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云南儒学与书院教育的发展
儒学除作为思想伦理的概念外，在元明清时其多指中央和地方所建立的以儒学教化为主的各级学校。按规制建有孔庙、明伦堂等门宇殿堂及校舍的，又称为学宫或者庙学。云南省成体制的儒学教育，应当始于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作为云南行省的建立者和首任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在中庆路（约今昆明市）等地建立庙学，之后路府、州、县学逐渐在云南腹里地区建立。明代继续在靠内地区发展府州县学，并建立卫学。清初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康熙二十年（1681年）两次平定云南，包括儒学在内的统治制度也经历了初建和恢复重建，获得了发展。然而，长期以来云南的土司或土官统治区多未设儒学。鄂尔泰督理云南期间，实施了规模和范围都较大的改土归流。鄂尔泰认为，新改土归流地区各族，往往“不知官法，不闻教化，故得肆意恣行”，无法按照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对流官统治形成了障碍。因此，为了从深层次营造巩固王朝统治的思想文化基础，以鄂尔泰为首的云南地方官员很注意在新设流官的各府州县建立儒学。
鄂尔泰为首的云南地方政府新设儒学的地区，大致包括乌蒙府（雍正九年后改称昭通府）、东川府（今会泽县、巧家县及昆明市东川区）、镇雄州、永善县、普洱府、镇沅府、恩乐县（今镇沅县恩乐镇）等地。按照清代儒学规制，府设教授，建立府学；州设学正，建立州学；县设教谕，建立县学。府州县学，一般按中学、小学（这里的中、小学系按照学校的规模划分，并非现代的中学和小学概念）例（标准）划拨学额，为政府提供食宿和学习费的廪膳生。此外，还招收一些增广生等。各级学校不同程度地配有祭器、乐器、图书和学田等。
在设学过程中，鄂尔泰非常重视乌蒙府、东川府、普洱府等地各级学校的设立，亲自筹划并上疏提请设立这些地区的学校。如在昭通府鄂尔泰于雍正六年（1728年）向雍正帝上呈《请设乌蒙府文员疏》，认为乌蒙、镇雄一带，地方相连，千有余里，且处四川、云南、贵州交界处，系边方要地。因此，在筹措设置这一带的府州县流官统治机构，布置绿营兵营汛控制地方的同时，也同步配置文员，建学校。于乌蒙府治设教授1员，县治设教谕1员，又于镇雄州设学正1员，威信、永善各设教谕1员，“分司训迪”。各校教官都由云南巡抚亲自考验选补。而府州县学所取的文武童生，因为改流不久，难以按标准足额招选，鄂尔泰变通为昭通府暂时按照小学例各取进10名，镇雄州、永善县各取进8名，等待以后人文渐广，生员基础改善后再加额取进。在乌蒙府南部的东川府，在归由四川管辖时，即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进行了改土归流，设置流官知府，并建立了学校，但儒学教育却缺乏应有的重视，教职诸事一直由知府兼任，又以中学例各招文武生15名，在无儒学基础生源不佳的情况下，形成了招生和教育“徒滋混滥”的现象。因此，雍正四年（1726年）改归云南管辖后，鄂尔泰于次年奏请调整，添设教授1员，专司学校，每年招取文武童生暂时下调为按小学例各10名，儒学教育得以切实有效地开展起来。在云南南部的普洱府，生童从前都是前往元江府就学、考试。雍正七年（1729年），鄂尔泰上《请添设普洱流官营制疏》，包含在普洱府设府学，从元江府学调配教职训导1员专司教化，原先在元江府入学就读的生员，也拨归普洱府学，每年所取童生入学数额照小学例暂定为8名，人文渐盛之后再增扩额数。
经过鄂尔泰等的努力，以上地区开始建立了各级儒学学校，云南设立学校开展儒学教育的范围又在康熙年间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展。当然，由于条件所限，中甸、维西、思茅厅、大关厅、威远厅、他郎厅等新设流官地区仍然没有设立儒学。
鄂尔泰推动云南儒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改善云南府昆明等地儒学教育的发展条件，提高儒学发展水平。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为云南府庙学增备祭器，这是鄂尔泰到云南担任巡抚管云贵总督事以后，给云南府儒学的一份见面礼。然而，鄂尔泰对云南儒学和文化发展推动最大的，还是恢复重建五华书院。肇始于唐代的书院，经历了元明的发展以后，逐渐由“广收图书，聚徒讲学”的一种民间学术文化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发展为以政府主导为主，在“山长”主持下，以严格的选拔、管理和考课为特色，从事经史诗文的学习和探讨，讲求经世致用，也服务于科举的一种层次较高的人才培养与学术研讨机构。清朝初期，为抑制明末以来的反满思想和活动，清廷曾下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院的发展。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才转而鼓励发展书院，命令各省在省城创立书院，各赐祭金千两作为营建费用。鄂尔泰先此一步，在雍正九年（1731年）全国书院发展解禁前即重建了五华书院，对云南乃至全国的书院建设、儒学和文化发展，均具有引领作用。
五华书院于明代嘉靖三年（1524年）即由云南巡抚王启首创，建于府治昆明城西北，曾有房屋80余间，至清初时久已荒废。因此，作为云南会城的昆明，在雍正时期仅有昆明书院一所书院，远远不能满足士子讲习之需。于是，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在五华山新建之官署旁辟建讲堂学舍，新建了五华书院，购置经史子集书籍万余卷，选士课读于其中。
对于五华书院，鄂尔泰可谓垂青扶持，非同一般，把雍正皇帝御赐的《古今图书集成》转赠书院，留下了一段佳话。在书院成立的当年八月，鄂尔泰受命“回京陛见”。次年四月，鄂尔泰被委任署理镶黄旗满洲都统，协理西北军务。鉴于鄂尔泰已经不能回云南担任云贵广西总督，雍正帝虽然仍令云贵广西事仍需呈报鄂尔泰，但还是谕令署云贵广西总督事之高其倬，将鄂尔泰家口料理进京。大概在家属离滇进京时，鄂尔泰将《古今图书集成》赠给了五华书院。这套书的赠送，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件非同小可之事。因为这套书是雍正三年（1725年）才由大学士蒋廷锡在康熙时期陈梦雷初步编成的基础上，受雍正谕令，重新增补编订、考校整理而成。全书按类编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等6编，下含32典，共计6109部、10000卷，1.6亿字。该书因有雍正皇帝《御制序文》，于雍正六年（1728年）初次排印时被高度重视，印制大方精良，非常考究。然而，此书仅印制了64套，极其珍贵，是乾隆时期编订《四库全书》以前，清朝最重要的文化典籍，连见识广博的乾隆帝都盛赞此书“搜罗浩博，卷帙繁富，实艺林之巨观，为从来之所未有者”。因此之故，这套书朝野极其珍视推崇，雍正、乾隆二帝也仅以其藏之宫中及翰林院等处，并赏赐亲近重臣和天一阁等天下知名的藏书家。据鄂尔泰之子鄂容安所撰《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记载，鄂尔泰于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即获得了这套书，为第一批获御赐之人。鄂尔泰也非常珍视此书，每逢不解之事，总要先查阅一下这套书。五华书院地处边疆，成立不久即从鄂尔泰处获得了御赐的《古今图书集成》，实在是一件珍奇之事。五华书院作为云南此套珍贵书籍的唯一拥有者，不但使其教学条件大获改善，而且其社会影响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成为当时士子慕名以求的求知之所。
其后，经继任云贵总督尹继善的扶持和投入，奠定了五华书院云南书院之首的地位，在山长名望、士子考选、严格考课、膏火经费、办学条件和学术成就方面都著称于世，不但培养出了诸如钱南园、方学周、吴桐等著名学者，至嘉庆年间（1796—1820年）还培养出了名噪一时的“五华五才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华书院被改为云南高等学堂，成为云南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鄂尔泰创建并扶持五华书院，对于推动云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可谓影响巨大、嘉惠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