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休厄尔（William H.Sewell Jr.）（2014a： 1-2）在就任社会科学史学协会（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cation）主席演讲时，说明了自己三个方面的研究身份及其成果：
1．法国革命史家：因为他的大部分生涯都在研究革命史，尤其是1789、1830和1848年革命，并将这些革命看作是高度偶连和影响深远的事件（highly contingent and fateful events），而非决定论式或结构式解释的对象。
2．社会理论家：这是他最广为人所知的学者身份，因为他将历史学家眼中具有偶连性、深远影响性、复杂性、事件性和异质性的社会时间性（social temoprality）带入了社会理论。
3．资本主义研究者：他只是在大约21世纪以后才步入这项研究，因为资本主义的方向性（directionality）和长期动力（long-term dynamics）似乎违反自己之前的时间性理论。
由此可见，时间性是休厄尔关心的核心问题：他自己提出了一套“社会时间性”的理论，并以法国革命史为确定性案例，资本主义为不确定性案例。
但是，休厄尔（Sewell，2005a：6-12）过于着急地指出自己的社会时间性理论，因为他直到2005年出版《历史的诸逻辑》（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一书时，才用不多的篇幅，以宣称而非论证的方式提出该构想。相较来看，更能直接表明他的贡献是与其第一、二个身份密切相关的事件时间性（eventful temporality）。
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当历史社会学家努力向以实证主义（positivism）为取向的主流社会学家证明自己的方法论和学科正当性时，却腹背受敌（Sewell，1996a：245-246 ； Clemens，2007； Kumar，2009）。 休厄尔（Sewell，1996a：245-246）在争论正酣之时就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历史社会学一方面因为向主流社会学靠近而丧失了自身潜在的激进构想，另一方面却仍然被主流社会学认为不够科学，结果沦为了只提供新的数据点，只关于“过去”的研究社会学。他提出如下反思：“难道社会学与历史相联系不是将异质的时间性概念引进了寻常的社会学思维吗？……历史社会学需要更有破坏力的事件时间性的概念，即认为是一系列的偶然事件决定了历史的进程。”（Sewell，1996a：246）
休厄尔的这篇《三种时间性：迈向事件性社会学》（“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以下简称：《三种时间性》）及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事件社会学作品，将事件看作是结构转型，可称为是历史社会学的转折点。
翻开当下历史社会学的主流导论文本，从事件时间性或者从事件角度定位历史社会学，已经被学术社群所接受。[1]
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家在其宣言作品《重塑现代性：政治、历史与社会学》（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History，and Sociology）中解释历史社会学任务时，便将“事件”与“转型”并列起来（Adams，Clemens and Orloあ，2005： 10）。在一份最近出版的历史社会学教科书中，也将休厄尔所说的事件列为历史社会学的焦点（Lachmann，2013：10）。
从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引用数据来看，休厄尔（Sewell，1996a：245-80；1996b）的这篇论文和同年发表的《历史事件作为结构转型：在巴士底狱发明“革命”》（“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以下简称：《结构转型》），在近10年来的引用篇数占该文发表以来所有年份引用篇数的75%以上。后来收录这两篇文章专著《历史的诸逻辑》，引用次数也是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达1672次。由此说明，休厄尔的事件时间性构想在近年来更为学界所认可。
就此，本章提出第一个疑问：事件时间性只有一个版本吗？
由于休厄尔将其多年来的作品收录到专著时，做出了一定的修订，恰恰可以看出内在的异质性、矛盾与张力。但是，学界引用休厄尔作品时却对此一点也不加注意，要么一带而过（例如：Wagner-Pacifici，2010），要么只关注他在最终收录出版的专著版本（例如：Malczewski，2014；Moore，2011； Tang，2013）。
相较于接受与认可休厄尔来自于第一、二身份所带来的贡献，他对自己第三个身份的陈述，却反映了一定的理论危机。这涉及本章提出的第二个疑问：如何理解作为确定案例的资本主义对于休厄尔的事件时间性的挑战？
正如休厄尔所说，以资本主义为例，如果历史有方向、有长期动力，那么它的时间性还是事件性的吗？确实，休厄尔（Sewell，2008a； 2010；2012；2014a；2014b）在出版了《历史的诸逻辑》之后，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时间性的新文章，但是，休厄尔（Sewell，1988；2008b）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便通过劳工史研究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了，即使如此也需要留意在《历史的诸逻辑》一书对这部分的讨论。
从这两个疑问的发表历程来看，与其说《历史的诸逻辑》是一本密闭严格的专著，不如说是一组相对松散的文章群。蒂利（Tilly，2007）指出，其中的十章是“十篇不同的论文，有不止一个要解决的问题”。针对这样的文本特征，相较于外部批判[2]，本章采取的是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的取径[3]，以期望实现两个方面的效益。
1．厘清的变异。相较于一笔带过地论及休厄尔的理论，内在批判将使得“想当然地”以为同质一体的文本产生“裂缝”，松动与拆解文本的内部空间，使得其中的术语及其关系在该空间的不同脉络中呈现分殊，指出矛盾，并得以厘清。
2．整合的潜力。尽管面对矛盾与分殊可采取指定与选用的方式重新界定休厄尔的术语，但是也同时为更新理论纲领，提供了整合的潜在方向（Wagner and Berger，1985）。
具体来看，围绕事件时间性理论，从“事件是结构转型”（Sewell，1992；1996a：262-263；1996b）这一论述出发，涉及“什么是结构”“何谓转型”“结构转型是怎样的时间性”三个问题。因此，本章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论证。
1．由于休厄尔对结构的定义因版本学的问题而产生了两个版本，因此需要取舍。本章参考其理论的整体图景，做出选择并将结构界定为以权力模式驱动文化图式与物质资源衔接的不均衡网络。
2．休厄尔对结构转型的认定，在方法上存在“先事件后结构”和“先结构后事件”两个版本，因此本章加以合并，称之为“结构与事件之间实用性双重匹配过程”。为了具体理解结构转型是怎样的过程，本章进一步引入瑞德的权力三维理论（关系、诠释、展演）以强化结构定义中的权力模式，指出结构转型是从失位到再衔接的“倒三角式”过程。
3．鉴于休厄尔对事件时间性的理论界定落后于其经验分析，因此本章进一步发展事件时间性的类型学：参考图式的深度维度及其因果性差异，划分出作为结构的深层转型（depth transformation）的“垂直的事件时间性”，和作为结构的扁平转型（flat transformation）的“水平的事件时间性”。
本章的论述逻辑见图7.1：
图7.1 本章的论述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