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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虽然也可以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理解史景迁的书写风格，但是该脉络不容易将之与史景迁的长时段作品（《大汗之国》《改变中国》）联系起来。该脉络导向的提问与回答，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关初步讨论见Penney（2012：162）。
[2]陈国栋也说：“史景迁，虽然并不脱离美国历史学发展的潮流，却是美国史学界的异数。”（1992）
[3]这样欣赏是有保留的，她也认为史景迁没有真正实现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并且同样没有说明具体理由。
[4]借用瑞德（Reed，2015）的说法，韦伯关于“理由作为原因”（reason as cause）的构想，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中，属“目的因”（the final cause）。
[5]关于汉语的人称代名词系统的讨论，见陈翠珠（2013）、吕炳强、李越民、孙宇凡、刘拥华（2013：94—97）。
[6]以“某与人”和人称代名词方法来分析这段故事，最初的想法来自于吕炳强的指点，见吕炳强、刘忠魏、孙宇凡等（未刊稿）。
[7]人称代名词作为社会学研究事体的类型学传统（提问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哪些、可以如何分类、分成哪几类？”），见孙宇凡（2016）。
[8]吕炳强（2007：221—233、246—252）为处于深处的行动历程架设了主体时间（回忆过去、注意现在、期望未来），为处于表层的事件序列架设了物理时间（较早-较晚），孙宇凡（2017）也运用这一区分分析了史景迁的文本。
[9]史景迁（2011b：15—16）认为，关于近代以前中国乡村的研究，有两种倾向：第一种是关注广地域、长时段，以致忽视“个人的特性”，另一种是关注地方特色（如出过哪些名人），而对默默无闻的县份难以了解。
[10]我检查了这本书引用《聊斋志异》中故事的部分，除独立成段之处，其他17处均为一则引用标一个脚注说明来自仅仅一则故事，并指说见附录中附上的蒲松龄原文。各则故事引文见史景迁（35—36、37、38、39、41—44、44—46、61—62、65、66—71、78—79、80—87、95—96、97—105、120—121、121—122、123、124—126、126—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