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虽然，阿尔托格宣称自身研究的出发点是文本本身[43]，但是对《历史》文本的“他者”解读往往有一个未曾明言的前提假设：将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结束后的“历史”作为文本解读的“背景”。
通常认为，希腊人的族群观念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修昔底德说道：“荷马也没有谈到蛮族人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称之为希腊人的名字与之区分开来。”[44]在希波战争之前，希腊人并没有将自身与蛮族人看作一组相互对立的概念，而是将多样的东方民族纳入希腊人统一的历史和文化谱系构建中。埃及人是伊娥在尼罗河畔生育的子孙，波斯人是英雄帕修斯（Perseus）的后代。在很多情况下，共同的起源这一认识被希腊人和异族人同时接受。因为同宗同源，云游埃及的梭伦受到当地人隆重的礼遇。[45]出于相同的原因，在希波战争爆发前夕波斯人游说阿尔戈斯保持中立。[46]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埃及等异族文明的辉煌，希腊人并不否认对异族的学习。赫卡泰乌斯、斯特西克洛斯甚至同时承认，希腊的语言来自异族。[47]
以希波战争为分水岭，希腊人的异族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48]在这场修昔底德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中[49]，雅典人取代斯巴达获得了希腊联军抗击外敌的领导权，“雅典帝国”应运而生。“雅典帝国”奠定了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城邦的辉煌，雅典人慷慨陈词：“如果我们接受了赠送给我们的帝国，那么我们就不会放弃它，因为三个重要原因：荣耀、恐惧与利益”。[50]虽然希波战争以希腊联军的胜利而告终，但战后波斯帝国仍然对希腊城邦造成巨大压力。为了强调“雅典帝国”存在的合法性，雅典人不断渲染自己的战功以及仍然存在的波斯人的威胁。[51]由此拉开了霍尔（E.Hall）等学者指出的“发明蛮族”（Inventing the Barbarian）的序幕：通过构建“他者”的否定性方式，一个独立的“希腊人”的族群观念被生产出来。[52]
很大程度上，阿尔托格代表的“他者”解释模式参照的正是这一历史背景。因为文本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希罗多德《历史》的异族叙述必定反映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族群观念的变化。[53]如果将文本看作某个确定历史事实的反映，就必须同时坚持文本叙述主旨的一致性。阿尔托格极力反对雅克比（Felix Jacoby）的解释，坚持认为整部《历史》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主张整部希罗多德《历史》的叙述框架都是希腊人与蛮族人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和冲突。[54]但是，如果将雅典主导的政治宣传看作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应该如何解释与之矛盾的文本呢？
正如萨林斯对夏威夷人关于库克船长传说的解释，作为希波战争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实践，雅典帝国“构建蛮族”的政治宣传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嵌入原有的文化系统中才得以实现。因此，将异族“他者化”的意识形态构建必定会与既有的异族观念发生冲突和调适。虽然，霍尔等学者向我们翔实地展示了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族群观点的转变，但是，这种所谓的“历史事实”实际上是“雅典帝国”政治权力主导的话语构建。透过表面上一致性的话语叙述，战后希腊人的异族观念实际上是多角度的，许多处于权力边缘的文本为我们留下了揭示不同意识形态冲突和调适的蛛丝马迹。
希罗多德在评价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功绩时，毫不掩饰地歌颂萨拉米海战的重要意义：“如果任何人说雅典是希腊的救主，这都不会背离真理”[55]，但同时指出，在当时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都反对的看法”
[56]。从反面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在雅典的城邦宣传机器之外，存在着另外一种对立的历史叙述，“雅典帝国”的合法性不仅饱受质疑，而且至少在希罗多德看来，这种质疑是“大多数人”秉持的主流认识。实际上，在公元前5世纪希比亚斯、安提丰、色诺芬尼等知识精英那里不乏关于希腊人与异族人具有共同本性（φύσις）的叙述[57]，而欧里庇得斯在一份残篇中更是这样表达当时希腊人普遍的异族观念：“智慧的人，即使他生活在遥远的异域，即使我没有亲眼见他，我视他为朋友。”
[58]格恩里（W.K.C.Guthrie）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份残篇虽然与当时大多数希腊悲剧中的将异族“他者化”的叙述不同，但谚语式的表达方式反而体现出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认识：异族不是与希腊相对立的“蛮族”，而是文明与智慧的起源。[59]
阿尔托格等学者对“历史背景”的解读是以“雅典帝国”为中心的，因而忽视了处于权力边缘的文本。希腊人的族群观念并不是在希波战争之后立刻形成的，而是经历一个复杂的调适过程。[60] 在“雅典帝国”构建的话语表象之下，是意识形态领域不同政治权力的博弈。徐晓旭准确地指出，希波战争之后蛮族作为“他者”被大书特书，与此同时希腊文明的异族起源也被刻意强调。[61]但是，这两种对立的异族叙述之所以同时大量涌现，不是因为希腊人的世界主义精神，也不是因为战后“爱仇敌”的独特情怀，而是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冲突随着战后权力斗争的加剧而愈演愈烈。在围绕“雅典帝国”合法性的政治斗争中，不同的政治权力都要夺取构建异族形象的话语权，目的是塑造符合各自利益的“历史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异族叙述彼此竞争过程中，文明的起源成为其中的一个焦点。如果说，希腊人与蛮族人不是截然对立，那么希腊文明来自异族就是最为有力的证据。同样，为了证明蛮族人是与希腊人对立的“他者”，必须对蛮族人是文明起源这一传统观念做出有力回应。很大程度上，希波战争之后的希腊社会出现了一场希腊人与蛮族人争夺文明起源的论战。在追溯酒神狄奥尼索斯崇拜仪式的埃及起源后，希罗多德说道：“我不会说
在埃及崇拜这位神的仪式与希腊的是一种巧合，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与希腊人的其他仪式应该是一样的，也不会是晚近才引入的。我也不会说
埃及人从希腊人那里照搬来这个仪式以及其他任何仪式。”[62]
从希罗多德批评的对象可以得知，当时希腊的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希腊文明绝不是蛮族文明的剽窃者，而是文明的真正起源。如同伯里克利宣称“雅典是希腊所有城邦的学校”[63]，希腊也是所有蛮族人的学校，所以，希腊人与埃及人相似的习俗只能来源于希腊。对于鼓吹蛮族威胁的“雅典帝国”来说，希腊相对于落后的、愚昧的蛮族人具有不言而喻的优越性，文明只能来源于骄傲的希腊人，而不是与希腊人敌对的“他者”。这种论调不仅是对希腊人传统异族认识的颠覆，而且因“雅典帝国”的权力推动其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了加强反驳的力度，希罗多德被迫连续使用了两个并列的
否定句。
希罗多德《历史》是这场文明起源论战最具资格的参与者。在《历史》卷首语中，希罗多德宣称要探究“一部分由希腊人，一部分由异族人创造的伟业”[64]，在洋洋洒洒九卷本的篇幅中，他探究的地域实际上涵盖了当时希腊人所知道的整个世界，而在异域的见闻是其中最为精彩的内容之一。在《历史》文本中，无论是包括血缘和语言在内的希腊种族起源，还是包括宗教仪式与习俗在内的希腊文化起源，只要涉及希腊文明的异族痕迹时，希罗多德的叙述口吻几乎都带有辩论色彩。在指出希腊人的某个仪式或习俗来自异族后，希罗多德时常会对希腊人与蛮族人二元对立的观念做出直接或间接的批评。[65]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希罗多德使用的
的词源就是带有辩论性的
（裁决）[66]，而所谓“对探究的展示”
中的
本身也带有辩论的内涵。[67]
如果要论证希腊文明来自异族，那么，异族中最为古老的民族当属埃及人。埃及祭司的历史记忆超出了当时希腊人所能达到的极限，希罗多德《历史》耗费了整整一卷的笔墨叙述埃及，参与了一场争夺文明起源的“希埃大战”。在《历史》2.143—144，当时为希腊人所熟知的《谱系》的创作者赫卡泰乌斯与底比斯的埃及祭司展开面对面的竞争。前者号称
自己的第16代祖先是神，将希腊文明的起源上溯到16代人的时间；而埃及祭司针锋相对地指出
埃及文明的起源至少上溯到354代人，埃及的第一位国王距当时有11340年。[68]希腊人主要依靠谱系建立起来的历史记忆根本不是埃及人的对手，在埃及文明悠久的历史面前，希腊人只是一个孩童。[69]《历史》第二卷埃及人的胜利遭到“雅典帝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激烈反扑。在希罗多德之外，柏拉图是希腊知识精英中间正面回应埃及文明挑战的另一代表。与在希罗多德《历史》中赫卡泰乌斯的败北不同，在柏拉图《蒂迈欧》那里，希腊人反败为胜。柏拉图宣称，文明的真正起源是希腊而不是埃及。因为大洪水席卷大地，希腊文明被迫回到野蛮状态并重新开始文明的进程，但是在埃及“水不会从天而降，而总是从下面涨起来，因此保存了最古老的传统”[70]，得益于尼罗河稳定的水源供应，埃及人虽然免遭文明的毁灭并保留了最古老的历史记忆，但实际上希腊才是文明的真正起源。[71]由此，柏拉图通过虚构一个虽然已经毁灭但是存在于埃及文明之前的希腊文明，证明希腊才是文明起源的真正所有者，而希腊文明来自异族的传统观念则是希腊人因遗忘历史而造成的误解。
需要指出的是，《蒂迈欧》文本年代较晚，同时柏拉图本人也被布里松（L.Brisson）称为“神话编造者”（Myth Maker）[72]，那么，能否认为柏拉图与希罗多德在参与同一场论战呢？我们发现，《蒂迈欧》故事的主旨与《历史》2.49关于埃及的狄奥尼索斯崇拜仪式来自希腊的叙述是一致的，都是在构建希腊文明相对于蛮族的优越性，为希腊争夺文明起源的地位。与此同时，《蒂迈欧》故事与《历史》的文本叙述也是基于相同的文化符号。在叙述完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由泥沙沉积而成之后，希罗多德在《历史》2.13—14中这样讲述埃及祭司对希腊文明的预言：“当他们得知希腊人的所有土地都依靠降雨，而不是像他们一样依靠尼罗河，他们说，希腊人终将会被过大的期望所抛弃，而在某个时候陷入饥荒。这个说法的意思是，将来神很可能会不愿意再降雨给他们，而是让他们遭受长期的干旱，如果这样的话希腊人肯定会陷入饥荒的。这是因为除了只能从神那里获取降雨，他们没有其他水源。”
文明会因水源的不稳定而面临毁灭的危险，尼罗河的定期泛滥相对于希腊人依靠降雨更为稳定，这些情节同样是《蒂迈欧》故事的基本内核。与柏拉图宣扬希腊文明早于埃及不同的是，希罗多德在这段文本中认为，尼罗河水的泥沙沉积会越来越高，并且将会超过河水能够达到的高度，因此是埃及人，而不是希腊人面临文明毁灭的危险。虽然《蒂迈欧》与《历史》2.13—14成文年代不同，但都处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系统之中，运用相同的语言符号构建一个连续的意识形态，亦即“雅典帝国”鼓吹的：希腊文明与蛮族人是对立的，并且优越于后者。为了夺取希腊人才是文明起源的桂冠，在埃及文明的压倒性优势面前，《蒂迈欧》虚构了一个存在于埃及文明之前的希腊文明，而《历史》2.13—14则通过警示文明毁灭的危险为希腊人取得了一次迂回式的胜利，即使埃及是文明的起源，但希腊文明的历史将会更加悠久。在文明起源的争论中，我们再一次看到，《历史》文本中同时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历史》2.143—144以赫卡泰乌斯为例论证埃及是文明的起源，而《历史》2.13—14却坚持与蛮族人的对立，试图重建希腊文明的优越性。《历史》的文本叙述是当时希腊社会关于文明起源争夺的参与者，在此过程中争论的双方同时参与到《历史》文本的叙述中。文明的起源在希腊人与异族人之间反复摇摆。
由此不难发现，《历史》8.144所宣称的“希腊人”族群共同性的四项标准，不论是以血缘和语言为代表的种族起源，还是以宗教和习俗为内容的文化起源，不仅是对“希腊人”族群共同性的定义，更是希罗多德探究希腊文明起源的具体体现。通过这种方式，希罗多德《历史》的文本叙述参与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的政治斗争中。福那拉（C.W.Fornara）等学者令人信服地指出，当希罗多德在叙述吕底亚、波斯和埃及等异族的见闻时，脑海中浮现的是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73]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希罗多德在叙述希腊人与异族的关系时，脑海中交替游荡着“雅典帝国”与反“雅典帝国”政治权力的幽灵。在面向城邦口头表演的语境中，不同立场的政治权力竞相对文明起源的“历史事实”进行符合各自利益的话语构建，进而在《历史》文本中呈现出不同意识形态的异族观念。蛮族人是与希腊人对立的“他者”吗？还是希腊文明的起源？无论何种立场，希罗多德的文本叙述都是具有政治性的。希罗多德《历史》中自相矛盾的异族叙述，本质上是基于围绕“雅典帝国”合法性权力斗争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