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16年，伯里发表了专门讨论历史偶然性的文章——《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在这篇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伯里以历史偶然性为切入点，寻求历史思想独立性的努力。
在《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一文中，伯里对前人的历史观念作了简略的概述。他指出，神学家认为“存在一种外在的力量支配人类社会，并且以一种缜密的计划安排人类事务”，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是上帝实现其意志的工具。某些哲学家（如黑格尔）以为，人类历史是“（绝对）精神在时间和逻辑上相一致地自我实现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是绝对精神以范畴形式在时间中以逻辑推演方式自我展现和自我认识的过程。伯里把此两种见解归为一类，谓之“把人类历史的变化和事件视为逻辑的发展”[17]。还有一类见解认为，偶然性在历史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伯里用了一个比喻来表述：“世界历史取决于像克里奥巴特拉鼻子那样的偶然事件。”[18]
伯里对前人历史观念的概括，并非无可商榷之处，此处暂不作讨论。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伯里要用很少的文字来概括前人的历史观念？笔者以为，伯里不是要评述前人观念的内容，而是要指出历史观念研究的两条路数：一是重视逻辑演绎的路数，从一般性的前提进行推论，立论的基础是前提与结论之间逻辑演绎的过程，伯里谓之“逻辑的发展”路数；二是重视经验归纳的路数，从史事和经验中归纳出一般性的结论，或从某些史事和经验中归纳出一个普遍性假设，然后试图在更多的史事或经验中做出验证。上述以偶然性为历史决定性因素的认识，就是出于此路数。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伯里更为倾向于经验归纳的路数。他说，对于历史学性质的研究，不需要“在神学或形而上学的假设上多作纠缠”[19]。不过，对于那种把偶然性视为历史决定性因素的观念，伯里认为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历史学的“初始前提是所有的历史现象——其中所谓偶然的东西等同于人类目的的结果——都服从因果规律”[20]。伯里此话的意思与《从知识的角度看近代史的地位》所表述的意思是一致的。历史思想（人类的目的）是历史认识的初始前提。人类历史中的偶然性东西与有规律性的东西，均来源于人类的目的（思想）。不过，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出于人类目的的结果均要服从因果规律？换言之，出于人类目的的无规律偶然性如何服从因果规律？这个问题就是伯里研究的突破口，即寻求具有个体性的偶然事件与具有普遍性的因果规律之间的关系[21]，从而推论出历史思想乃至历史学的独立性。伯里归纳了比较多的例子来讨论这一问题。
伯里举例说，一天，他在巴黎和平大道散步，偶遇一位美国故友，两人相见甚欢，并约定日后的互访。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相遇是偶然的，然而他们相遇之前的一系列事情则可以从因果关系上得出解释，他们为什么来巴黎？他们为什么去散步？等等。伯里说：“偶然性可以被认为是两个或更多独立的因果链条的有效碰撞——‘有效’意味着它的出现会带来或多或少的重要结果。”[22]这里，伯里提出了历史偶然性内涵的三个要素：一是历史事件的形成均有其因果关系链条；二是两个或更多因果链条发生的碰撞，无法从因果关系上做出解释；三是这种碰撞是有效的，对历史产生了或多或少的重要结果。
伯里把历史偶然性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纯粹偶然性。纯粹偶然性指的是，有因果链条的自然现象与有因果链条的人类活动发生碰撞。[23]伯里举例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场大的瘟疫降临了雅典。“瘟疫的出现，有其自身明确的因果链条。这条因果链条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因果链条没有任何关系。瘟疫细菌对战争毫无兴趣。”然而，这场瘟疫却给雅典人带来了巨大灾难，直接影响了战争的进程。他还举了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即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的鼻子对罗马政局的影响。克娄巴特拉七世的美貌出众，她的鼻子尤有惊世之美。罗马将军安东尼贪恋于克娄巴特拉七世的美貌，采取了一系列偏袒埃及的政策，从而影响了罗马政局的走向。伯里认为，克娄巴特拉七世的鼻子之美源于自然遗传方面的因果链条，与罗马政局的因果链条没有任何联系。[24]然而，当这两条因果链条碰撞后，罗马共和国晚期政局的走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即使在思想史领域，纯粹偶然性也是很多的。伯里说，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哲学的继承关系是很清楚的。然而，柏拉图主义之所以能形成，与柏拉图大脑的特质有关系。“如果柏拉图早夭，我们没有理由假设，柏拉图的理念会以他所建构的那种形式出现。”[25]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哲学的关系，斯宾诺莎与笛卡儿哲学的关系，圣保罗与希腊哲学及早期基督教思想的关系等，均可以类推。可见，伯里所谓纯粹偶然性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发生碰撞的事件，至少有一个形成于自然方面的因果链条。
第二类是混合偶然性。混合偶然性比较复杂，发生碰撞的事件或有人类意志方面的因果链条，或其中也混杂了自然方面的因果链条。伯里指出，公元4世纪初，一位智者根据罗马帝国内部腐败加剧的趋势，以及盘踞在欧洲中部蛮族人贪婪的特点及其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预言蛮族将入侵罗马帝国。然而，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与匈奴人进入欧洲有联系。“匈奴人进入欧洲是一系列中亚地区政治事件的结果。从严格意义来讲，是完全独立于欧洲这片土地而发生的事件。他们的入侵，导致了日耳曼世界的混乱，继而改变了欧洲许多事件自然发展的方向。”[26]在这个例子中，有三个源于人类意识的因果链条[27]，然而它们之间发生的碰撞，则无法从因果关系上得出解释。匈奴人、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均没有意识到，匈奴人进入欧洲，会促使罗马帝国衰亡这一历史趋势得以实现。[28]
伯里还举了公元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列二世征服西里西亚之例。伯里认为，这次战争“是由三个事件所决定的”[29]，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在1740年初逝世；继位者腓特烈二世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特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于1740年10月逝世后，国内发生了皇位争夺之争，使普鲁士有机可乘。这三个事件有其独立的因果链条，原本毫无关系。然而当它们偶然相撞之后，导致了西西里之役的发生。此例与上引匈奴人进入欧洲之例有两点不同之处：一是在三个因果链条中，有一个出于自然遗传方面的链条（腓特烈二世的性格特质）；二是这个出于自然遗传方面的链条与另外两个链条发生碰撞时，含有人的主动意识，即腓特烈二世的扩张目的，而且他的目的与普鲁士以后的扩张大势联系起来了。
关于这点，伯里又举了基督教兴起之例来说明。他说，或许基督教最终会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不过，在公元3世纪之初，基督教的传播“只指向一种可能性，即在未来几个世纪里，它必须忍受一种身份，只能作为少数人所容忍的宗教”。据估计，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位时，基督教徒只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或六分之一。[30] 君士坦丁把基督教提升到国教的地位，“取决于他个人的特质这一偶然因素。基督教并没有表达此类的强烈信念，或者发出了要求宗教平等的呼吁”[31]。如果在罗马帝位争夺之中，一位与君士坦丁性格迥然相异者上台，他可能会采取对基督教宽容的政策，但决不会把基督教提升为国教。基督教也不可能在150或200年的时间内改变大多数人的信仰。君士坦丁改变了基督教的地位，与他的性格特质有关系，而且他的性格特质又使得他能主动地改变基督教的地位。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伯里最后举了几个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假设例子。他首先谈了纯粹偶然性。他说，如果拿破仑早年被一块陨石砸死，这就是最纯粹的纯粹偶然性了。陨石在某一特定时刻坠落于某个特定地点，有一条独立的因果链条。拿破仑于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也有一条严格的因果链条，陨石对拿破仑的死毫无兴趣。“死于陨石显然是一种外部的偶然，死于地震也是与之相近的偶然，死于疾病则是人们一直可能预料到的。”[32]在这段话中，伯里把纯粹偶然事件再分为两种：一种是最纯粹的纯粹偶然事件，人类无法预料其发生，而且也无法自觉地预料其结果。另一种是纯粹偶然事件，它的发生同样无法预料，然而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可能预料的（上引雅典瘟疫和克里奥巴特拉鼻子之例应属于此类）。
伯里接着谈了混合偶然性。他说，假设拿破仑死于一位憎恨其政策的刺客之手，这就不是纯粹偶然性了。他的刺杀行动有一条独立的因果链条，而且“这条独立的因果链条与拿破仑之死所引起的历史变化的因果链条联系起来了”[33]。伯里还指出：“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混合偶然性也包含了一些纯粹偶然性因素，而且是可以分离出来的。”[34]在伯里看来，混合偶然事件除了有些含纯粹偶然性因素之外，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即发生碰撞的某个事件的因果链条与发生碰撞之后历史发展的因果链条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发生碰撞某个事件所表现出的行为者的目的，与历史的变化联系起来了。当然，这种联系尚不能视为因果关系。因为依照伯里对偶然性的定义，只要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就无法从因果关系上做出解释。所以，只有把此例与上引腓特烈二世及君士坦丁之例等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不过，伯里的举例也有不严谨之处，如匈奴人进入欧洲之例，似乎就没有上面谈到的混合偶然性的特点。
上文已经指出，伯里讨论历史偶然事件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寻求历史思想的独立性，从而确立历史学的独立性。他的思路是很清晰的。历史学思想的独立性就在于，历史的偶然事件“处处作为一种干扰因素进入到历史的过程里面来”[35]，“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似乎都有偶然性印记”[36]。历史偶然事件以不同方式表现为人类自觉或非自觉的意志。尽管自然界也有偶然事件，然而它们只有与人类的活动联系起来，才能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伯里对历史偶然性的认识，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思想，尽管历史事件均有其因果链条，然而当它们偶然发生碰撞后，所形成的只能是无法从因果关系上做出解释的个体性的事件。此类个体性事件不仅能促使历史变化的实现，而且也能改变历史变化的方向。[37]历史只要存在偶然性，就难以把因果规律作为历史认识的基础。[38]这就是伯里对具有个体特征的偶然性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因果规律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