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秦蜀

冬去春来，时光如梭。在净土寺专心学习、攻读佛经的玄奘已经十八岁了。经书外面的红尘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杨广在民间的暴政，不予多说。用李密的谋士祖君彦的话：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不尽。罄竹难书，流恶难尽。这也就是罄竹难书成语的来源，不过隋炀帝的暴政，包括他征伐高句丽，这都不是灭亡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内忧外患，这个国家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隋炀帝在民间的暴政，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民变。但是真正弄垮隋朝的却是内部的斗争，当隋炀帝第二次出征高句丽的时候。隋朝第一大将军杨素（这个时候已经死了）的儿子杨玄感起义，杨玄感的起义，除了成就了李密的“三策”之外，还使得本来触手可得的高句丽辽阳城被迫放弃，隋炀帝迅速班师回朝，来评判杨玄感的叛乱，杨玄感能组织起一次成规模的叛乱，可以说当时的民怨已经沸腾。但是，隋炀帝能最后镇压这次叛乱，说明隋朝的内部还是非常坚实的，牢不可攻；但是玄感败亡之后，隋炀帝的清算极其严酷，所有涉案人员大多处以极刑，万箭穿心，挫骨扬灰；从此之后，隋朝内部的官员，尤其是关陇贵族和隋炀帝分道扬镳；再经历了雁门关事件，以及之后的江都司马德勘事件之后；隋炀帝最终被杀，隋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最终摆脱不了，勃兴速亡的命运。隋亡唐兴已成定势，隋炀帝的暴政导致天下大乱，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东都洛阳及其周围的一些地方成为战场。隋炀帝大业年间，隋炀帝一反开皇之政，他穷奢极欲，至使宵小之徒日进。很快就导致了朝政混乱、吏治腐败。他贪图浮华、仰慕虚荣，累兴大役。不但到处大造行宫，而且盲目地举倾国之力去强征高丽并遭到惨败。至使兵困民苦、生灵涂炭。终于导致盗贼蜂起、天下大乱。李渊此时留守太原，外御突厥、内缉盗贼。他身为并州的最高军政长官，而又深得海内人望。当此之时，他那位胸怀大志、腹有韬略、年轻有为的李世民在太原看到隋朝政权的大势已去，于是就向他父亲建议：起义太原，西取长安，据关中以号令天下。唐高祖同意了唐太宗的建议。于是，通过了一番周密的筹划后，在太原举树起了义旗，挥师直指关中长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圆满地实现了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攻取了当时的都城长安，并拥有了雍、并二州的地盘，占据了可以号召天下的形胜之地。为建立统一、强盛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着，又乘着中原、山东正处在几股军阀势力的混战与胶着状态的机会，以李世民为统帅的唐军，很快就消灭了盘踞在陇右的薛仁杲和西凉的李轨以及云、代地区的刘武周这些军阀势力，统一了大西北。又圆满地实现了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在武德四年，李世民又挥师向东，一举歼灭了王世充与窦建德这两股最大的军阀势力，统一了河洛、山东与河北这些最重要的中心地区。又圆满地实现了第三阶段的战略目标。武德四年，唐高祖又重用具有极高军事才能的李靖为行军总管，主管军事，与赵郡王李孝恭一起兵出夔州，平定了江南的军阀肖铣等割据势力。接着李靖又循定了岭南。于是第四阶段的战略目标又得到了圆满的实现。天下都已基本上统一到了大唐的版图之中。至此，一场隋朝末年的大混战基本结束，古老而又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迎来了和平与安定的时代。在起兵太原、剿灭群雄、建立大唐、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由于唐太宗拥有前无古人的赫赫武功，又因为唐太宗更是创建了后无来者的辉煌文治。因此，后来的人们（也包括历史学家们）把建立大唐帝国的历史功绩几乎全部归到了唐太宗的头上。也把某些在历史的进程中在所难免的错误记到了唐高祖的头上。因此，历史的视角对唐高祖多有忽略。人们都说唐太宗是大唐帝国的实际开创者，其意思就是认为唐高祖只是大唐帝国名义上的开创者。我觉得这是历史对唐高祖的不公。所以我认为：高祖也是大唐帝国的实际开创者。如果说大唐帝国的开创，是唐太宗的首建，是唐太宗的战胜攻取起到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那么，唐高祖当时的海内人望、政治智慧、军事谋略以及行政经验，对开创大唐也起到了主导性的决定作用。杨家天下分崩离析了。这时的洛阳城已是兵荒马乱。城外隋朝残余势力王世充与瓦岗军展开决战，城内大街小巷住满了难民。净土寺敞开寺门，搭棚造饭，煮了大锅稀粥救济难民。玄奘站在屋檐下，看着那些流利失所、饥寒交迫的难民，排着长长的队伍领取舍饭，再也不能静下心来翻阅经卷，他默默地为难民们祈祷，愿佛祖保佑他们早日脱离苦难。夜晚，玄奘与二哥久久不能入睡，街上的嘈杂声和难民的哀鸣声不时传入僧房。玄奘对二哥说：“这洛阳城恐怕是住不下去了。别的不说，城外粮仓已经失陷了，城内粮食一天比一天紧张，一连几个晚上都有盗匪来寺中骚扰。这净土寺已不是修学的清静之地了。”二哥长捷说：“是啊，我也正在盘算此事。眼下城中百姓四处逃散，城内四个讲经场所都已空废，寺院大和尚多去四川等地云游。这洛阳城指日可破，兵血将至。阿弥陀佛！我们还是另寻清静之地吧。”根据记载，当时玄奘劝他哥哥前往长安时曾说：“听说唐王爱民如子，除暴安良，虽然洛阳是我们的父母之邦，但我们还是应该去追随唐王。”这种说法可能是后人增补进去的，因为他们到达长安后并没有停留很久，但后来唐太宗对玄奘非常推崇，按照《西游记》的说法，唐太宗还和玄奘“拜为兄弟”，此后玄奘便以“御弟”自称，这虽然与历史未必相符，但唐太宗非常推崇玄奘是确定无疑的。二人主意已定，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随着逃难的人群离开洛阳，前往长安。到长安后，刚刚建立的唐王朝戎马仓皇，百废待兴，还来不及恢复战争的创伤，所见寺院断壁残墙，一片荒废，偌大一座长安城竟没有一处开讲佛学的场所。弟兄二人听说大觉寺有位道行高深、深谙毗云之学的道基法师，便住进大觉寺，跟随着道基法师习经数月。后离开长安，经子午谷入汉川（今陕西省西南郑县），前往成都。在汉川路遇净土寺空、景二法师，他们也准备去成都，在这里滞留讲学。乱世之秋，他乡遇故友，彼此都十分感慨。玄奘弟兄二人在这里听空、景二法师讲经数月，然后结伴而行同往成都。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一块平原上，是一座历史古城。周文王时，这里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有成都之名。战国时，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在成都附近修建了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使这里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汉代时，成都有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口仅次于古都长安。三国时这里是蜀汉政权的都城，与魏都洛阳、吴都建业齐名，成为名都。隋唐交替之际以及唐代开国之初，李渊父子先消灭了西北一带的割据势力，后击溃王世充和窦建德的联盟，收复河南河北，又平定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中，四川很少受到战争的侵害。加之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气候温和，人民生活向来相对安定，所以各地学者高僧都闻风云游这里。618年底，玄奘一行四人到达成都。当时称为益州，果然是一片太平景象。这里不仅商业繁华，而且学术气氛极为活跃，城中佛寺道场都开讲座，是一个难得的清静之地。空、景二位法师往四川各地游学去了，玄奘弟兄二人住进了成都空慧寺。说到了空慧寺对于玄奘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地。

成都空慧寺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佛学讲寺。曾驻锡过魏晋以降许多高僧大德。整合前人文献及今存巴蜀佛教碑文石刻，大致可拟出成都空慧寺的渊源脉络。石犀寺→龙渊精舍→龙渊寺→空慧寺→圣寿寺→大中祥符禅院→石犀寺相传李冰治水，曾凿石犀（俗称石牛）五枚，或立江边，或沉水底，以“镇水”。汉魏之际锦江边出石犀一对。蜀人为此立庙，名石犀寺，敬祀李冰。许慎《说文》释“寺”云“廷也，有法变也。从寸，之声”。中国历代朝廷的公检法机构都名“大理寺”，佛教传入中国，翻译中乃借用汉语传统的“寺”指称佛教庙宇。成都市西南之石犀寺最初不是佛寺，佛教传播深入，来蜀高僧多借清静庄严的石犀寺弘法传教，石犀寺渐渐成为佛教之寺。南朝萧梁时，梁武帝之子武陵王萧纪封蜀，改石犀寺为龙渊精舍，梁朝高僧慧皎撰《高僧传·慧持传》即采用“龙渊精舍”之名。慧持为东晋僧，《高僧传》述其“到蜀，止龙渊精舍，大弘佛法”。龙渊精舍，后又正名为龙渊寺，唐初，道宣撰《续高僧传·慧韶传》说。梁武陵王（萧纪）“出镇庸蜀，闻彼多参义学。必须硕解弘望方可”。武陵王萧纪点名要慧韶入蜀弘法。慧韶，俗姓陈氏，为洛阳颍川陈太丘之后，与后来的玄奘属于同籍同族本家。慧韶12 岁出家。成年具戒后“便游京扬”。慧韶奉邀至蜀，于诸寺讲论，开道如川流。曾于龙渊寺披讲将迄，感见一神“云当拥卫”讲席弘法。慧韶在扬州时常苦气疾，“及至蜀讲，众病皆除”据龙显昭学长考，龙渊寺“至唐初因避李渊讳始改空慧寺。”此说最为可信，《景德传灯录》卷四记述，唐大历元年（766）即安史之乱后杜鸿渐镇蜀，延请无住禅师入蜀弘法，亦驻空慧寺。唐武后仪凤二年（677）敕空慧寺，建塔，变僧若干人，其寺规模亦可推知。空慧寺毁于唐武宗“会昌法难”。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筛汰僧尼，只保存官府认可和敕建佛寺。其余诸寺按制拆毁，僧尼还俗。武宗死，宣宗即位，立刻改制，大兴佛寺。宗室贵族李回为西川节度使来蜀，立即于大中元年（847）重兴此寺，并将原城南由唐宪宗题额的圣寺庙额摩刻，悬于重兴之空慧寺。此后，空慧寺更名圣寿寺，唐末僖宗避黄巢之乱来蜀，又专为此寺题额圣寿寺。重兴之圣寿寺有三十院。五代孟蜀宰相王处回又舍宅入寺，增建禅院。北宋人吴师孟《大中祥符禅院记》与南宋冯檝《大中祥符院大悲像并阁记》先后记述了重兴之圣寿寺规模。大略谓寺院占地七顷，共三十院。规模、佛寺一度媲美大圣慈寺。最盛时三十院中之一的大中祥符禅院，其“堂殿屋字共四百间，最为宏丽”，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季春，院中塑观音像一尊，历经五年方完工，是迄今为止成都市最大的雕塑观音像。“役工雕造千手眼大悲像。至二十一年孟冬，像成。立高四十七尺，横广二十四尺”。绍兴二十二年（1152），又在禅院内“故暖堂基上，”“称像建阁”，此观音阁“广九十尺，深七十八尺，高五十四尺”。阁成，“奉安圣像于其中”，圣寿寺禅符院中所建观音阁，也成为成都最大的观音阁。据北宋吴师孟记述，北宋平定王小波、李顺叛逆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转运使、刑部员外郎施护，奏请宋真宗赐“大中祥符院”庙额。大中祥符禅院虽仅是唐圣寿寺（原空慧寺）三十院之一院，但由于圣眷隆重，人们也渐以大中祥符禅院指称圣寿寺。元明之际，圣寿寺犹存，但寺名已被叫回其古称“石犀寺”。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将石犀寺列为成都“南门之胜”。曹氏引《水经注》说：“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后转犀牛二头在府中，一头在市桥，一头沉之于渊。”可见成都石犀的由来已载于北朝郦道元《水经注》。曹学佺应证《水经注》写道：“今寺（石犀寺），正殿阶左，有石蹲处，状若犀然。额曰圣寿寺，古之龙渊寺也。其后改名空慧。隋蜀王秀竹园六十顷，此地属。唐仪凤二年，敕天下七寺建塔，立石柱二，变僧尝七百人，此其一也。会昌中废。至大中元年，李回重建，摹万里桥南元和圣寿寺额竖此，故曰圣寿寺。（今）额则僖宗御书也。寺有尊胜咒石幢，高七尺，围四尺，太和（曹魏年号227—233）中马季武行书。明嘉靖中（1522—1566）掘地得之”。明代曹学佺考证了龙渊寺与古空慧寺，石犀寺的关系，还看到了在此发掘出土的三国末曹魏时的尊胜咒石幢。晚清双流人刘沅，于咸丰元年（1856）撰《重建古圣寿寺碑记》。首句即云“省城西南隅，古龙渊地”；“按此地本古圣寿寺基”，“嘉庆己卯（1819），居民锄地，得观音像，祈祷颇灵，众以为异。盐茶道奇公成额，捐金为舍以妥之。而命愚（刘沅）董其役”。据刘沅考，古龙渊旁之寺，在秦汉时即江渎庙，在成都西南石牛门附近。晚唐韦皋“扩城基，更古制，而江渎庙向在江渎者，乃在城中”。到清初年羹尧就江渎庙处建将军府衙——即今将军衙门，“石牛亦入于将军官廨。”“雍正年间，创修内城。石牛虽入官署，而年中丞（羹尧）恐湮旧迹，亦于城外立寺，别为石牛，使人志之”；“今牛已残其半，幸根深入土，尚未全湮”。刘沅尚见到过已残半的古石犀，清末大乱，残犀又不知下落如何了？或者仍埋今将军衙门一带街市地下？古石犀寺，龙渊寺、空慧寺、圣寿寺究在成都市区西南何处？清末刘沅考证，其地即清之将军衙门街，古江渎庙，龙渊石犀处。刘沅所考所见与巴蜀史籍文献吻合。秦王派张仪，张若二人，仿咸阳制度筑成都城。“三年成都”，城上“置观楼、射兰”。张若将开明蜀王首府，由赤里街（今南大街），“徙置少城内”。秦城保留最久，又最著名者即为少城西南宣明门上的张仪楼。张仪楼在晋代又叫自莬楼。任豫《益州记》云：秦时“诸楼，年代即久，栋非昔。惟西门一楼，张仪时旧迹犹存”。成都市少城西南的张仪楼至唐代仍在——空慧寺即在张仪楼附近。杜诗《石犀行》中有诗句曰：“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古石犀原立于成都“市桥门”附近，成都“市桥门”乃少城南面西头第一门，约在今成都胜利西路金河街及下同仁路之东一带。唐宋时期以空慧寺为基础重建更名的圣寿寺，其规模宏丽、地跨今成都寺东西胜街及将军衙门等处。今日共青团成都市委机关所在地与金河宾馆即在古空慧寺地基上——就在唐僧玄奘卓锡成都五年修习佛法的地址上。清年羹尧占据空慧寺一部分辟成将军衙门。历史衍变，势之必然。我们今日又以“将军衙门”一带之基作机关、修宾馆、建市场。

空慧寺高僧云集，大多是为避战乱云游到此的。成都当地一些著名高僧常在这里聚集讲学，玄奘认识了不少佛学大师。其中道基、道振、宝仙等人是当时中国佛学界名望很高的人物，他们常驻空慧寺，对玄奘的学业、人品也逐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一次，空、景二位法师从四川各地云游归来，到空慧寺拜望老友道基，问到玄奘的情况时，道基大师高兴地说：“你的净土寺高足，那可是个难得的人才，如今佛门中有多少人妄自披着袈裟，而实际上心术不正，像玄奘这样诚心向佛、矢志求学的人实在是不多了。”自战乱以来，从各地入蜀求学的僧人，有好几百人，像玄奘那样刻苦的还有一些，但若论造诣，却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的。诚如道基所说，玄奘在空慧寺一点也没有浪费光阴。在乱世之秋，他没有辜负成都这块难得的求学净土。在这儿三年里，玄奘如饥似渴地学习佛典，他的声名原本只在洛阳传扬，而当四川形成一个佛教中心，全国各地的名僧都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时，玄奘的声名又进一步在佛教界内传扬开来，并得到一些高僧的高度赞扬和认可。高僧道基法师曾称赞玄奘说，我讲学多年，“未见少年神悟若斯人”，一个少年僧人能得到高僧如此称赞，应该是不多见的。他苦读三年，学业大进。他系统地接触了当时中国佛学中的各部学说，特别是受道基、道振、宝仙大师的影响，对大乘佛学中的毗云、成论、涅槃之学有了精深的钻研。玄奘十三岁剃度，但那只是走入佛门的第一步，要成为一个高僧，还有更重要、更难过的第二关：受戒。那么受戒都有着哪些严格的要求和复杂的程序呢？玄奘出家八年以后，到了二十一岁才正式受戒，受“具足戒”。如果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是大学本科毕业，才算成为一个非常正式的僧人。所谓“具足戒”，是指使一个人完全具备成为“比丘”的资格和条件，这是一个非常繁复的戒律，有一定的仪式。离江流和尚漂流而至的金山寺不远，在镇江宝华山上有一个寺庙叫隆昌寺，可能是中国唯一没有佛像的寺庙，而且也没有山门，只有一扇非常小的偏门，小到什么地步呢，现代社会里吃得太胖的人恐怕过不去。这个寺庙在当时好比是佛教的哈佛，中国乃至东南亚的好多方丈、住持，都是在这里受具足戒而正式成为僧人的。如果去隆昌寺看一下就可以知道，受具足戒这一关并不是那么好过的，不像想象中那样仅仅把头发剃掉，或在头上烫几个香疤，只是疼一下，凭足够的毅力可以做到；而是设计有一条非常长的过道，过道内光线并不充足，或明或暗，一直延续几百米长。穿越过道时，各人必须在其中默念，是否还隐瞒了一些亏心事，是否具备了成为一个僧人的条件，是否已经准备好去承担弘扬佛法的职责，……就这样缓慢行进，一直走到过道尽头的戒坛处。戒坛是汉白玉所造，体积很大，按照授具足戒的规矩，上有三位法师，一位负责授戒，叫“戒和尚”；一位指导在场做法，叫“教授师”；还有一位具体负责剃发燃香，叫“羯磨师”，同时还有七个证人在场。读者诸君可以想象一下，你经过长长的忽明忽暗的过道，突然一冒头，见到一个非常庄严的汉白玉戒坛，上面坐着一些非常严肃的老法师和给你授戒的和尚，有的手上拿着明晃晃的剃刀，你会有什么感觉？还有各种诵经的仪式，是一种非常庄严肃穆、直接震撼内心的场面。这套仪式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具足戒对于比丘而言，一共有二百五十条戒律；对比丘尼则更为严酷，有三百多条戒律；而对一般居士来讲，则有受五戒或八戒之别。在《西游记》中，只有唐僧是受过具足戒的，具备成为一个真正大法师的资格。至于猪八戒，之所以叫“八戒”，据唐僧说：“你既是不吃五荤三厌，我再与你起个别名，唤为八戒。”可见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戒称呼。如今如果诸位到哪座寺庙去参观或到某个法物流通处，想要请两部佛经带回家去阅读修行，便会发现有些书是不能“请”的，这些不能“请”的佛经就是“戒”。各种戒本下面都会注明“在家人勿看”五个字。也就是如果你不出家，这个戒律是不能“请”回家去看的。因为我的专业是佛学研究，所以我虽然没有出家，这些戒本还是近水楼台都读过，其中有些戒条之严酷、对僧人的要求之高、对他修行的规定之严格，是匪夷所思的。尤其对比丘尼而言，戒律规定之严密，完全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这些戒律从佛教学养、僧人间的日常团体生活、个人修行、生活细节，乃至于细到如何喝水，都一一作了严格的规定。如今如果诸位到哪座寺庙去参观或到某个法物流通处，想要请两部佛经带回家去阅读修行，便会发现有些书是不能“请”的，这些不能“请”的佛经就是“戒”。各种戒本下面都会注明“在家人勿看”五个字。也就是如果你不出家，这个戒律是不能“请”回家去看的。因为我的专业是佛学研究，所以我虽然没有出家，这些戒本还是近水楼台都读过，其中有些戒条之严酷、对僧人的要求之高、对他修行的规定之严格，是匪夷所思的。尤其对比丘尼而言，戒律规定之严密，完全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这些戒律从佛教学养、僧人间的日常团体生活、个人修行、生活细节，乃至于细到如何喝水，都一一作了严格的规定。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即玄奘在成都空慧寺学习的第四年，也是最后一年，成都的一些著名高僧聚集空慧寺，举行学术集会，为玄奘等一批云游在蜀的青年僧人举行资格认定和受戒仪式。空慧寺道基大师担任主持，道振、宝仙及空、景法师也都到场。在受戒仪式之前，与会的学者大师及佛学前辈首先对玄奘由普通沙弥转升为比丘的资格进行讨论认定。大家对玄奘平时的学识水平及戒行操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道基大师宣布，玄奘正式获得比丘资格，然后按照佛门规矩开始受戒。道基大师将具足戒250 条戒律逐条高声念诵，玄奘一一领受承诺。受戒毕，道基大师为玄奘披上了红棉袈裟。在一片悠扬轻柔的梵音声中，玄奘双手合十，口念佛号，向各位大师异议一一躬身施礼。此时与玄奘在一起学经的空慧寺僧众，也为玄奘的出师感到高兴，他们用经唱形式念起了功德经。玄奘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受了具足戒，便也从那一刻开始，发誓遵守二百五十条戒律。直到这一天，他才被国家作为僧人登记在册，获发正式的度牒（即当和尚的凭证），成为一个官方认可的僧人。在唐代的均田制没有崩毁之前，每个登记在册的僧人，还可以获得国家分配的三十亩地。受戒之后，玄奘取得了传经授徒、独立开学的资格。他打算离开成都，到各地游学深造。玄奘在四川的十五年间，一直与他的哥哥长捷法师齐头并进（当然长捷法师后来的声望远不如玄奘），当地的官员都非常器重这对兄弟，称之为“陈门双骥”，当时留下的记载之中，评价兄弟二人为“吴、蜀、荆楚无不知闻”。玄奘在四川时，也完成了他作为一个僧人生命历程之中非常重要的几件事情：第一，他最终在四川受戒，获得了官方承认的僧人资格；第二，他与他的哥哥一起，在一个非常大的佛教学术中心范围内，得到了众人的认可，完成了自己的一次飞跃。如果玄奘满足于此，他完全可以就此在这个天府之国安居下来，但玄奘毕竟是玄奘，他不甘心于此，决定离开四川重返长安。这其中想必也有几重考虑：第一，长安毕竟还是唐王朝的国都，于政治、文化乃至佛教，都具有它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二，要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僧人，仅仅扬名在吴、蜀、荆楚这些南方之地，肯定是不够的。这其中也可反映出玄奘兄弟二人气度上的不同。他的哥哥在四川当地声名鹊起之后非常满足，不打算再回长安，并屡次劝阻玄奘，让他安心留在四川。但玄奘在二十三岁那一年，终于不顾兄长的劝阻，与商人结伴，泛舟而行，绕道往长安方向走去。在历史上，佛教与商人的关系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这不仅限于中国。首先，佛教基本上是根据商路传播的；其次，佛教徒也非常愿意和商人结伴而行，因为商人往往是以商队方式行进，在长途跋涉中，不但带有较为充足的给养，例如粮食、水、钱财等，还会带有一定的自卫武装，所以佛教徒出于便利和安全的考虑，往往喜欢与商队结伴而行。玄奘临行前，道基大师鼓励他说：“学习佛经贵在理解奥妙精义，重在修持求证。如果局限于一师一地，孤陋寡闻，是无法进入上乘境界的。”可是，二哥长捷法师劝阻玄奘说：“漂泊多年，好不容易安稳下来，有了立脚之地，到哪里再找比成都更好的地方呢？”玄奘理解二哥的心思。自父亲亡故以来，兄弟二人相依为命，形影不离，这次自己一人外出，二哥自然放心不下。想到这里，便向二哥说道：“乱世思定，人之常情。我外出求学深造，是为了学得正果，安逸之地可以抛开，请二哥放心。”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春天的一个清晨，二十三岁的玄奘在屋中留下一张字条，背起早已准备好的行囊，在哥哥窗前默默地道了别，然后大踏步走出空慧寺，走出了世外桃源一般的成都城，又开始了五年的国内游学生活。离开成都后，玄奘由岷江泛舟东去，经峨眉、穿三峡，到达荆州（今湖北江陵县），住天皇寺。天皇寺在今四川谢家天庙村，距县城西12 公里，原建于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重建。嘉庆十二年（1807）建寺外照壁。现存正殿系道光二十年（1845）重修。今存双重四合院群体布局，座东向西，有前殿、厢殿、正殿、后殿及僧舍，占地1353 平方米。正殿为木结构单檐歇山式顶，覆以小青瓦，脊饰已毁。内为抬梁式十架椽屋，前后乳伏搭牵用四柱，面阔5 间（22.8 米），进深3 间（18.5米），通高9.8 米，前二金柱锡鎏金青龙，平梁与四椽间用雕花罗汉支撑，乳伏与搭牵用假斗拱，其上雕刻花卉和戏剧人物，檐下倒墩刻成莲花形，殿内有壁画，现为石灰涂抹。素面台基高0.8米，施如意踏道4 级。正殿内塑有“三身佛”。后殿塑文殊、普贤、观音，及十二缘觉。1984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恢复佛事活动。建于竹海天花板岩最高处，海拨1000.2 米，为竹海之巅。寺内主供天皇和天皇娘娘及七仙女神象，寺今已毁，仅存遗址。登寺远眺，方园数十平方公里的万岭竹海尽收眼底，寺后壁岩万仞，云烟飘缈，可观云海日出，令人心旷神怡。寺庙始建于何年现已无法确切考证，但以寺内所存乾隆四十六年（1778）重修碑志载文：“天皇寺越西古刹也，寺内壮丽庄严，屡遭流寇之害，兵焚古庙”，建寺年代可推至庙宇兴盛的唐代。千百年来，天皇寺几经灾难，数度废兴。十年浩劫中，天皇寺再遭厄运，先是辟为“五·七”干校，“五·七”战士偕各路神仙改天斗地。后建为养鸡场，浩浩鸡群与诸多罗汉同舟共济。是时，寺内的殿楼屋宇多被夷为平地。改革开放后，越西为发展旅游业，把恢复天皇寺作为文化旅游景点来建设，由统战部牵头，民间集资，披星戴月十多载，耗资百余万，次第落成观音殿、祖师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圆通宝殿、牌坊等，迎设菩萨神仙佛像奉祀。增修僧房、食堂、水池、公厕等设施，通电修路抽水上山，方便了游人香客。寺外退耕还林，广植花草树木，与寺内郁郁葱葱的古柏连成一体。路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天皇寺又现昔日美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天皇寺，过去由于种种原因，“锁在深闺少人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天皇寺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八方游客、四海友人。现存正殿系道光二十五年（1845）重修。民国时期至1983年，一部份房舍曾作小学。该寺一直住有僧民。1985年由彭山县人民政府批准为开放庙宇，恢复宗教活动。

玄奘在天皇寺为听众讲《摄论》《毗云》，历时一夏一冬。当时坐镇荆州的汉阳王氏个虔诚的佛教徒，听说玄奘开设讲坛，便亲自前去拜访，还把手下的僚属以及僧俗两届有才学的人都带来了。这些人一见面就提出各种问题，当中有的是诚心求教，有的是故意刁难。但玄奘有问必答，排疑解难，引经据典，应对自如。结果，诚心求教的人深感相识太晚，故意刁难的人则心悦诚服。汉阳王佩服玄奘的才学，当即赠送了大量礼物，玄奘全部留给天皇寺。当时又有淮海一带的名僧闻风来聚。六十高龄的智琰大师也对他执礼甚恭。智琰大师，唐朝时吴郡人，俗姓朱，他有个字号叫明灿，是梁朝时侍郎献的孙子，生下来就有天赋异禀。在八岁幼龄的时候，就出家了。他是通元寺璩法师的弟子。他游遍了各地的名刹，到处盛开法席广宏经论。陈朝亡时回到了虎邱的地方，三十年中在山岩中静修用功，后来由于战争躲避兵难而他迁。到了武德七年，苏州总管官员李世嘉，很诚恳地迎接他返回山寺。那时候的他更加实行净土的弘扬，修十六妙观，召集了善信五百余人，到寺里来念佛。每月一次集会共修，这样实行不断连续了十年之久。贞观八年十月，有一天忽然见到梵僧手上拿著一个宝瓶，走上前对他说：“我就是无边光，净土宗常常提到的功德宝王，就是我了。”于是智琰大师对寺众说：“你们可知道吗？无边光就是势至菩萨，他成佛号称功德宝王。我如今见到他，恐怕即是我西归的日子来到了。”当晚果然安祥逝世，那年已然七十一岁。玄奘得到了顶尖的智琰大师极高评价，对于年轻的他来说尤其显得重要。当时他见到了德高年劭的智琰大师，当时智琰大师已年逾六旬，在那时算是高寿，见到玄奘之后，据记载称“执礼甚恭”，即非常地恭敬，在与玄奘讨论佛法后，他感慨地泣叹道：“岂期以桑榆末光，得遇太阳初耀。”意思是说，以我六十多岁的桑榆晚景、风烛残年，居然还有幸遇到初次散发万丈光芒的太阳。年轻的玄奘获得高僧这样崇高的赞誉之词，立刻就在佛教界声名鹊起。二十四岁的玄奘沿长江而下，过扬州等地，折而北上，直达赵州（今河北赵县），从道深法师学习《成实论》。二十五岁来到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从慧休大师学《杂心》和《摄论》。二十六岁来到长安，以云游客僧名义住大觉寺。先后跟随道岳学《涅槃》，历时两年。玄奘游学来到长安，是他第二次到长安，应该说，玄奘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时候的京师长安，早已不是当初模样，佛教已经兴盛起来，各种佛事活动频繁，还涌现出不少高僧。玄奘便在大觉寺住了下来，一边给人讲经，一边继续学习。当时长安有法常、僧辨两位大师，博通佛学，声驰海外，跟随他们学习佛经的人很多。这两位大师见玄奘对所学经书过目不忘，并能从中发现很多问题，因此对他格外赞赏，认为这个年轻人身上担负着光大佛教的重任。他们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已经老朽，恐怕不能看到玄奘日后的成就了，他真是佛门的‘千里驹’啊！”长安城已今非昔比，高僧荟萃，佛学昌盛。玄奘与众僧切磋佛学，学业精进，声誉鹊起，很快在长安城中有了“佛门千里驹”之称。朝廷的官吏对玄奘的声明也有耳闻。左仆射萧瑀（相当于宰相之职），宋国肃公萧瑀（575—648），字时文，祖籍南兰陵（今江苏省丹阳市）。他是昭明太子萧统的曾孙、西梁宣帝萧詧之孙、西梁世宗萧岿之子。与唐朝争地的萧铣还属他的子侄辈亲族，隋炀帝皇后萧氏是他的亲姐姐。萧瑀自幼以孝行闻名天下，且善学能书，骨鲠正直，并深精佛理。以皇后亲弟之重，萧瑀在隋朝年纪轻轻就已做到银青光禄大夫的官，参决要务，后来由于屡屡上谏忤旨，渐为隋炀帝疏斥。特别是萧瑀谏炀帝应该舍高丽而防突厥，引起杨广震怒，贬放为河池郡守。唐高祖很器重萧瑀，刚刚进京定位，就遣书招致，授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民部尚书。李渊所以这么亲重他，一则萧瑀为人正直，二则累世金枝金叶，三则他又是皇后独孤家族的女婿。因此，李渊以心腹视之，每次临朝听政，都赐萧瑀升于御榻而立，亲切地呼之为“萧郎”。唐朝革创，以萧瑀最熟识国典朝仪，他又孜孜自勉，留心政事，故而深得李渊信任。唐太宗继位，拜为尚书左仆射，当时房玄龄、杜如晦新朝臣子正在风头上，萧瑀深感不快，上书时辞旨寥落，殊有怏怏之意，被废于家。不久太宗念其旧情，恢复了他的官爵。由于性情骨鲠，有一次又与大臣在太宗面前厉声愤争，因不敬罪又被免官，而后很少再能进入太宗政事裁决的核心班子。即便如此，太宗仍常回忆他当秦王时恐惧畏祸，萧瑀在李渊面前公正持平为自己讲好话的旧事，说：“此人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并赐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此诗为古诗，非李世民创作。当年杨素替刚即位的隋炀帝平皇弟杨谅造反，炀帝致杨素的“感谢信”里也引用这两句诗。）贞观二十二年六月癸酉（二十四）日（7月19日），萧瑀病死，享年七十四岁。宫廷太常上谥曰“肃”，太宗认为萧瑀性多猜贰，刚忌太过，最后谥曰“贞褊公”，册赠司空，陪葬献陵（唐高祖陵）。由此，可见一个人再忠厚梗直，竟逆触龙鳞，使人耿耿于怀。萧瑀拜会玄奘，玄奘对萧瑀说：“我出家以来，求学洛阳，拜师成都，走遍燕赵，历访周秦各地，学习佛经已经17年，为的是掌握佛学真谛。可是现在得佛学，经本不全，派别纷争，所讲义理，常常各执己见，对佛学的流传极为不利。我想到印度去，追本溯源，亲自阅读贝叶经典，求取真经，然后再回到中土传播，这样才可能对振兴佛学，对大唐的昌盛更为有利。”萧瑀见玄奘意在西行，便不再提奏请之事。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玄奘为学梵语，多与在长安的西域僧人接触，积极为出国做准备。恰好这年冬天，中印度学者波顿从海道到达长安，住兴善寺讲学。唐代时候的印度佛教虽不能算处于完全的高峰，已经有点衰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是有很多佛教的精微学说，由印度的僧人带进中国。玄奘的这次听讲，用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来说，就是“放眼看世界”，从佛教发源地的高僧那里，一下子感受到了印度作为宗教圣地的魅力，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令眼前敞开了一片新的佛学园地。于是他立刻结侣陈表，召集一些志同道合之人，准备结伴向西方印度而行，并立即递上申请表——但是，“有诏不许”。波顿是印度权威学者那烂陀寺戒贤法师的学生，简单介绍下戒贤法师，梵名Shīlabhadra，音译尸罗跋陀罗，公元六七世纪间（约528～651）人，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论师，曾为印度摩竭陀国那烂陀寺住持。系东印度三摩呾吒国之王族，属于婆罗门种姓。少时好学，游历诸方，访求明哲，至那烂陀寺，遇护法菩萨，闻法信悟而出家。年三十，即以辩论击败南印一大外道，获王嘉赏，并为其建造伽蓝。法师长期主持那烂陀寺，弘传唯识教义。他依《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经论，将佛教判为有、空、中三时，谓“三时教”。第一时教，即“四阿含”等经。指佛成道最初在鹿野苑所说的小乘法，虽说人我空，犹未说法空；第二时教，即诸部《般若经》等。虽依偏计所执自性说诸法性空，然犹未说依他起、圆成实等唯识道理；第三时教，即《解深密经》等。方就大乘正理，说三性、三无性等唯识二谛。认为只有第三时的唯识大乘才是真正了义之教。又主张五种姓说，认为有五类性质不同的众生，即菩萨、缘觉、声闻、不定和无性，其中最后一种“无性有情”，永远达不到解脱。这些理论，均被玄奘传来中国，后又传入日本。传说其著作有十余部，但中国传译的，只有藏译《圣佛地（经）释》一种，内容约当玄奘译《佛地经论》之半，文句大同。弟子多人，著名的除玄奘外，有亲光、胜军等。玄奘西游时，师年已百余，时为那烂陀寺大长老，德高望重，名震四天竺国，玄奘师事之，学习、弘传法师所传承佛法理论。当时，众人非常尊敬法师，不直呼他的名字，而尊称他为‘正法藏’。据资料记载，当戒贤法师见到玄奘，听说他来自东方大唐国时，竟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法师的弟子向玄奘解释了其中原委：三年前法师身患怪病，痛苦万分，无法忍受，正想自杀以求解脱时，忽见文殊菩萨降临，指点他说：‘你在久远劫前，作过多次国王，做了许多迫害恼乱百姓的恶行，本应堕落恶道（地狱、饿鬼、畜生称为恶道），长久受大苦报，由于你宏扬佛法的缘故，得以免除将来的地狱大苦报，将它转变成目前的人间小病苦，你要忍受。再过三年，有位大唐国僧人会到此拜你为师，求受佛法，你将佛法传授给他后，身体就会康复。’戒贤法师于是强忍病苦，力行忏悔，终于等到了玄奘的到来。后来他的病痛果然消除。若非菩萨指明往世因果，或许有人会说，如此有修行的得道高僧，怎么还会有这样的病苦折磨呢？其实这全是往世业因成熟，但是他所作的功德还是将‘后报重报’转成了‘现报轻报’。就在此时的玄奘正在研究国内刚刚兴起的瑜伽之学，但苦于缺乏原始梵文经本，便去拜会波顿大师，向他求教。波顿大师说：“印度有个大乘佛学的权威，人称戒贤法师，正在那烂陀寺讲学，他著有《瑜伽十七地论》，是现在瑜伽之学的最好经本，可惜我没有带来。”听了波顿的指点之后，玄奘往印度取经留学的目的更为明确，“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