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15年前的一个春日午后，导师张国良教授约我去西餐厅茶叙，席间提到他的国家课题“中国大众传媒公信力与社会影响”，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初入师门的我，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从此全力以赴，未敢懈怠，开启了本书最初的旅程。

在研读文献、反复思考、请教同行、实证调研的10多年里，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信任，诚如齐美尔和卢曼等人所言，作为社会关系的胶合剂，是社会秩序和人类行为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也难怪近年来，中西方各门社会科学的学者都对信任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与此相应，人们对媒介的信任，也就是本书所探讨的媒介可信度问题，则是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媒介最重要的社会资产，也是反映社会信任的晴雨表，是推动社会民主化的关键因素。媒介可信度，同样成为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各门学科的核心议题。

2018年3月，自然科学领域的顶级刊物——《科学》（Science）杂志，刊登了几篇关于假新闻的专题研究。16名来自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美国学者联合出手，首次将假新闻的相关研究命名为科学（the science of fake news），并为后续研究及其政策应对提供了建议。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3位学者，同期发表了一则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最深入的假新闻传播研究，该文分析了过去12年推特（Twitter）上的12.6万条新闻的传播情况，结果发现，假新闻比真新闻传播得更快、更深、更广，尤其是政治新闻。

这已然是个信号：在媒介技术飞速变迁及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媒介信任问题的研究，值得我辈及后辈研究者在当下及未来深入挖掘。事实上，自20世纪30年代始，西方大量的学术机构和媒介组织就在媒介可信度领域进行了长期而系统的探索，包括《传播学期刊》（JOC）、《新闻与大众传播学季刊》（JMCQ）、《传播学研究》（CR）、《公共舆论季刊》（POQ）、《国际舆论学刊》（IJPOR）等在内的传播学顶级国际期刊已刊载了大量该议题的学术成果。

而媒介可信度，作为一个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研究领域，更值得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在新的媒介环境和本土社会情境下，对其进行概念测量，建立研究问题，并梳理原创性的研究发现。在此背景下，10多年来，我尝试吸纳了西方经典及前沿的学术成果，同时又从中国的社会、受众与媒介环境出发，聚焦学理与实证层面去深入分析中国媒介可信度的概念界定、受众认知、前因后果等问题。

在本书中，我努力将自己在该领域的长期积累进行了梳理与提炼，用三个核心问题贯穿全文：一是媒介可信度的研究历史、新近动向、概念界定、指标构成如何？二是在中国社会情境中，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对媒介可信度的判断？三是中国受众究竟如何评价社交媒体、传统媒体等各类媒体的可信度？我期望能从理论层面给出本书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我从不同方法、不同视角展开实证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中国受众的媒介可信度认知进行深入解读，也与西方研究做出对比，以期从基础研究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媒介可信度问题给出自己的学理反思。

对于该领域有兴趣的研究人员或各界人士，我想，这本小书大约可提供如下几方面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