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结
从上述有关媒介可信度指标研究的文献回顾中发现，已有的测量媒介可信度（包括来源/信息/渠道的可信度）的指标和条目十分繁多。塞尔夫（Self，1996）曾将西方有关媒介可信度量表中的100多个条目归纳为五个主题，包括：①新闻从业者的表现；②新闻报道的专业性程度；③对新闻报道的判断；④媒介与政府的关系；⑤媒介在公众生活中的角色。按照塞尔夫的总结可以发现，媒介可信度是一个内涵十分宽泛的概念，西方研究者对于媒介可信度的测量实际上包括了新闻从业者、新闻报道、媒介机构三个方向，尽管这三个方向在他们实际的调查和测量中并没有清晰地区分开来。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详细梳理，可将媒介可信度指标研究的主要成果大致归纳如表3-1所示：
表3-1 媒介可信度指标研究主要成果一览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本书整理。
说明：1.指标栏中括号里的数值系该指标在研究中的可解释变异量（%），若没有标出，则表示研究者在研究中没有加以说明。
2.测量层次系笔者根据研究的实际内容提炼而来。
从塞尔夫的归纳和上表的总结中，可以发现这样几个规律：
首先，从研究者对媒介可信度的测量层次来看，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这些研究并没有将信源、信息和渠道三者清晰地区分开来，这与研究者对媒介可信度概念界定的含糊、混乱相关。事实上，有研究者已指出，受众在接受传播信息的时候，存在将信源和信息分离（dissociate the source from the content of the message）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对于信源和信息的可信度的判断存在脱节的情况，也就是说，受众对信息和信源的可信度评估是分开进行的（Hovland et al.，1953：41-42；Hammond，1987）。例如，当受众认为信息内容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时，他们便不会在意信源的可信度，而只根据信息自身的特质来决定信息的可信度如何、是否接受它（Hovland et al.，1953；McGarry et al.，1974；Hammond，1987；Austin et al.，1994）。因此，这就要求研究者有必要把信源可信度、信息可信度和渠道可信度分开进行界定和测量（Newhagen et al.，1989；Sundar，1999；Metzger et al.，2003）。
其次，从媒介可信度指标研究的历史脉络来看，其研究对象或者说测量层次经历了重要变迁：从人际传播中的个体传播者到大众传播中的媒介。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媒介可信度指标研究实际上都是考察受众对个体传播者的认知和评判的维度。80年代以后，研究者的分析重心开始转移到媒介机构和新闻信息，关注大众传播情境中的媒介机构和信息的可信度如何被受众所评估。
再次，就指标本身而言，可以作出如下归纳：专业性/能力/合格性（expertness/competence/qualification）、可信赖性/可靠性/性格（trustworthiness/reliability/character）、动机/善意（intentions/goodwill）、活力性（dynamism）是研究者们采用最多的个体信源可信度指标（Giffin，1967），但这些指标也被一些研究者用来测量媒介机构信源；梅耶建构的五维度公平（fair）、无偏见（unbiased）、报道完整（tell the whole story）、准确（accurate）、能被信任（can be trusted）是经验证后信度/效度最高的测量媒介机构/新闻信息可信度的指标，也是被此后研究者采用最多的指标。这为我们考察中国的媒介可信度指标，提供了理论探讨的起点。
尽管媒介可信度指标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
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是媒介可信度概念的模糊和混淆，这是导致不同研究者所建构的指标和测量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这就提示我们，在中国分析媒介可信度指标，一定要将不同的测量层面区分开来。
从研究方法来看，研究者在建构可信度指标时，多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如同韦斯特（West）所言，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虽然在早期的理论假说建构阶段很有用处，但它只适用于研究者所探讨对象的相关理论知识比较贫乏的阶段，而不能证实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没有普适性。事实上，已经有学者一些开始质疑这些由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得出的可信度指标，并对方法本身提出了批评，包括：①因子维度结构的易变性；②研究者对因子命名的混乱、模糊和雷同；③研究者不断重复采用量表，导致无法探测新维度；④缺乏理论阐释。
关于因子维度结构的易变性，施韦泽等人（Schweitzer et al.，1966）、阿普尔鲍姆等人（Applbaum et al.，1972）和波德温等人（Baudhuin et al.，1972）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传播情境中，受众对来源可信度的评估维度并不相同。因此，阿普尔鲍姆等人（Applbaum et al.，1972）认为，来源可信度结构的多维性和受具体情境决定的不稳定特质，决定了研究者不能将其他研究中所采用的量表和测量结果直接照搬到自己的研究中，而必须进行前测，或者建构新的可信度量表，尽管耗时费力，但这种努力将赋予研究者更新的理论视角，带来更有潜力的理论研究成果。这一建议同样被其他研究者所提及（Tucker，1971；Falcione，1974）。然而，西方的媒介可信度研究中却有不少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由此得出的媒介可信度指标的普适性、稳定性都会有严重的问题，随不同的测量对象、信源/信息内容、时间、环境等的变化，可信度的因子结构会发生变化（Cronkhite et al.，1976；Delia，1976；Newhagen etal.，1989；West，1994；Metzger，2003）。而早期的媒介可信度指标研究大多采用实验法，这就导致研究者所探索的维度，其适应性和可推广性都存在相当的问题。这就提示我们，建构中国的媒介可信度指标，需要结合更多其他研究方式，如调查和焦点小组访谈等定量、定性手段的结合，以保障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的普适性和稳定性。
关于研究者对因子命名的模糊和雷同，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各研究者对于所采用的研究条目并未清晰界定，对于各指标的内涵没有清晰的说明；二是研究者对因子的命名往往是借用此前的研究，从而导致了过多雷同，使得他们即便有新的指标发现也无法体现出来，致使因子的含义十分混乱。此外，研究者总是不断重复此前已有的量表和因子名称，就会导致他们无法发掘在已有维度之外的其他未被探测到的潜在指标，而这些指标很有可能是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的（Cronkhite et al.，1976）。
此外，西方学者对于媒介可信度指标的研究还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缺乏理论阐释，而过多集中于对测量和统计方式的探讨，这是研究者们普遍存在的严重缺失（Berlo et al.，1969—1970；Delia，1976；West，1994；Metzger et al.，2003）。
解决探索性因子分析法的上述弊端，需要通过证实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也就是说，研究者在统计分析前应对可能出现的因子的性质、内涵和数目做事先假定，由此而得出的分析结果才具有较高的理论解释能力和信度、效度，也才可能具有普适性、稳定性、可比性和预测力，也才可能发现新的理论探讨的维度（West，1994）。
从调查对象来看，已有的指标研究大多以学生为实验和调查对象，比较单一。这就提示我们，在中国的研究中应当采用普通受众样本，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和普适性意义。
从研究者所探讨的指标本身来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没有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分析，各指标之间的重要性关系缺乏比较和排序。即使有研究者对不同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但所得到的结果亦不相同，例如，根据威尔逊等人（Wilson et al.，1993）的研究结果，信源的专业性是可信度最重要的维度，并且比其他维度客观，易于受众评估。而相反，吕等人（Lui et al.，1989）却认为，可信赖性才是评估信源可信度最重要的指标。对于各维度相对重要性的不同认识，也是西方媒介可信度的概念化和测量方式不一的重要原因（Metzger，2003）。因此，尚需要此后的研究者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深入探讨。
另外，已有这些媒介可信度指标的普适性和现实意义（Gass et al.，1999：82），也有待在进一步的实际研究中予以考察。尽管如此，这些已有的指标研究成果为我们探索中国媒介环境下的可信度指标建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平台。
【注释】
[1]在西方已有的文献中，有大量关于ethos的测量研究。这一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左右被西方的研究者认为是个体传播者的可信度（credibility）、权威（prestige）、形象（image），等等（Andersen et al.，1963；McCroskey，1966）。本书把有关ethos的研究都列入“来源可信度”的研究范畴。因为一方面，ethos最初的含义就是指传播者使人信服的某种品质（Andersen et al.，1963；McCroskey，1966）；另一方面，它在不同研究者的理解和研究中虽然内涵有一定差异，但总体而言，都与来源可信度密切相关。故书中如此归纳。
[2]或被其他研究者称为权威性（authoritativeness）（McCroskey，1966）、合格性（qualification）（Lemert，1963）、评估性（evaluative）（Andersen，1961；Markham，1965）等（Giffin，1967）。
[3]或被其他研究者称为性格（character）（McCroskey，1966）、安全性（safety）（Lemert，1963）、美好（niceguy）（Markham，1965）等（Giffin，1967）。
[4]或被其他研究者称为善意（goodwill）（Hovland et al.，1953）、安全性（safety）（Lemert，1963）、美好（niceguy）（Markham，1965）等（Giffin，1967）。
[5]或被其他研究者称为进取（aggressiveness）（Andersen，1961；Lemert，1963）、精力旺盛（energetic）（Markham，1965）等（Giffin，1967）。
[6]或被其他研究者称为社交性（sociability）（Lemert，1963）、可爱（likability）（Markham，1965）等（Giffin，1967）。
[7]“如果您觉得广播、电视、杂志和报纸上对同一条新闻的报道不一致或冲突，您比较会相信哪一种媒介的报道——广播、电视、杂志、报纸？”（Roper Organization，1979），这一问题由罗珀机构从1959开始采用，并为后续的不少研究者所沿用，根据加齐亚诺（Gaziano et al.，1986）的总结，1986年以前至少有14份研究报告采用了罗珀式经典问题。晚近的成果中，也有不少研究者采用这一问题（Major et al.，1997；Urban，1999；罗文辉等，2003）。
[8]“我们想了解您对于新闻（如广播新闻）可靠性的意见，如果100%表示完全信赖，那么，您认为媒介（如广播）上有多少百分比的新闻让您相信？”（Carter et al.，1965），这一问题后来也被大量研究者采用（Abel et al.，1977；Gantz，1981；罗文辉等，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