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设营汛，铁血善后

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发生武力反抗改土归流的地区，鄂尔泰非常重视派驻绿营兵，布设营汛，以武力保障流官的统治。乌蒙府、东川府和镇雄州是族类复杂、反抗改土归流较激烈的地区，鄂尔泰在这一地区的兵力部署也较重。经鄂尔泰筹措并上奏雍正皇帝批准，清政府于雍正五年（1727年）设乌蒙镇，辖中、左、右三营。雍正六年，改为东蒙雄威镇，仍辖三营，统兵3300名。雍正九年，改为昭通雄威镇，辖中、左、右、前、后五营，所统辖绿营官兵增加到4400名。此外，早在雍正四年，鄂尔泰就设立了东川营，统辖绿营官兵1200名；同年，设镇雄营，也统兵1200名。雍正八年，镇雄营增兵200名，所辖官兵数增加到1400名。这样，这一地区形成了以昭东雄威镇统辖中、左、右、前、后五营，兼辖东川营、镇雄营两营，官兵总数高达7000名。这些绿营兵，被分派于各地，拓展和深化清政府的统治范围。如昭东雄威镇所辖五营，除1239名集中驻扎在乌蒙府城、存城镇守外，其余3161名被分别派往诸仙背、龙硐山、查拿河、凉山、苦著、切黑苏甲、黑鲁机、初勒台、鲁甸、火德红、大黑山、大关、免勒、豆沙关、滥田坝、滩头、永善县城、米贴、吞都、会溪隘、副官村、铁锅寨等地，设立汛防，分区控制各地。东川营除530名集中驻防东川府城会泽城外，其余670名兵丁被派往巧家汛、五竜汛、者海汛、则补、弩革、老吾老等地设汛，分防各汛区。镇雄营除770名官兵驻守镇雄城外，也有430名官兵在彝良、吼西、长官司、回龙溪、二龙抢宝山等地设汛，分守各地。

除在滇东北设一镇二营外，在与之毗邻的贵州威宁（乌撒）也设威宁营。又考虑到寻甸是连接昆明与东川、乌蒙的“咽喉要地”，鄂尔泰在雍正九年拨督标兵丁800名、抚标兵丁200名，组建奇兵营，由云贵总督直辖，除防守寻甸城外，主要是分防大水塘、功山、秧田冲等昆明到昭通的道路沿线，形成良好的控制滇东北改土归流之区的外部条件。

在滇南地区，清政府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由元江协派出50名绿营兵分防普洱一带，力量极其微弱。雍正二年（1724年），在平定了新平县鲁魁山各派势力的纷争后，云贵总督高其倬设立普威营，统兵丁1200名，分别驻扎普洱和茶山。改土归流后，鄂尔泰于雍正七年上《请添设普洱流官营制疏》，获雍正帝批准，于是将普威营升格为元普沅威镇，驻普洱府，统辖中、左、右三营，兼辖元江营，共计统兵3200名。除600名官兵集中驻扎在普洱府治宁洱县支外，其余官兵被分派到威远、镇沅、攸乐、思茅、等阁、通关哨、整董、抱母井、猛旺、三圈、恩乐县三家坡、慢林、倚邦、猛乌、慢颡、猛养等地驻守。(https://www.daowen.com)

最终在这一地区形成了有史以来最强的军事控制局面，给改土归流后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除了对以上改土归流地区派驻绿营兵驻守外，鄂尔泰还对由西藏划归云南管辖的迪庆地区设置流官，派驻绿营官兵。今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维西等地处滇川藏交界，不但是“通藏咽喉”^[24]，而且是云南西北部的“藩篱”，有“控扼炉藏，制驭蒙番”的作用，是唐宋以来历代王朝和各派地方势力防御西藏及其以北蒙古势力向西南扩张的“极边要地”，也是保障川滇内庭稳定的门户。在鄂尔泰督理云南以前，经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云贵总督高其倬、川陕总督岳钟琪等商议和奏请，清政府决定将中甸、维西等地划归云南。雍正五年（1727年），川滇两省“以红石崖为分址，凡江外中甸、江内其宗、喇普、阿墩子等地方，俱还滇辖”。^[25]疆界落实后，鄂尔泰在划归之地设维西厅和中甸厅，使隶属于鹤庆府，并于雍正五年四月，“移云南鹤庆府通判驻维西，添设剑川州判一员驻中甸区”。派驻流官后，鄂尔泰在当年即向雍正帝上《请添设维西营制疏》，请求在“天气和畅，又接鹤丽镇剑川协之汛防”的维西一带“建立大营”。雍正六年（1728年），维西营建成，辖绿营兵1000名，其中400名驻扎维西城，其余600名分别派驻中甸、其宗、喇普、阿墩子、浪沧江、奔子栏、格咱等地。以上三个地区，在明代并没有设立卫所，开展军屯。因此，鄂尔泰等在这些地区派驻的绿营兵，是有史以来内地王朝的军事力量制度化地长期驻防的开端。粗略统计一下，驻防三个地区的绿营官兵数量达到了11200人，占全省绿营兵总数48300人的23%。其中，驻防滇东北地区的绿营官兵高达7000人，占这一时期云南绿营兵总数的14.5%，其驻兵数量和份额甚至超过了会城昆明，居云南全省之首。数量众多的绿营兵对这些地区的广泛分防，是改土归流后进入的又一种国家力量，不但维护了流官的统治，也极大地扩展和强化了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