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著作

我们知道玄奘经历了千难万险，克服种种困难，到达印度取得真经，这是他对佛法的执着，是对佛法的热爱。他的最终梦想并不是单纯的游历印度，带一些经书返回大唐，他是为了能够宣传佛法，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法的深奥，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在他见过了唐太宗以后就开始了他的著作翻译的工程。只要是对中国佛教史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就佛经翻译而论，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首屈一指的。中国现代著名佛教史学者汤用彤先生，在他的名著《隋唐佛教史稿》里总结了四点：第一点，人才之优美；第二点，原本之完备；第三点，译场组织之严密；第四点，翻译律例之进步。

玄奘对经文的翻译相对来说是很精确的，他亲自到达印度取得真经，这一过程中，他精通当地语言，也对印度文化本身有非常通透的了解。并且在经书的翻译过程中，玄奘对原文的翻译要求是很严格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说，玄奘在翻译《大般若经》的时候，因为梵文本有二十多万颂，体量很大，于是他的助手建议玄奘删掉一点，玄奘觉得也有道理，就听从了大家的意见，“如罗什所翻，除繁去重”。他就像鸠摩罗什翻译时那样，删除了一些相类似的内容，没想到这一删，就删出事来了。

作此念已，于夜梦中即有极怖畏事，以相警诫。或见乘危履险，或见猛兽搏人，流汗战栗，方得免脱。觉已惊惧，向诸众说，还依广翻。

在他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就在梦中梦到及其危险的事，有时候是梦到爬到山上又突然掉到山谷里，有时候梦到大鹏自己跟猛兽搏斗，经常累到汗流浃背才能得以解脱。玄奘突然感觉很害怕，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决定不对。于是就把徒弟叫到自己面前，吩咐大家把经文重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这样的例子很多，据赞宁《宋高僧传》记载，唐高宗显庆四年（659），玄奘六十岁的时候，译成《大毗婆娑论》。他有个弟子叫法宝，觉得经文有问题，就去向玄奘请教，玄奘看了觉得是有问题，于是往经文里加了十六个字。法宝这些弟子平时是在玄奘非常严格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耳濡目染玄奘一贯严谨的作风，知道玄奘是反对改动原本的，怎么现在自己往里加东西呢？于是就直截了当地问玄奘：“此二句四句为梵本有无？”十六个字，可以看成两句，也可以看成四句，也就是问玄奘，我不管您十六个字分成两句还是四句，原文当中有吗？玄奘回答：“吾以义意酌情作耳。”我是根据佛经的意译酌情处理，自己写的。法宝又问：“师岂宜以凡语加圣言量乎？”师父您难道可以把凡人的话加到圣人之言里去吗？玄奘回答：“斯言不行，我知之矣。”这段经文有错，我早就知道了。

玄奘在经文翻译的初期，并没有翻译那些影响深远的佛经，而是一些并不重要的佛经，我们可以理解为他这是在锻炼自己的翻译团队。他翻译的第一部经典佛经是《瑜伽师地论》，随后，贞观二十一年（647），玄奘四十八岁，他又相继翻译了《老子》和《大乘起信论》，是把汉文翻译成了梵文。

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十五日，玄奘四十九岁，作为玄奘西行求法成功的最主要的象征之一《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工作正式完成。这一年，玄奘有曾多次被唐太宗召见，召见的目的仍是希望玄奘能够还俗帮助他治理国家。六月，唐太宗离开长安，来到坊州宜君县凤凰谷玉华宫（今延安附近），玉华宫后改建为玉华寺（玄奘法师的圆寂寺庙），唐太宗就在玉华寺也召见过玄奘法师，并且和玄奘探讨过《瑜伽师地论》：朕观佛经譬犹瞻天望海，莫测高深。法师能于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我翻阅佛经就像是远看天涯，眺望海面，可以说佛法是那么的高深莫测。玄奘法师能够到异域去求取佛法，就算我研究军务或者国家大事，但是也远远比不上你求取佛法的执着。现在看来，佛法是没办法追根溯源的，也要不知道佛法的深刻，和儒家那些说法相比，就像汀滢之池的方溟渤罢了。大家讲的那些三教九流，更是没有办法比拟的。

随后，唐太宗就下令由政府出资，组织人员抄写《瑜伽师地论》，并且发放到全国各地的比较大的寺庙，这也促进了《瑜伽师地论》的传播，值得一提的就是唐太宗还为玄奘翻译的经书做了一篇序——《大唐三藏圣教序》。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发生了一件对于玄奘来说非常悲伤的一件事，那就是唐太宗的驾崩。唐太宗对于玄奘来说，那是一位伯乐，对于佛法的宣传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自从唐太宗驾崩以后，玄奘就一门心思，全心全意投入到译经工作中去：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遇乙之后方乃停笔也就是说，玄奘不再放弃每一刻光阴。每天定好学习工作计划，如果白天有事情被打断的话，当夜一定补足，必须完成才肯歇手。玄奘就以这种态度在进行工作。

太宗驾崩后，唐高宗李治继位，而唐高宗对玄奘依然非常尊重，政府对玄奘翻译工作的支持也没有因为唐太宗的驾崩而受到任何影响。玄奘在翻译之余，还为很多刺史一级的高官授戒说法，玄奘的信徒越来越多，这些皈依弟子的俗世地位也越来越高。来自日本、朝鲜半岛、西域，甚至来自印度的学生都纷纷拜在玄奘的门下。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回国后都大有成就，玄奘的影响也由此传遍了东亚，甚至回馈到佛陀的故乡，回馈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也就是玄奘五十六岁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甚至成为玄奘辉煌一生中罕见的被后人所诟病、批评的一个污点。当时中印度有一位僧人，叫“布如乌伐邪”，翻译成汉语名字叫“福生”，他带了五百多夹、一千五百余部的佛经来到长安译经。从现在留下的文字记载来看，也许是由于宗派的分歧，也许还有别的不足与为外人道的原因，福生受到了玄奘的严厉压制，不仅他的翻译工作无法进行，而且最终还被逼离开了长安，最后死在瘴气之地，而福生随身带来的五百多夹梵文经典却被玄奘夺走了。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二月，玄奘还为唐高宗的婕妤薛夫人落发受戒。三月，唐高宗亲自为慈恩寺撰写碑文。四月御书碑落成，玄奘率领慈恩寺和京城的僧人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官方也派仪仗恭送，“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场面非常火爆。十一月一日，武则天施舍一件非常珍贵的袈裟给玄奘。十二月五日，武则天生子满月，依然请玄奘进宫为皇子（佛光王）剃度，师父是玄奘。这些都是很高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