触及本质。

占领者在殖民地上粗暴的统治形态完全可以消失。事实上，这种戏剧化的消失不仅能减少占领者的开支，而且有利于防止兵力分散。但这种消失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十分确切地说，以国家命运被更强制地框住为代价。历史上的一些例子能够说服人民：让步这种骗人的把戏，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实施让步政策，给某些国家带来的后果，是更谨慎、更全面的奴役。人民和全体战士应该了解这一历史法则，某些让步实质上就是枷锁。如果没有做好澄清工作，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某些政党领导人如此轻易地和从前的殖民者达成了莫名其妙的和解。被殖民者必须相信，殖民主义对他们没有任何馈赠。被殖民者通过政治或武装斗争取得的成果，并不是出于殖民者的慈悲或善意，而只是说明殖民者已经不可能推迟让步。更进一步说，被殖民者应该知道，这些让步不是殖民主义作出的，而是他们自己作出的。当英国政府决定在肯尼亚议会上多给非洲人几个席位的时候，得是多么厚颜无耻或没有判断力的人，才会说是英国政府作出了让步？难道看不到，这是肯尼亚人民在作出让步吗？被殖民者、被掠夺的人民必须抛弃长久以来已然成为他们特征的心态。迫不得已时，被殖民者可以接受与殖民主义和解，但绝不接受妥协。

所有这些说明，这些连续的意识启发，这种在认知社会历史道路上的行进，只有在一个组织框架内、在一个人民的组织框架内才能实现。这个组织的建立，得益于起义初期来自城市的革命分子，以及随着斗争的逐步发展重返农村的革命分子。正是这个核心构成了起义政治机关的雏形。至于农民，他们在实践经验中积累了知识，展示出领导人民斗争的能力。在处于战备状态的国家和领导人之间，出现了一种相互启发和补充的趋势。传统机构被加强、被深化，有时甚至被完全改造，仲裁所、长老会和村民大会被改造成革命法庭、政治军事委员会。在每个战斗队，每个村庄里，都涌现出一批政委。他们负责在人民遇到不理解的事物时给予解释与启发。由此，政委不再害怕那些如果不解释清楚就会使人民迷失方向的问题了。武装战士异常愤怒地看到，许多土著继续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仿佛山中发生的事与他们无关，仿佛他们不知道关键运动已经开始了。城市风平浪静，日常生活继续，给农民带来一种苦涩的印象：国家中，有一整片人都满足于在场外观看。这一发现引起农民的强烈愤慨，使他们更加蔑视和谴责所有城市居民。政委应该引导他们认识到，双方的立场存在细微差异，某部分国民握有的特殊利益，并不总是和国家利益重合。人民因此明白，民族独立会使多重现实大白天下，这些现实有时是有分歧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在斗争的确切阶段，这样的解释具有决定性作用，能使人民从一揽子毫无区分的民族主义过渡到社会和经济意识。人民在斗争初期采用的是殖民者的原始善恶二元论：白人和黑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发现，有些黑人比白人更白；即便升起国旗，建立独立国家，某些阶层也不会主动放弃它们的特权或利益。人民发现，有些和自己一样的土著没有迷失方向，恰恰相反，他们似乎在利用战争积累他们的物质财富和新生势力。这些土著进行不正当交易，大发战争财，不顾那些始终无条件自我牺牲、把鲜血洒在祖国土地上的人民。用简陋的方法对抗殖民主义战争机器的战士意识到，自己在推翻殖民主义压迫的同时，也间接协助建造了另一个剥削机器。这一发现是令人不快、痛苦、愤慨的。以前很简单，一边是坏人，一边是好人。初期的光明如同田园诗般不真实，现在正被意识涣散的昏暗所取代。人民发现，极不公正的剥削现象，也可能披着一张黑人或阿拉伯人的皮。他们大喊背叛，但我们必须纠正这种呐喊。背叛不是国家层面的，而是社会层面的，要教人们学会喊捉贼。人民在艰难地走向理性认知的道路上，必须抛弃他们对统治者过于简单和程式化的看法。在他们眼前，种族一块块碎裂。他们观察到，自己的周围就有一些殖民者没有参加狂热的犯罪活动，他们不同于以往印象中的殖民者种族。这些人谴责殖民战争，我们此前却不加区分地将他们划入外国人的整体板块。当这类人的典范走到我们一边，变成黑人或阿拉伯人，忍受痛苦、折磨、死亡时，公愤会真正爆发。

这些例子平息了被殖民者对外国移民的普遍仇恨。被殖民者热情地包围这几个人，如同进行一场感情的攀比竞赛，给予他们绝对的信任。宗主国被视作无情和残暴的后母，在那里，许多声音，有时是相当著名的声音，公开发表立场，毫无保留地谴责他们政府的战争政策，建议最终要考虑被殖民者的民族意愿。一些士兵离开殖民军队，另一些明确拒绝为反对人民的自由而战，他们声称支持人民独立和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为此入狱受苦。

殖民者不再是单纯要被打倒的人。比起某些本民族的子孙，殖民者中的一些成员更靠近，无限地更靠近民族主义斗争。种族和种族主义在两层意义上都被超越了。我们不再认为，每个黑人或穆斯林都必定是货真价实的自己人。我们不会只要看到殖民者走近，都立刻抓起自己的枪或大砍刀。意识艰辛地通往部分的、局限的、不稳定的现实。可以想见，这一切是十分困难的。组织如果严密，领导人的思想水平如果高，使人民成熟的任务将变得容易。随着斗争的开展，随着对手伎俩的增加，随着胜利和挫败经验的累积，思想水平的威力得以转化和加强。领导人勇敢地披露错误，利用每次意识的倒退来吸取教训，确保新的进步条件，借此来展示自己的力量和权威。每一次局部的挫败被用在所有村庄、所有组织系统层面进行检讨和学习。每当起义推动人民意识进步，就证明了自身的合理性，表明了自身的成熟性。尽管周围人有时认为，将问题细化会造成危险，导致人民内部出现裂痕，但领导层还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因为这是从民族斗争中得出的原则，是从人类争取解放所进行的普遍斗争中得出的原则。我们看到一种粗暴，以及对细微问题和个案的轻视，这是典型的革命者；但同时也存在另一种粗暴，与第一种粗暴惊人地相似，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者、冒险家、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不立即克服这种纯粹的、完全的粗暴，那么运动必然会在几个星期后失败。

逃避城市的民族主义战士，被领导人那蛊惑人心、改良主义的手法刺伤，对“政治”大失所望，却在具体实践中，发现一种与先前政治完全不同的新型政治。这种政治是写进历史的负责人、领导人的政治，他们用肌肉和大脑引领解放斗争的方向。这种政治是民族的、革命的、社会的。被殖民者现在将认识的这一新现实，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存在。斗争炸毁旧殖民地的现实，揭示未知的层面，带来新的意义，直指这一现实掩盖的矛盾。人民进行斗争，人民依靠斗争呈现和认识新现实，他们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昂首向前，事先对所有的蒙蔽企图、所有的国家颂歌心怀警惕。只有人民使用的暴力、领导层组织和启发的暴力，才能充当群众认清社会现实的钥匙。如果没有这种斗争，没有在实践中获得的这种认知，就只剩下狂欢和喧闹。在上层，是最低限度的再适应，一些改革，一面旗帜；而在下层，是广大未区分的群众，依然生活在“中世纪般的”混沌状态里，无休止地继续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