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和致谢
写一本书，意味着什么？
这本书作为意外的收获，让我很不容易写一篇前言，因为我在四年前打算写的是另一本书：关于十位汉学家的社会理论。不管是站在今天看昨天的构想，还是站在昨天看今天的成书，都如此奇怪。
回想当初，我在阅读了孔飞力、史景迁、魏斐德以及罗威廉等人的作品后，惊叹于其中的社会理论意涵，每每下笔，却又不知从何入手。我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在阅读与思考社会理论上，探索建立对话的可能。
我在这种搁浅的过程中，拓展了理论阅读，尤其是开始仔细阅读休厄尔的作品；同时，我也开始反思自己这种奇怪的迂回取向是否具有正当性。
2017年年初，随着撰写至本书第四章初稿，初步完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从历史学到社会学”，我逐渐对美国历史社会学文献熟悉起来，理解迂回历史学、进入社会学也有一番需要论证的道理，但却忘记了自己有过那么一本专著计划。
当我在2017年秋天重返高校，开始读硕士班的时候，更是把当初的专著计划抛之脑后，因为我已打算以休厄尔的历史社会学理论为题，以时间性理论为轴线，撰写硕士毕业论文。然而，我又因师友邀请，临时撰写了对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评论（即本书的第六章）。我的导师万毓泽对这篇“小题小作”提出了严厉但中肯的批评，我也打算将该文放置一边，随其命运吧。但是，随着我陆续在“学术志”平台开设《当代社会理论六讲》《理论论文写作六讲》等课程和讲座直播，促使自己更完整地回顾自己的研究与阅读，并以课程大纲等方式整理与呈现，才发现原来自己之前撰写的几篇理论文章，包括对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评论，其实已经在时间性理论附近打转了，因而逐渐有了整理本书第二部分“从社会学到历史学”的构想。
坦白地讲，自2015年以来，我陆续发表了一些期刊论文，也更加了解了当代社会理论的经典作品，但却日渐对自己的研究不满。一方面，我感到写作上的乏味——对小题小作，或者只是引进介绍，逐渐缺乏热情；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思考力量的愚钝——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的作品。因此，这一两年来，我逐渐领悟到孔飞力对魏斐德的赞赏：“他拒绝把自己锁闭在狭窄的路子里，并且鄙弃任何不能归属于一个更大问题的小问题。”[1]
确实，自2012年以来，我跟随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首席讲师（荣休）吕炳强先生研习如何精读文本，感受到何谓分析、何谓深刻，但有时也感到自己把自己局限在“狭窄的路子里”；而2017年以来跟随台湾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万毓泽教授学习社会理论，又常感受到何谓综合、何谓视野，因而希望自己有所突破。因此，我愿意把为这本书单独撰写的第八章，作为分析与综合、深刻与视野两者结合的尝试之作，并以此回过头来看这几年撰写的几篇时间性作品。
这本书的一些篇章在之前发表过，并得到相应出版机构的授权转载，特此感谢。原出版信息及收录入集时的修订情况，请见附录。
这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多年来在课堂、会议、邮件等各场合先后相识、不吝赐教的师长，包括万毓泽、高国魁、洪世谦、李钧鹏、李康、刘拥华、刘忠魏、宋灏（Mathias Obert）、汤志杰、韦岱思（Thijs Velema）、严飞、姚德薇、赵鼎新、郑作彧、周雪光老师；以及感谢相互砥砺的学友，尤其是苏格、蔡弘、李弘琛、李立、李越民、刘函儒、吴心越、杨徐健和杨端程。
我也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及编辑老师封龙，慷慨地为一位年轻人提供出版机会。
当然，我深深地感谢我的父亲孙永远、母亲尤志君和姐姐孙雨婷。姐姐的开朗与自信是我在漂泊岁月里的慰藉。母亲的坚韧与执着始终是我的人生榜样，让我感受到每一刻都是人生的美好时光。我更不会忘记一贯沉默少言的父亲的酒后心声：“我对你的教育，就是想让你放大自己的梦想。”
最后，我想起这本书的起点是吕炳强老师在2015年8月22日的一句鼓励和提议，“咬住不放，便长写长有”。多年来，不管在学术、工作，还是人生成长上，都承蒙吕先生的指点和照顾。因此，我把我的学术生涯的第一本专著献给他。
[1]Elliott，Mark ：“Frederic Wakeman，Jr.，1937-2006.” The China Quarterly 189，2007，180-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