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伦理法规与可信度研究

从媒介伦理与法规的视角探讨媒介可信度与社会的关联是媒介可信度研究的又一新趋势。

库柏（Cooper，2008）的研究指出，公众一直对大众媒体伦理实践存在担忧，并在某些情况下不断增加。过度广告、过度暴力、欺骗、侵犯隐私等一些问题适用于多种传播渠道，但其他问题则具有一定的特定性。例如，公众对互联网的主要焦虑包括欺诈、垃圾邮件及向儿童提供色情内容，而对电话的主要担忧包括电话营销和窃听。总的来说，媒体伦理问题不断升级，例如，媒体名誉和对媒体的信任度下降。这些调查结果与第二届美国媒体道德峰会召开的全国民意调查一致。

贝内特等人（Bennett et al.，2018）通过文献研究法，探讨了假新闻和民主破坏问题的起源及其对政治传播研究的意义。当前学界关于假新闻的产生及其在民主国家中的影响的研究目前正在激增，但议程和框架尚不清楚，需要建立与传统政治传播研究的联系。研究指出需要确定不同社会中虚假信息的特征，注意到类似因素在哪里发挥作用以及重要的国家差异。同时，需要将假新闻置于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下，包括国内和国外。社交媒体和政治网站上流传的新闻形式的虚假信息在许多情况下，与许多政治党派活动，特别是与鼓动人们去反对其支持的党派以及其代表的主流媒体的激进权利运动有关，比如民族主义（主要是激进右翼）和外国（通常是俄罗斯）战略。假新闻会引起公民对官方机构信心的下降，削弱了官方新闻信息的可信度，并使公众对转向其他信息来源。虚假信息融入国家政治之中，通过主流媒体的其他替代信息源来传播假新闻，从而破坏正常的民主秩序和制度，激起人们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即破坏了机构合法性并破坏了中心党派、政府和选举的稳定性，从而达到操纵假新闻背后势力的目的。英国脱欧运动和特朗普美国大选是旨在破坏正常民主秩序的虚假宣传活动中最突出的例子。

布伦南（Brennen，2017）则从谣言或欺骗性宣传的角度讨论扩散假新闻的伦理问题。讨论的主题包括社交媒体在人群中大范围传播虚假新闻的作用，媒体在发布信息中的作用以及谎言影响下的权力分配并操纵人们的信仰。

钟等人（Chung et al.，2013）通过网络问卷调查法研究了公民记者对其新闻活动的角色概念以及他们对专业记者角色的看法的异同，以及主流媒体和公民媒体的可信度如何预测专业新闻记者和公民新闻记者的角色感知。控制变量为人口学因素和新闻从业经历，分别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意识形态、公民媒体经历。研究发现传统角色仍被视为专业记者的重要角色，公民记者认为他们的角色与专业记者大体相似，甚至认为相对较新的角色如鼓动者和公民角色方面，他们比专业记者更加突出。此外，公民记者对媒体可信度的看法是确定评估自己的角色以及他们对专业记者职能看法的核心因素。虽然媒体可信度和记者角色描述了媒体道德领域的一小部分，但它们涉及核心新闻价值观，比如客观性和真实性。这些发现还值得进一步考虑开放伦理体系，也应考虑让更多有新闻从业经历的人参与规范和伦理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