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也许正因为史景迁这样的化身式书写，邓为宁（Cass，1980）才评价他不仅使用了蒲松龄的“视角”（angle of vision），甚至将之内化了（internalized），甚至做得比蒲松龄还要好。我接受这样的说法，并将“视角”“内化”进一步连接述平的“某与人”所传达出的、吕炳强关于“第四身”文法学理论之创见，由此深化到柯娇燕和孙宇凡关于诠释与叙事、因果性与假设检验的构想。

确实，在这样的深化过程中，学界关于史景迁身份之争的主流看法也都有可取之处：文学之长，长于化身术；历史之优，优于因果性。历史与文学的边界不仅并不固定，更要靠历史的规则来挖掘和组织证据，以及靠文学的想象来理解历史证据及其推论。

最后，我以魏斐德对史景迁的一段评价作为结语。魏斐德认为史景迁作品中最精彩的是《太平天国》一书的最后一幕——法国兵营内外，不再有天国的信仰，只剩下忙碌的西方商船以及凝视夜光与聆听信号的士兵。这样描写虽然因细致之至而具有“历史性”，但“作者将自己的视角融入了条约口岸和战场的广角镜头之中……它能够反馈出存在于虚构和事实之间的多重性张力”（Wakeman，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