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讨论与结论

如果明清易代的故事由赵鼎新式的利益博弈、国家能力-人民感知正相关关系的绩效正当性来解释，会呈现怎样的叙事呢？可能为：清朝治人者越能够为统治班子提供更丰富的公共物品，越能够取代大顺、南明、“三藩”的过程。但是这样的线性叙事没有看到在诠释论取向下的事件时间性，难以说明下面的复杂过程（孙宇凡，2017；Abbott，1988； Sewell，2005：100-103）。

我在最后将从叙事的时间性角度，对魏斐德的叙事中所涉及的理论基础进行统合式总结，以进一步说明使用意识形态正当性而非绩效正当性在解释上的有效性：总的来说，理解天命转移的问题，理解改朝换代中历史情境及其变迁的“粗粝”特点，不仅需要以诠释论取向去进入行动者所思所想，更需要从目的因、质料因进一步走向形式因，以诸种行动者分享的、差异的、变迁的意义图式去理解行动者类型、行动者评估行动的依据与脉络（Reed，2015：41-66）。

首先，在明清易代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域，天命-正统作为意识形态图式的不同维度各有侧重，对历史时空情境形成了历时差异的因果作用（Sewell，2005：101）。虽然正统观与天命观连接起有名实、时间、空间、仁义和种族五个维度，但在大顺占领北京之时仅带来了时间上的断点与失位，却也因李自成统治集团的问题而打开了名实分离的缺口，使得清军入关时以仁义的口号弥补了意识形态问题。随后在攻占江南、治理内部的满汉大臣矛盾以及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清廷的治人者又通过侧重空间与仁义来消解掉种族维度的重要性，将天命的名与实匹配起来。因此，整个过程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线性因果性，甚至可能在此一时段能够起到正相关的意识形态维度到了另一时段便产生反向的因果作用。

其次，历时的因果作用差异并不意味着重建“天命-正统”的过程就不存在历史的持续性问题。“尽忠”现象便是清初诸帝建立历史中路径依赖的最重要成果之一。顺治通过打破满汉之分、朋党之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桎梏，建立起纵向的君臣之义，并在“新拔”官员身上得以延续，使得康熙得以继承这份意识形态的遗产。

再者，明清易代中局部偶连性问题对全局产生了重要且持久的影响（Sewell，2005：102）。其中最突显的是崇祯与当时大臣的“南迁之议”。崇祯自缢之举与拒绝派太子南迁，既打乱了李自成的裂土封王、共主天下的盘算，又使得清朝后来相对完整地接管了中央政府，奠定了清朝的文、武官员的基本构成，使其尽管因剃发令受到种族观的冲击但是统治班子却已经不可能再完全地站在满汉之分的“满”一侧。

最后，尽管从明到清实现了帝制王朝的再生产（reproduction），但也是“天命-正统”的意识形态图式的转型（transformation）（Sewell，2005：202）。正如魏斐德（2013：777）所说，天命的转移象征着清朝与明朝“完全相称”，使得“历史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是从正统的角度来讲，由崇祯自缢使得明朝的天命转移在正统的时间维度上的“断裂”（rupture），使得清朝在一连串的征服与治理过程，各种历史行动者不仅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能够共有的、紧密衔接的正统图式，反而其中的诸种元素（空间、仁义、种族）不得不因时因地而临时重组——直到范承谟等忠臣就义，才在诠释意义上由满汉统治班子实现了清朝与正统的“衔接”（articulation）（Sewell，2005：227-228）。这个衔接的转折点，正是基于上述的政治文化与道德理想重建，转变了命令-服从关系得以稳定的意义脉络。从这个角度来看，天命-正统的转移过程，正是中国古代帝制王朝的意识形态正当性所蕴含的意义图式既再生产又转型的事件时间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