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非的犯罪冲动到民族解放战争

从北非的犯罪冲动到民族解放战争

我们不应该只是为了自己人民的自由而战。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我们应该首先让自己重新学会身为人的重要性，然后让人民重新学会身为人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回顾历史，回顾人类因他人受苦的历史，推动并实现自己的人民与其他人的相遇。

实际上，战士投身于武装战斗、民族斗争，是为了一天天地测量出人类在殖民压迫下遭受的一切贬损。有时，战士会感到精疲力竭，因为他们背负了使全体人民恢复尊严的任务，他们要把人民从井里、从洞穴中拉上来。战士常常发现，他们不仅要追击敌人，还要追击被殖民者体内凝结的绝望核心。受压迫的时期是痛苦的，可战斗在恢复被压迫者的尊严的同时，发展为一种极其丰富且具有决定性的重组过程。人民在战斗中取得胜利，不仅意味着在权力的较量中获胜，同时也使自己获得了坚实性、连贯性、同质性。因为殖民主义不光使被殖民者的个体人格解体，还在集体层面上使社会结构解体。被殖民的人民发现自己沦为个体的集合，只能从殖民者的存在中寻找自己生存的意义。

人民为获得解放而战斗，根据不同情况会导致两个后果：对于殖民地行政系统、军事占领、经济剥削灌输到人民脑海中的所谓“真理”，或是将其摒弃，或是将其引爆。这些有关人的谎言，贬低甚至完全扭曲了我们当中最有觉悟的人，只有战斗能够真正驱除这些谎言。

在巴黎或艾克斯，在阿尔及尔或巴斯特尔[21]，我们曾经有多少次见到被殖民者在强烈抗议，抗议所谓黑人、阿尔及利亚人、越南人生来懒惰的荒谬说法。然而在殖民体制内，一个卖力干活的农民、一个拒绝休息的黑人，难道不算是纯粹病态的个例吗？被殖民者的懒惰是对殖民机器有意识的破坏；从生物学层面上看，也是一种出色的自我保护机制，无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殖民者对全境的控制。

森林和沼泽是被殖民者的自然同盟，一起抵御外来者深入腹地。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停止论证和肯定黑人是辛勤的劳动者、北非阿拉伯人是出色的开垦者的说法。在殖民体制中，北非阿拉伯人的真理、黑人的真理，就是袖手旁观，一根手指都不要动，不要帮助压迫者，使他们的掠夺变得更加容易。倘若一个被殖民者的政治觉悟尚未成熟，但已下定决心拒绝压迫，那么他的责任就是从字面意义上做最少的行动。这是不合作或起码是最低程度合作的具体表现。

这些用于描述被殖民者和劳动之间关系的意见，同样适用于被殖民者对压迫者法律的遵守、被殖民者对各种赋税的定期缴纳，以及被殖民者与殖民系统的关系。在殖民体制中，感谢、真诚、荣誉都是空话。最近几年，我验证了一个相当典型的事实：只有在民族与国际具备同质性的框架下，荣誉、尊严、信守承诺的美德才会表现出来。既然你们和你们的同类人都被当作狗一样清除，你们只能用尽一切办法来恢复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你们应该尽可能地在施刑者身上加压，使他们不知迷失到何处的理智重回正轨。在过去几年里，我有幸看到战斗中的阿尔及利亚，以非凡的形式展现荣誉感、自我奉献的精神、对生命的热爱、对死亡的蔑视。不，我不是要歌颂战士，而是在阐述一个平凡的事实，一个即便是最狂热的殖民主义者也无法视而不见的事实：在需要保护人民和掩护兄弟战友的时候，阿尔及利亚战士会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战斗和赴死，任何对伊斯兰文化的溯源或死后上天堂的说法，都无法解释这种慷慨献身的行为。这种压迫人的沉默——肉体当然在呐喊——压垮了施刑者。此处，我们又发现了那条极为古老的法则：当民族开始前进，当人类要求并同时肯定自己的无限人性时，无论哪个成员都不可能静止不动、袖手旁观。

在殖民主义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判定的特点中，有关其可怕的犯罪天性的论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1954年之前，法官、警察、律师、记者、法医一致认为，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天性已经成为问题。他们断言，阿尔及利亚人是天生的罪犯。他们提出一种理论，辅以种种科学论据。这种理论在大学里被教授了二十多年。阿尔及利亚的医学生在不知不觉间逐渐接受了这种教育。精英们在适应了殖民主义之后，也适应了关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具有先天缺陷的说法。天生的懒鬼，天生的骗子，天生的小偷，天生的罪犯。

我们打算在此详述这一官方理论，说明其具体内容及科学论据。接着我们会以事实为依据，试图重新阐释该理论。

阿尔及利亚人经常杀人。法官会对你们说，这是事实，五分之四的预审案件都和人身伤害有关。他们信誓旦旦地说，阿尔及利亚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没有轻罪犯人。阿尔及利亚人——此处适用于所有北非人——干违法的事情时，总是会走极端。

阿尔及利亚人野蛮杀人。首先他们喜欢用刀做武器。“熟悉这个国家”的法官就这一主题创建了一套小小的哲学。例如卡比尔人喜欢用手枪或步枪，平原的阿拉伯人则偏爱用刀。有的法官暗自怀疑，阿尔及利亚人生来不见血不罢休。他们会对你们说，阿尔及利亚人需要感受到鲜血的温度，需要沐浴在受害者的血泊中。这些法官、警察、医生严肃地论证穆斯林的灵魂和血的关系。[22]一部分法官甚至说，阿尔及利亚人杀人时，首选和偏爱的方式都是割喉。阿尔及利亚人的野蛮尤其表现为受害者身上数量众多的伤口，有一些伤口是死后造成的，完全没有必要。尸体剖检无可辩驳地验证了此事：伤口几乎都是致命伤，就好像凶手想要把受害者杀死无数遍。

阿尔及利亚人无故杀人。法官和警察面对杀人动机时，常常目瞪口呆：一个动作、一个影射、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由一棵共有的橄榄树引发的口角、一只越界了半亩地的牲畜……这种凶杀案——有时是双重或三重凶杀案——背后的动机、理由追究起来，普通得令人绝望。由此产生一种印象：这个社会团体隐藏了真正的动机。

最后，阿尔及利亚人偷东西时，总是破门盗窃，有时还会引发谋杀，同时，所有案例都涉及对业主的攻击行为。

所有这些围绕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行为展开的观点，看上去已经足够用来尝试建立一种系统学说。

在突尼斯和摩洛哥，有人曾做过类似的观察，尽管意义没有那么深远，但也证实了北非人的犯罪行为越来越成为问题。三十多年来，在阿尔及尔大学精神病学波罗[23]教授的指导下，几个团队明确了这种犯罪行为的表达模式，并对此提出社会学、功能学、解剖学层面上的解释。

我们会在此引用阿尔及尔大学精神病学学派有关这一问题的主要成果。要注意，这些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是精神病学教授主讲课程中的内容。

就这样，从阿尔及尔大学毕业的阿尔及利亚医生都听到而且学会了一种理论：阿尔及利亚人是天生的罪犯。我甚至想起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曾十分严肃地陈述这些学到的理论，还补充说：“虽然难以承认，但这是科学定论。”

北非人是罪犯，他们的捕食者本能众所皆知，他们巨大的攻击性有目共睹。北非人喜欢走极端，因此绝不能完全信任他们。今天是生死与共的朋友，明天就可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无法感知细微的差异，对笛卡尔主义一窍不通，平衡、冷静、节制的概念与他们最内在的秉性相抵触。北非人是粗暴的，从祖上遗传下来的粗暴。他们无法遵守纪律，无法疏导自己的冲动。是的，阿尔及利亚人天生冲动行事。

阿尔及尔学派明确指出，这种冲动是极具攻击性的，而且通常带有杀人倾向。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解释患抑郁症的阿尔及利亚人不合常规的行为。在阿尔及利亚行医的法国精神科医生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通常，他们要预防患抑郁症的病人自杀，患抑郁症的阿尔及利亚人却杀人。抑郁症这种心理意识疾病始终伴随着自我谴责和自我毁灭的倾向，可在阿尔及利亚人身上，却表现为毁灭他人的形态。患抑郁症的阿尔及利亚人不会自杀。他会杀人。波罗教授曾充分研究过这种有杀人倾向的抑郁症，他的学生蒙塞罗（Monserrat）后来在论文中进行了详细阐述。

那么阿尔及尔学派是如何解释这种异常的呢？他们说，首先，自杀是回归自我、是凝视自我、是反省自我。然而阿尔及利亚人抗拒内心生活。北非人没有内心生活。相反，北非人摆脱烦恼的方式是攻击身边的人。他不具备分析意识。既然抑郁症从定义上来说是一种心理意识疾病，那么很显然，阿尔及利亚人只会产生假性抑郁症，因为众所周知，阿尔及利亚人意识不稳定、道德观念薄弱。如果我们参照法国精神病学家提出的两类因果关系，就能完全理解为何阿尔及利亚人无法分析形势、无法组织精神面貌。

首先有关心智能量。阿尔及利亚人是头号低能儿。要了解这一事实，我们必须回到阿尔及尔学派建立的症候学上去。他们提到，土著表现出以下特征：

——缺乏或几乎缺乏情绪易感性；

——轻信且极易受煽动；

——难以动摇的顽固；

——心理幼稚，不如西方儿童有好奇心；

——容易发病和出现心理暗示反应。[24]

阿尔及利亚人感知不到整体。他们提出的问题总是和细节有关，排除一切综合看法。他们是点彩派[25]，紧扣物体不放，迷失在细节中，对思想无动于衷，对概念极为抗拒。语言表达缩减到最低程度。动作总是冲动和挑衅的。阿尔及利亚人无法从整体出发来解释细节，只会把个别因素绝对化，把部分当作整体。因此，当他们遇到小部分刺激，甚至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时——例如一棵无花果树、一个手势、一只误闯进自己地里的绵羊——都会做出全面反应。与生俱来的攻击性，只要最微不足道的借口，就能找到宣泄的途径。这是一种纯粹状态的攻击性。[26]

阿尔及尔学派跳过了描述阶段，直接进入说明阶段。1935年，法语地区精神病学与神经内科医生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波罗医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定义了其理论的科学依据。在讨论巴鲁克（Baruk）有关歇斯底里症的报告时，他指出：“北非土著的高级神经活动和大脑皮层活动发育不良，是一种原始生物，他们那种植物神经和本能性的生命尤其受到间脑的控制。”

为了正确评估波罗教授的这一重大发现，此处必须略作提醒，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大脑的皮质化。间脑是人类大脑最原始的部分之一，人首先是受大脑皮质支配的脊椎动物。

波罗教授认为，北非土著的生活受间脑部分的支配。这等于是在说，就某种意义而言，北非土著是没有大脑皮层的。波罗教授没有回避这个矛盾，他与他的学生，今天在阿尔及尔教授精神病学的苏泰教授（Sutter）合作，于1939年4月在《南方医学和外科》（Sud médical et chirurgical）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原始主义（primitivisme）不是说没有成熟，也不是说在智力心理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停滞。原始主义是一种演化完成的社会条件，以符合逻辑的方式适应于一种不同于我们的生命”。最后，作者提及学说基础本身：“这种原始主义不仅是在特殊教育下产生的一种方式，它还有更深层的基础，我们甚至认为，它的基质存在于结构设计的特殊布局，至少是神经中枢动力分层化上的特殊布局。”正如人们所见，阿尔及利亚人的冲动性，他们杀人的频率和特点，他们永远的犯罪倾向，他们的原始主义，这些都并非偶然。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协调一致的行为，一种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协调一致的生命。阿尔及利亚人没有大脑皮层，或更确切地说，他们像低等脊椎动物那样受间脑控制。大脑皮层即便存在，其作用也是十分微弱的，几乎没有被整合到生存的动力中。因此，这里既不神秘也无悖论。要把一项责任托付给土著，殖民者会迟疑，这不是出于种族主义或家长作风，而单纯是出于对被殖民者在生物学上可能性受限的科学判断。

我们可以请教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卡罗泰尔（Carothers）博士，以他有关非洲的论述作为此番回顾的结论。这位国际专家在一本1954年出版的书中[27]，记录了其观察报告的要点。

卡罗泰尔博士在中非和东非行医，可他的结论却印证了北非学派的观点。这位国际专家认为，“非洲人很少使用他们的额叶。非洲精神病学的所有特点，都可以和极少使用额叶的现象联系起来”[28]。

为了更好地向读者说明，卡罗泰尔博士做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比较。他提出，正常的非洲人就是个“做了额叶切除术的欧洲人”。我们知道，盎格鲁-撒克逊学派一度认为，切除一大部分大脑是某些严重精神病的根本疗法。实施额叶切除术后，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人格异常现象，该疗法被迫停止。在卡罗泰尔博士看来，正常的非洲土著和做了额叶切除术的欧洲人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

卡罗泰尔博士研究了在非洲行医的不同医生的成果，向我们提出一个结论，奠定了关于非洲人的统一概念。他写道：“这些病例资料不涉及欧洲人的类别。它们是在东非、西非、南非的不同地区收集到的，总体而言，每个作者对其他人的研究成果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此，这些成果的基本相似性十分引人注目。”[29]

在结束之前，我们还要指出，卡罗泰尔博士把茅茅运动定义为失望情结的无意识表达，通过大规模的心理调适，可以在科学上避免这种情结再度出现。

因此，不寻常的行为——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频率，犯罪动机的微不足道，争吵打架总是带有高度血腥味和致命性的特质——向观察员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对问题的解释已经变成了教材上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结如下：北非人大脑结构的布局，同时解释了土著的懒惰、其智力和社会层面的无能，及其近乎动物般的冲动。北非人的犯罪冲动是神经系统的某种配置在行为模式上的表现。这是一种在神经学上可以被理解的反应，属于事物的本性，是生物学上被组织起来的“东西”。额叶没有融入大脑活动，这就是懒惰、犯罪、盗窃、强奸、说谎的原因。这个定论来自一位副省长（今天已经是省长）对我说的话：“我们必须用严格和无情的框架，限制住这些盲目遵从自己本性法则的自然人。必须驯服本性，而不是去说服本性。”殖民者在占领地上使用最多的词汇，是教育、训练、制服，还有今天的安抚。

我们之所以转述了那么多殖民主义科学工作者提出的理论，不只是为了表现他们思想的贫瘠和荒谬，更多的是要讨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极为重要的问题。其实，在围绕着革命提出的问题中，在出于政治启蒙和认清真相的目的而组织的话题中，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问题并不是重点。可围绕这一主题所展开的讨论却如此丰富，使我们得以深入并更明确地勾勒出个人和社会解放的概念。在革命实践中，当我们开始在干部和战士面前讨论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问题时；当我们列举革命之前重罪、轻罪、盗窃等案件的平均数量时；当我们解释说一起案件的面貌、犯罪的频率和男人与女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关，而且大家都听明白了时；当我们目睹阿尔及利亚人或北非人生来就是罪犯的概念——这个概念被钉在阿尔及利亚人的意识中，因为毕竟“我们爱发怒，爱打架，是坏蛋……生来如此……”——解体崩溃时，那么，是的，我们可以说，革命进步了。

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必须随时随地阐明、揭露、驱赶自己身上对人的侮辱。我们不应该等待民族产生新的人，不应该等待人在不断的革命变革中不知不觉地转变。没错，这两个过程都很重要，但我们应该为意识的觉醒助一臂之力。革命实践若要具备全面的解放性和无比的丰富性，就不能存在短板。我们感到有一股特殊的力量推动我们必须将事件整体化，着手一切，解决一切，负责一切。意识并不反感走回头路，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原地踏步。这也是为何战斗部队在推进战线时结束一场伏击并不意味着休息，这恰恰是使意识更进一步的良机，因为一切都要齐头并进。

是的，阿尔及利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法官和警察说得有道理。[30]从自恋层面上看，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行为曾被视作男子气概的真正表现，今天，我们必须将这一问题置于殖民历史的层面上重新考虑。例如，我们要指出，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的犯罪行为从根本上而言，不同于阿尔及利亚人在殖民剥削下的犯罪行为。

第二件事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行为主要发生在自己人的圈子里。阿尔及利亚人相互偷窃，相互打架，相互杀人。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人很少攻击法国人，避免与法国人吵架。然而在法国，移民会实施跨社会、跨群体的犯罪行为。

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行为减少了。犯罪主要针对法国人，动机也变得完全不同。一个反常的现象能让我们帮助战士们认清真相：我们发现，自1954年以来，涉及普通法的犯罪行为几乎消失了。不再有争吵，不再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置人于死地。不再因为我妻子的额头或左肩被邻居看到而大发雷霆。民族斗争似乎疏导了所有怒火，把所有的情感活动都民族化了。法国的法官和律师已经发现这一点，但我们必须让战士们也意识到这一点，必须引导他们了解背后的原因。

现在就差解释了。

是否应该说，战争作为最终社会化的攻击性的最佳表达场所，会将与生俱来的杀人行动导向占领者那边？我们常常看到，社会大动荡会降低轻罪及精神错乱发生的频率。这场战争将阿尔及利亚一分为二，把司法和行政管理机器抛给敌方，我们完全可以借此来解释阿尔及利亚人犯罪行为减少的现象。

然而，在已经解放的马格里布[31]国家，那些出现在解放斗争过程中的反常现象，在独立后仍继续维持，且逐渐明朗化。这么看来，殖民环境足够独特，使我们能够重新诠释犯罪行为。这就是我们为战士们所做的。今天，在我们国家，所有人都知道，犯罪行为不是源自阿尔及利亚人的天性，抑或是要归咎于其神经系统的构造。阿尔及利亚战争、民族解放战争，使真正的主角涌现出来。前文中已经提到，在殖民情境中，土著和自己人相处。他们逐渐充当彼此的屏幕。在屏幕后，他们向对方隐藏了真正的民族敌人。在一天16个小时的辛勤工作后，被殖民者累得倒在席子上，一个小孩的哭声透过布帘隔墙传过来，让他无法入眠，仿佛是出于偶然，这是个阿尔及利亚小孩。他去杂货店央求店主赊一点粗面粉或油——他已经在店里欠了几百法郎——却遭到拒绝，他感到一股巨大的仇恨和强烈的杀人欲望席卷了全身，这个杂货店主是阿尔及利亚人。他躲了当地的司法行政长官好几个星期，有一天却还是被对方堵住，要他交“税”，他甚至来不及去恨欧洲人长官，当地长官就站在他面前，激起他的仇恨，这个长官是阿尔及利亚人。

土著每天都会产生杀人的念头：饥肠辘辘，未付房租而被扫地出门，母亲没有奶水，孩子骨瘦如柴，工地关门，失业者像乌鸦一般在工头身边游荡，到了后来，土著甚至把自己的同类视作死敌。如果他光着脚走路，被路上的一块石头擦破了皮，一定是土著把石头放在那儿的。他留着树上的几颗橄榄，准备过几天摘，却在夜里被X的孩子偷吃了。是的，在殖民时期，在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为了一公斤粗面粉，人们可以干出许多事，可以杀好几个人。要理解这些事，必须具备想象力，或记忆力。在集中营，人们为了一块面包互相残杀。我想起一个可怕的场景，那是1944年在奥兰（Oran）的时候，我们在军营门口等着上车，士兵们把几块面包扔给周围的阿尔及利亚小孩，他们疯狂地争夺，仿佛彼此是仇人。兽医要解释这个现象，也许会提起在养鸡场观察到的著名的“啄序”[32]理论。丢给鸡的玉米会导致一场你死我活的竞争。最强壮的鸡吞食所有谷物，另一些不太好斗的鸡则肉眼可见地变瘦。所有殖民地都渐渐变成一个巨大的养鸡场，一个巨大的集中营，在那里，刀是唯一的法律。

在阿尔及利亚，自民族解放战争以来，一切都变了。一个家庭或一个村庄的全部存粮，可以在一个晚上供给路过的一个连。家里唯一的毛驴可以借出去运送伤员。几天之后，主人得知他的牲口死于飞机扫射中，他不会大声咒骂，肆意威胁。他不会质疑牲口的死，反而会不安地询问伤员是否安然无恙。

在殖民体制中，为了一公斤面包和一只微不足道的绵羊……人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殖民时期，人与物质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与历史的关系，都是人与食物的关系。对被殖民者而言，在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受压迫环境中，活着丝毫不是为了体现价值，也不是为了投身于世界协调且丰富的发展。活着就是避免死亡。生存就是维续生命。每一个椰枣都是一场胜利。这种胜利不是劳动的成果，而是感受到生命的延续。因此，偷椰枣，或放任自己的绵羊到邻居家的地里吃草，这不是否定别人的所有权，也不是违反或践踏法律，这是在企图杀人。要理解为何我们说偷窃是企图杀人，而不仅仅是不友善或不法的行为，只需要到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利亚（Kabylie）山区去看一看，那里的男男女女花好几个星期到谷底找土，然后用小筐一点点运上去。他们唯一的念想是越来越萎缩的胃，尽管这胃要的越来越少，还是得满足胃的需求啊。怪谁呢？法国人和警察、军队、坦克一起待在平原。山上只有阿尔及利亚人。上面是上天及其对人死后的抽象承诺，下面是法国人及其对现世的具体承诺：监狱、警棍、行刑。人们注定只能靠自己。我们在这里发现了自我仇恨的核心，这种核心构成了种族隔离社会中根本冲突的特点。

阿尔及利亚人的犯罪，他们的冲动，他们杀人的暴力行为，不是其神经系统构造的结果，也不是他们天性如此，而是殖民情境的直接产物。阿尔及利亚战士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不害怕质疑殖民主义灌输到他们头脑中的信仰，他们明白了每个人都是投射了他人的屏幕，如果一个人扑向另一个人，实际上就意味着他在自杀，这些在革命觉悟中应该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再说一遍，被殖民者战斗的目的是结束殖民统治，但被殖民者还应该注意清除殖民压迫在他们身上安插的一切不真实。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看到的殖民体制中，殖民主义宣扬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占人口少数的欧洲人，也影响了阿尔及利亚人。完全解放是指人格的全方位解放。埋伏或交火，拷打或杀害其兄弟，只会增强被殖民者胜利的决心，唤醒尚未觉悟者，滋养想象力。当整个民族都动起来的时候，新的人类就不是这个民族的后天产物，而是与这个民族共存，与民族共同发展、共同胜利。这个辩证的要求足以解释被殖民者为何对量身打造的殖民化和流于表面的改革持保留态度。独立不是一个要被驱逐的词，而是真正获得解放的男女们生存的必要条件，他们会成为所有物质手段的主人，使社会的彻底变革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