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虐杀戮，镇压反抗

从本质上讲，改土归流是把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权力，由地方上层分子手里收归至以流官为代表的中央王朝手中，这是一种权力的剥夺和转移，极有可能引起权力斗争和社会动荡。再者，鄂尔泰实施改土归流的地区，是民族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较为复杂的地区，地方势力又相连成片且较为强大，更增添了改土归流引发矛盾冲突的可能性。另外，从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具体情况看，乌蒙土府禄万钟、镇雄土府陇庆侯等部分土司势力又外逃四川等地，一部分改流土司相关势力的处理也存在问题。更为直接的是，康熙末期吏治败坏、官员贪腐，雍正皇帝登基后虽然注意对其加以整顿，但在边疆地区仍然积重难返。如昭通镇总兵刘起元、大关厅通判刘镇宝、镇沅府知府刘洪度等，肆意压榨盘剥新改土归流地区各民族，致使一些地区“远近居民皆无生之气，有死之心”^[20]。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鄂尔泰改土归流后，大好形势下其实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反对改土归流的斗争一触即发。

改土归流后，各族的反抗活动始自镇沅府。该府于雍正四年六月废除土知府刀瀚，以原威远厅同知刘洪度署理知府，实施改土归流。因为刘洪度到任后“编粮苛刻”，纵家人“勒索银钱”，雍正六年正月十七日（1728年2月26日），刀如珍率“夷倮” （今傣族、拉祜族）数百人深夜围困知府署，捕杀刘洪度等官役。鄂尔泰闻讯后，派元江协副将张应宗率兵前往镇压。原土知府刀瀚的母亲及刀如珍等受降，事态被平复。

在云南反对改土归流的斗争中，今滇东北的反抗规模较大，冲突和伤亡也较为惊人。反抗始于米贴，以乌蒙、镇雄、东川等地大规模的反抗活动为高。

米贴，即今昭通市永善县。此地原本地头人禄永孝统治。在乌蒙府改土归流时，鄂尔泰已将禄永孝革职查办，监禁起来。雍正六年二月初一日（1728年3月11日），为防止禄永孝的妻子陆氏聚集力量造反，鄂尔泰派郭寿域带兵300名，前往米贴擒拿陆氏。陆氏逃往金沙江对面的四川沙骂一带，联合2000余人反抗。郭寿域中箭身亡，所带300名官兵中有112名被杀。

鄂尔泰闻报后非常震惊，委派鹤丽镇总兵张耀祖、哈元生、孙士魁等，率绿营兵2200余人，加上土兵1000多人，前往围剿。四月初一日（5月9日），张耀祖进抵米贴，鄂尔泰指令清兵对反抗者大加杀戮，共杀害米贴夷众1000余名，陆氏等首领被抓获遇害。至雍正六年五月下旬，米贴的反抗活动基本被平定。(https://www.daowen.com)

数月之后，乌蒙府远在金沙江外的阿驴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清军参将哈元生领兵进驻阿驴，当地土官前来犒军，被哈元生长期留在行营听用。阿驴土官的母亲怀疑哈元生扣留其子，便召集数千人将哈元生所部重重围住。哈元生率部激战两天一夜，才解除围困，双方伤亡也很大。至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729年1月23日），聚众反抗之首被擒获，阿驴之变才最终得以平定。

雍正八年八月，规模浩大的乌蒙等地各族反改土归流活动又在云南爆发。此前，在乌蒙土府改土归流中有功的禄鼎坤，被清廷远调到河南，任归德营参将；名义上委任了官职加以重用，实际上则是调离家乡以防止其造反。八月，禄鼎坤指派他的儿子禄万福回鲁甸处置家产。八月二十六日（10月7日），禄万福聚众起事，攻陷乌蒙府城，杀死东蒙雄威镇总兵刘起元、大关通判刘镇宝等。东川府的禄良珍、禄应爵、禄天锡、禄承鼎等地方势力，以及镇雄州陇氏等，闻讯后也率众响应，滇东北改土归流后建立起来的流官统治被严重颠覆。

面对声势浩大的反抗，鄂尔泰调派云南提督张耀祖亲赴东川、乌蒙一带指挥，调动云南、贵州两省官兵一万三千名，土兵数千人，并请四川调集兵丁六七千人，分三路进攻镇压。经过三个多月的残酷清剿和杀戮，至十二月上旬，各族的反抗活动基本被平息。

改土归流后，鄂尔泰没有认真分析改土归流地区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合理地制定善后政策，在选人用人、官吏考核等方面未加特别重视，这是出现反抗活动的直接原因。更为严重的是，当镇沅、米贴的反抗活动出现后，鄂尔泰没有认真分析原因、及时调整政策和部署、有效预防矛盾冲突的再次发生；反而错误地认为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的苗族、瑶族、彝族、壮族等族虽然强弱不一，但其“暴虐凶顽，若生天性”，天生就是要反抗朝廷的民族，应该加以严厉的惩处。当乌蒙（昭通）等地彝族、苗族大规模的反抗活动导致清军伤亡后，鄂尔泰非常后悔此前在这一地区改土归流时采取了“计取”的和平方式，没有对彝族人民“大加惩创”，才酿成了该地区的反抗活动。因此，他坚决主张对“犷悍横恣”“流毒最久”的乌蒙等地彝族、苗族等族，应该痛加斩杀，以尽根株。他不但奏请雍帝表示愿意辞去云贵广西总督之职，以提督身份“将兵讨贼雪愤”^[21]，而且还在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七日（1730年1月24日）的《奏为钦奉上谕事》^[22]的奏疏中，较明确地提出了对各反抗的少数民族进行严厉处置的办法：在乌蒙府，对于首先挑起反抗活动的“禄酋族姓”，必须尽数杀戮；“逆目恶党”必须完全铲除；就是他们的所有家口，也要全部奖赏给兵丁。即使不便分赏的亲属，也要把他们远远地迁往东北宁古塔一带。对于一部分安置于本地的反抗之人，则要“剁去右手，割去脚筋”。对于在东川府（今会泽县、巧家县）的苗族和彝族，造反的酋长头人务必“严剿穷搜，或诛或遣，不留一孽”。在进剿过程中，对各族建盖于“扼要关隘及深密箐林”的房屋，为防备埋伏，在搜索擒拿反抗之人时，不问房内的具体情况，可采用火攻的方式；而在事后为防止各族重新聚集，也要将这类房屋焚毁。

如此残酷的镇压和杀戮，使反对改土归流的地区各族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乌蒙、镇雄、东川一带，据鄂尔泰的奏报，“逆首逆党及附从凶倮”前后临阵杀伤并滚崖投江自杀自尽的，多达一万余人；“擒获搜获讯明枭示及剁去右手者”，达到了数千人；被分赏给参与行动的有功官兵的“所获倮贼男妇”，也达到了数千人。^[23]本来是顺应历史潮流、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改土归流，终因鄂尔泰善后不当，大肆杀戮，最终竟然让彝族苗族等族人民付出了沉重的生命财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