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之南”文化理念的定型与弘扬
“云南”作为地名出现时间较早，但被赋予“彩云之南”的文化含义却相对要迟一些。
作为一个地名，“云南”最先用于西汉汉武帝所设益州郡下的一个县——云南县。汉武帝（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在位）以前，现在的云南地区虽然与内地有一些联系，但从行政统属关系看，并没有纳入内地王朝的统治版图当中。汉武帝为了平定岭南地区的南越王国，扩大统一局面，也为了开通“蜀身（读如“捐”）毒道” （今四川经云南、缅甸，通达印度，最终抵达被称为“大夏”的今阿富汗等中亚地区的道路），联络大月支等西域小国共击匈奴，开始积极经营云南。最终，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汉王朝以兵威降服了与滇国有密切联系的劳浸、靡莫二部，极大地震慑了统治今滇池地区的滇王尝羌，迫使其归附汉王朝。汉武帝遂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设置了益州郡，下辖24个县，其中即包括云南县。这时的云南县，管辖范围约相当于今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祥云县至弥渡县一带。
三国蜀汉时期，“云南”这一地名被扩大，用来称谓一个郡。在诸葛亮的谋划下，刘备“南抚夷越”，抚治当时被称为“南中”的云南地区，看成蜀汉实现与曹魏和东吴鼎足而立，进而北伐曹魏，统一中国的重要战略环节。建兴元年（223年），蜀汉在南中的统治因南中地方势力“大姓”的反叛而崩溃。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不得不亲率蜀军，花了一年的时间平定南中的叛乱。平定反叛后，诸葛亮调整南中郡县设置，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并把建宁郡、永昌郡（原管辖今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大理市一带）中的一部分地区划出来，建立了以今天大理白族自治州为大体管辖范围的云南郡，下辖9个县，其中仍设有云南县。此时，云南既用作郡名，为云南郡，同时也用作县名，即云南县。
唐代，“云南”的含义有了较大的发展。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王朝支持蒙舍诏（南诏）的诏主皮逻阁统一洱海地区，以稳定唐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并以洱海地区为门户，抵御吐蕃对西南边疆的内侵。皮逻阁攻下洱海地区的河蛮后，被唐玄宗派中官封为“云南王”，并被赐名“归义”。至此，云南由一个行政区划名称发展为一种政治封号。紧接着，蒙舍诏统一其他五诏，建立南诏，南诏的辖区也被称为云南。后来，让唐王朝始料不及的是，南诏势力壮大后又进一步向唐朝控制下的滇池地区、滇东地区扩张势力，与唐对云南的统治形成尖锐的矛盾。天宝八至十三年（749—754年），唐朝三次发兵进讨南诏。南诏联合吐蕃，大败唐军，将唐朝的统治势力赶出了云南，建立了南诏国，其统治范围不但包括整个云南，还达到了大渡河以南的四川地区、贵州西部地区、今缅甸北部地区。相应地，被封为“云南王”的皮逻阁所统治的范围，也被称作云南。最为典型的是，唐朝人樊绰所撰写的综合记述南诏自然与社会情况的书籍《蛮书》，不但其书名被称为《云南志》或《云南记》，而且书中的篇章也有诸如“云南界内途程”“云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等以云南命名的情况。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唐朝提出了制约与削弱吐蕃的战略决策，其中的“南通云南”为仅次于“北和回纥”的重要战略环节，有“断吐蕃右臂”的功效。这里的“云南”等同于南诏，包括了其治下的所有地区。唐朝与南诏和好后，以设在四川成都的西南最高军政长官——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云南安抚使”之职，所统之南诏在唐朝政治体系中被称为“云南安抚司”。因此，南诏统治时期（约750—902年），云南之名已包括南诏国统治的所有地理空间。宋代沿袭了唐代的传统，以“云南”指称大理国辖区。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还将大理国王段和誉封为“云南节度使”，宋人辛怡显所编著的反映当时云南社会情况的著作亦冠名为《云南录》。
元明清时期，我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云南”较稳定地成了中央王朝之下的省级行政区划名称。1253年，蒙古人为了消灭南宋，由忽必烈率大军平定云南，建立云南都元帅府统辖在云南各地建立的万户、千户、百户府，又封宗室成员为云南王，镇守云南。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元朝建立后，于至元十年委任赛典赤·瞻思丁为云南平章政事，建立云南行中书省（简称“云南行省”）。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委任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沐英、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大军消灭了以梁王为首的蒙元在滇残余势力，平定云南，建立了云南布政司、云南都指挥使司、云南按察司等省级行政、军事和监察机构。清朝则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平定云南后，建立了云南巡抚、云南提督，以及云南布政司、按察司等省级军政机构，隶属于云贵总督。明清时期，“云南”除作为省级军政名称与行政区划名称外，还是云南会城所在地的府名——云南府，辖区相当于今昆明市。同时，汉朝以来即建立的县级行政区划云南县仍得以沿袭，只不过区域缩小为今祥云县一带。因此，明清时期，“云南”既用作省名——云南省，也用作府名——为云南府，还用作县名——云南县。民国建立后，废除了府这一行政建制，云南府被取消。1918年，为了消除省与县同名之弊，改云南县改为祥云县。此后，“云南”作为地名，仅指云南省。
那么，“云南”一词中，什么时候具有“彩云之南”的文化含义，此含义的形成又与鄂尔泰又有什么关系呢？汉武帝设云南县后，在现存最早反映西汉地理与政区状况的史书《汉书·地理志》中，益州郡下虽然记有“云南”县之名，但并未说明命名原因。直到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所修的《后汉书》才在卷三十三《郡国志》永昌郡云南县下做了一点注解：“云南，《南中志》曰：县西北百数十里有山，众山之中特高大，状如扶风、太乙，郁然高峻，与云气相连接，因视之不见。其山固阴冱寒，虽五月盛暑不热。”这段话说云南县西北有一座较周围众山特高大的山，与云气相连，终年都很寒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云南”作出解释的文字，称引自《南中志》，即东晋时期蜀人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卷四之《南中志》。推算起来，在“云南”作为地名存在了350多年后，才有史籍对其含义有所解释。但是，此时的解释取意并不明确，其释义既同时涉及了“云”和“高山”，导致了后世出现了“云南”之得名，有人认为源于其地处于“云岭”之南，有人认为系来自“彩云之南”的不同说法。
就“彩云之南”的看法而言，最早明确对其概念加以解释的书籍，是明朝代宗景泰年间（1450—1457年）成书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该书第五卷大理府赵州（约相当于今弥渡县及大理市凤仪一带）之下记述说：“谓常有庆云现于州（指赵州）之南，故名云南。”此书以元代大理路下所设之赵州来解释云南的命名问题，未追溯云南于汉代即设县的历史渊源，所作出的解释显然有缺陷。相比较而言，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曾在云南作右参政的谢肇淛，在其所撰《滇略》中对云南命名原因的解释显得较为完整。该书卷一载：“汉元狩（前122—前117年）间，彩云见于南中，遣使迹之，云南之名始此也。”该书卷七又记载说：“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间出西南夷，至滇指求身毒国。是岁，有彩云见于白崖，遣使迹之，乃置云南县。”都认为，之所以命名为云南县，系“彩云见于白崖”一带，此地设县后，便称“云南”。记载中将设云南县的时间误为元狩元年，实际上应该是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
在明代的基础上，将云南地名中“彩云之南”的观念提升、定型，并形成全国性影响的，就是鄂尔泰。鄂尔泰于雍正三年（1725年）来到云南，以云南巡抚之职行使云贵总督之权，次年实授云贵总督，雍正六年又加广西总督，是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在疆臣中权力最为显赫。鄂尔泰离滇回京后，又被委以保和殿大学士、总理事务大臣、军机处大臣、国史馆总裁、太保太傅等职，权倾一时，并深为雍正、乾隆二帝信赖。鄂尔泰所具有的可谓极致的政治、文化地位，是扩大云南“彩云之南”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基础。
在鄂尔泰主持纂修的雍正《云南通志》中对云南名称的由来做了解释。该书卷二十六记载说：“云南旧城，在（云南县城）城南六十里。汉武帝元狩元年，彩云见于白崖，置县其南，故曰云南。”该书卷二十八《祥异》中，开篇即载“彩云南见（现），郡锡（此为‘赐’之意）嘉名”，指出了云南这一嘉名，系“彩云南现”所赐。该篇下文又记载说：“汉武帝元狩元年，五色云见于白崖，遣使迹之，置云南县。”雍正《云南通志》不但经过刊刻发行，而且还被收入了乾隆年间编印的《四库全书》，流传和影响都较广，云南之说因此而被扩大了。
更为重要的是，鄂尔泰还将“彩云南现”与对雍正皇帝的歌功颂德联系起来，于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1729年1月7日）向雍正帝上《奏为恭逢圣诞庆睹祥云事》之奏折，称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九日（1728年11月30日）雍正帝五十寿诞这一天，他率领在云南省城的文武官员，在五华山朝贺寿诞完毕，坐班于山麓，发现天空中“五色卿云光灿捧日，经辰、已、午三时（即上午7时至中午13时）”，第二天也即十一月初一，祥瑞云彩又再次出现，“绚烂倍常”。其后，鄂尔泰还接到地方官报告，知道楚雄府、姚安府、永昌府、顺宁府等地也见祥云，“合计云南同日现瑞者，共四府三县”。鄂尔泰又引经据典，盛赞雍正帝说“臣（鄂尔泰）谨按：黄帝有景云之应，虞舜有卿云之歌。《瑞应图》曰：庆云者，太平之应。《孝经援神契》曰：天子孝，则庆云见。《春秋感精符》曰：南至有云迎日，年丰之象”，认为瑞云本是“太平宁谧时和年丰之兆”。至于如雍正帝圣诞时庆云在昆明等地出现了三个时辰，而且接连二日出现这种情况，“稽诸简册，从未有如今日者也”，是亘古未见之事。综合而言，鄂尔泰的这一奏折，关键之处有如下几点：卿云，又称为庆云、景云，并非一般人所理解的早晨或傍晚天空中出现的美丽的云彩，而是指一种嘉瑞之云像：云彩必须有五种色彩，绚丽光灿，且呈现出捧托太阳的形状；庆云出现，是帝王至孝、世道太平宁谧的征兆；皇朝的最南边出现庆云，则预示着丰收之年将到来；庆云之瑞刚好出现于皇帝圣寿之辰，实在是从古迄今未见之现象；雍正帝五十圣诞时出现的庆云，美丽异常，持续时间长达三个时辰，世间罕见，是雍正帝“大孝格天，与穹苍而协撰”“皇上慎筹边计，勤念民依”，天下太平的验兆。在奏折中，鄂尔泰也追根溯源，考究了云南名称之由来：“《云南通志》汉武元狩元年，有五色云见于白崖，遣使迹之，至大理属之云南县，云南由是得名。”
对于鄂尔泰这一奏折，雍正帝很为之感动，朱批了390字的谕旨，不但接受了庆云为雍正帝自己“大孝”“慎筹边事”“勤念民”的验兆这种说法，“朕每遇此祥瑞，蒙上天慈恩，岂有不感喜之理”；雍正帝还借此发挥，认为“此嘉祥”也是鄂尔泰“忠诚所感而献于朕寿日者，正表卿爱戴之心也”，“上天以卿如此不世出之良臣赐朕，此朕之真祥瑞也”，雍正帝又反过来认为，卿云的出现，是他获得了像鄂尔泰这样世间难求的良臣的表现。雍正帝甚至还希望，云南这次“嘉瑞”的出现，能够使鄂尔泰病体康复。因为冬初之时，雍正帝听说鄂尔泰身患“胁痛”，并有“气弱”之感。因此，雍正帝认为，庆云是“天祖慈佑”的表现，鄂尔泰必然会因此而“心怡神畅，诸微疾得痊愈矣”。鄂尔泰借云南出现庆云，对雍正帝表达的祝福和赞颂，换来的是雍正帝对他的信任和无微不至的关怀。(https://www.daowen.com)
鄂尔泰奏报卿云普遍出现于云南，还为云南各级文武官员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据《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七十七记载：雍正七年正月己巳（1729年2月21日），也就是雍正帝接到鄂尔泰《奏为恭逢圣诞庆睹祥云事》的奏折后的第20天，雍正皇帝在谕内阁时，肯定了云南之所以出现卿云的祥瑞，是因为鄂尔泰节制滇黔，公忠体国，化导所属官吏，奉公尽职，鄂尔泰及提督郝玉麟表率训导全省文武属员，而滇黔两省官员均都能够遵奉上司之教诲，殚心奉职。特下令“应加特恩，以示优奖”。结果，鄂尔泰由一等阿达哈哈番超授（越级授予）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郝玉麟由拖沙喇哈番授为拜他喇布勒哈番，滇黔两省的巡抚、提督、总兵官获加二级，文官自知县以上、武官自千总以上，都加一级。云南、贵州的官员，差不多整体上受恩获奖，这在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鄂尔泰就云南出现嘉瑞庆云一事所上奏折，后来还有所发酵。雍正七年（1729年）七月，朝廷中诸王大臣等根据鄂尔泰的奏折，上疏雍正皇帝称：“滇省日丽中天，庆云告瑞，仰见太平有象，天眷庥（读音同‘休’，庇荫、保佑之意）隆，臣等不胜欢忭（读音同‘卞’，喜悦之意）！”[1]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幸逢雍正帝大孝格天、励精图治，以致天呈太平之嘉瑞的欢喜之情。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心怀不肖之人”，讥讽鄂尔泰上庆云疏是为了迎合、谄谋于雍正皇帝。为此，据《清实录·世宗实录》卷八十五记载，雍正皇帝于半年后的雍正七年八月癸亥（1729年10月13日）专门下谕旨给内阁，明确自己的态度。他首先申明，“朕从不因嘉征而受庆贺”，对一些不实心办事、口是心非之人借祥瑞异兆奉承献媚之举深恶痛绝，痛斥严禁。但雍正帝重点是要申明，如鄂尔泰这样“公忠体国，实心爱民”之督抚大臣，天赐嘉祥于他们管辖的区域，则为“天人相感之理”。鄂尔泰频年驻节治理云南，故祥云三次出现于云南。雍正七年，鄂尔泰又前往贵州办理公事，庆云又出现于贵州，这很显然是上天对鄂尔泰的忠心和实力办事给予昭示。而鄂尔泰将所奏报的滇黔嘉瑞之兆，是“万目共睹”之事实，鄂尔泰据实奏报，体现的是人臣之忠心，是他希望国家蒙福的美好愿望的自然流露，“皆出于情理之不能自已”。因此，那些讥讽鄂尔泰之人，都是“藏幸灾乐祸之邪心”的小人。我们姑且不论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当时世人对鄂尔泰奏报云南、贵州等处出现庆云所引起的争议，以及雍正帝对鄂尔泰的充分肯定，从主客观上都使云南“彩云之南”的文化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宣示，其认可度也得到了极大地提高。
鄂尔泰奏报云南卿云嘉瑞，不但在当时的朝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而且还因鄂尔泰极高的政治、文化影响力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份奏疏和史实被收录到了文献典籍中，流传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早在雍正七年正月甲寅（1729年2月6日），即雍正帝接到鄂尔泰云南普遍出现卿云后的第5天，诸王大臣等就因为“滇省卿云呈现”，向雍正帝上表奏贺，并且请求将鄂尔泰的奏折“宣付史馆”，以作为编纂实录、国史等类史籍的依据，雍正帝答应了这一请求，并且表示，自己并非借鄂尔泰的奏报来“夸示于众”，而是希望内外大小臣工，都效法鄂尔泰，希望远近各省官民等闻风慕义，兴孝劝忠，都能以自己的忠心和实心办事之业绩，为上苍所感，共受上天之福佑，此乃“朕心之所谓上祥大瑞也”。就这样，鄂尔泰的这份奏折，被雍正帝赋予了化导和激励各级官员统治意图，很快就被收藏于国史馆。
其后，在鄂尔泰担任云贵广西总督，奉旨主持修纂雍正《云南通志》时，鄂尔泰所奏《奏为恭逢圣诞庆睹祥云事》当然作为重要的督抚奏疏，被收入到了卷二十九之四的《艺文志》中。再后来，当鄂尔泰离开云南，回北京任职后，雍正十年，雍正帝命令鄂尔泰与允禄主持编纂《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即《雍正朱批谕旨》），鄂尔泰的这份奏折与雍正帝对此奏折的朱批一道，被收录于卷一百二十五之九。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雍正皇帝去世。十月庚辰（11月28日），清廷开世宗皇帝实录馆，根据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奏，乾隆皇帝下旨任命大学士鄂尔泰为监修总裁官，任命大学士尹泰、张廷玉等为总裁官。鄂尔泰成为《清实录·世宗实录》的第一责任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鄂尔泰有关云南出现卿云的奏折和相关史实自然被收录进雍正皇帝的实录中。其记述情况如下：在《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七十七雍正七年春正月辛亥（1729年2月3日）条中，摘要记录了鄂尔泰《奏为恭逢圣诞庆睹祥云事》的内容，以及雍正帝上谕对此事的看法；在卷七十七雍正七年春正月甲寅（2月6日）条中，记录了诸王大臣等以滇省卿云呈现，上表奏贺，并请求将鄂尔泰的奏折宣付史馆，以及雍正皇帝允准并进一步阐发其看法；卷七十七雍正七年正月己巳（2月21日）条，记载了雍正皇帝谕内阁时对鄂尔泰奏报云南出现卿云一事的看法，以及下令奖励云南官员之事；卷八十五之雍正七年八月癸亥（10月13日）条，则记载了雍正皇帝就朝野内外，有人讥讽鄂尔泰奏报云南出现卿云一事系奉承皇帝的言行，专门下谕旨给内阁，表明自己对天人感应、祥瑞之兆的看法，重点肯定了云南、贵州普遍出现长时段卿云嘉瑞，系鄂尔泰为首的官员公忠体国、实心爱民的结果，也将那些讥讽之人斥为“藏幸灾乐祸之邪心”的小人。
乾隆二十年（1755年），鄂尔泰去世后十年，因为开辟苗疆后事态有所反复，鄂尔泰的学生胡中藻获罪，乾隆皇帝产生了鄂尔泰在朝中用人有门户之见的看法，一定程度影响了鄂尔泰身后的政治声誉，被撤出北京贤良祠。但是，“彩云南现”这一概念并未受影响。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帝下令修纂的《皇朝通志》（现在一般称作《清朝通志》）的卷一百二十四《灾祥略》之“纪祥”中，仍然保留了雍正七年（1729年）正月鄂尔泰奏报云南于六年（1728年）十月二十九日万寿节庆辰时省城等地现五色庆云嘉瑞、雍正帝的相关谕旨，以及诸大臣请求将此事材料交付国史馆后雍正帝允准并谕令内外臣工大小官员都要“以鄂尔泰为法”，兴孝劝忠，人人共受上天之福佑。虽然，多数文句系抄录《清实录·世宗实录》，但也表明乾隆二十年鄂尔泰政治地位稍受贬抑之后，乾隆帝对鄂尔泰及其所奏卿云事的肯定。这种肯定，对以鄂尔泰奏折为中心的“祥云南现”文献的保存和流传提供了保障。
以上记载雍正六年、雍正七年间有关鄂尔泰奏报云南普遍出现卿云的文献典籍，在清朝属于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类型，且获得了雍正皇帝的朱批或上谕，其权威性和原始性较为突出。这些文献的记载，不但扩大了鄂尔泰有关云南普现卿云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而且往往被后世所修纂的史志援引，如《清史稿》在《世宗本纪》《鄂尔泰传》中都加以引用和记述，云南后来的省志和府州县对其更是多有征引和记述，最终为云南奠定了“彩云南现”或“彩云之南”这一文化名片的文献和史实基础。
最终，鄂尔泰奏报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二十九日雍正帝五十寿诞云南多地出现长时间“五色庆云，光灿捧日”这一祥瑞之兆，在当时朝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其后众多权威文献的收录和记载，使“彩云之南”或“彩云南现”成为云南释义的主流观点。只不过，我们现在以现代科学精准的光谱知识，将以“五彩”捧日的卿云（或庆云、祥云），改变为“七彩云南”，多少失去了一点传统文化的底蕴。
【注释】
[1]《清朝通志》卷一百二十四《灾祥略》纪祥（天类）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