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通过对希罗多德《历史》文本和历史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文本不是前后一致的，而是不同意识形态相互冲突和调适的场所；文本不是对历史的客观反映，“他者”解释模式依据的所谓“历史事实”是“雅典帝国”权力塑造的结果，而在构建蛮族“他者”的文本表象之下，是围绕“雅典帝国”合法性的权力斗争。希罗多德《历史》对“希腊人”族群观念的矛盾叙述，实际上是不同政治权力的话语构建。
像悲剧诗人一样，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将不同的异族观念、政治立场同时展示给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观众。但是，他并不直接给出自己的评判，而是通过在文本中叙述不同政治权力各自的前提、内容，以及可能造成的结果和影响，引导观众做出自己的评判，将对问题的思考置放到城邦公民的公共讨论之中。[74]希罗多德《历史》的文本叙述不是旨在反映某个确定的历史事实，而是以隐晦的方式参与城邦政治。诚然，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作者角色、叙述立场等问题仍需更加深入的研究，但是新历史主义通过对文本与历史二元对立的破除，解释文本的政治内涵，进而帮助我们认识到《历史》文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值得在今后研究中继续借鉴。
原刊《文贝》2016年第2期
【注释】
[1]郭涛，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希罗多德《历史》研究”（18CSS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2]François Hartog， The Mirror of Herodotu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J.Lloy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他在另一部著作《奥德修斯的记忆》中进一步深化这种解释，François Hartog， Memories of Odysseus： Frontier Tales from Ancient Greece，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1。“他者”这一概念带有浓厚的法国哲学色彩，参见杨大春：《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3]徐晓旭：《希腊人与蛮族人》，国家社科基金结项专著，2013年，第162页。
[4]代表性研究论著可参见James Redfield， “Herodotus the Tourist”， Classical Philology， vol.80 （1985）， pp.97—118； Vivienne Gray， “Herodotus and the Rhetoric of Other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116 （1995）， pp.185—211； Phiroze Vasunia， The Gift of the Nile： Hellenizing Egypt from Aeschylus to Alexand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等等。国内学者对希罗多德《历史》的“他者”解释，参见黄洋《希罗多德：历史学的开创与异域文明的话语》，《世界历史》2008年第4期，第4—12页。对相关学术史的梳理可参见郭涛：《表演、冲突与埃及叙述：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希罗多德》，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4年，第1—17页。
[5]Giuseppe Nenci et al.eds.， Hérodote et les peuples non grecs： Neuf exposés suivis de discussions， Geneva： Fondation Hardt.， 1990.
[6]Benjamin Isaac， 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C.B.R.Pelling，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or Are They？ National Stereotyping in Herodotus”， Histos， vol.1 （1997）， pp.51—66； Rosaria Munson： Telling Wonders： Ethnographic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Work of Herodotu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pp.232—265.
[7]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1，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98—101.此外，国内学者持相似观点的研究可参见蒋保：《论希罗多德的埃及观》，《学海》2010年第5期，第163—168页。
[8]黄洋：《希罗多德：历史学的开创与异域文明的话语》，《世界历史》2008年第4期，第12页。
[9]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10]H.A.Vesser， ed.， The New Historicism， Routledge， 1989.
[11]Louis A.Montros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 in H.A.Vesser， ed.， The New Historicism， pp.19—20.
[12]Stephen Greenblatt， “Towards a Poetic of Culture”， in H.A.Vesser ed.， The New Historicism， p.2.在国内文艺批评领域，通常将“Cultural Poetics”翻译成“文化诗学”，但这在中文语境中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古希腊语“ποίησις”是英文“poetry”的词源，同源动词“ποίεω”可以表示英文“make”之意。“Poetics”一词有多层内涵，但在这里，新历史主义强调的是社会文化对文本的构建作用，“Cultural Poetics”所要表达的实质是“Cultural Making”。因此，本文翻译为“文化构建”。
[13]Carol Dougherty and Leslie Kurke eds.， Cultural Poetics in Archaic Greece： Cult， Performance，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1.
[15]最具讽刺意味的一个例子是：阿尔托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界定为法国学术传统中的结构主义（参见Memories of Odysseus， p.91.将希罗多德看作古代的列维—斯特劳斯），但是格林布拉特却将《希罗多德的镜子》纳入了由自己担任主编的“新历史主义：文化构建研究”（The New Historicism： Studies in Cultural Poetics）系列丛书，在与笔者的讨论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新历史主义学者Leslie Kurke对此明确表示反对。另外一个例子是海登·怀特，许多新历史主义理论研究者将其视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但怀特本人从未将自己定义为一位新历史主义者。此外，有国内学者将“新历史主义”与“文化构建/诗学”视作两种不同的理论，比较两者的异同，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格林布拉特之所以采用“文化构建/诗学”的名称，只不过是因为“新历史主义”的称谓受到他所任教的伯克利学生的激烈批评。对于新历史主义理论其他角度的代表性阐释，可参见盛宁：《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赵一凡：《什么是新历史主义》，《读书》1991年第1期。
[16]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3—32， 412—454.
[17]Rosalind Thomas， Literacy and 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02☆.
[18]Lucian， On Herodotus， 1.
[19]Suda， Θ 414 （II 721.14—18 Adler）.
[20]Κurt Α.Raaflaub， “Herodotus，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 Arethusa， vol.20 （1987）， pp.221—248.相似的观点还可参见：Walter Marg ed.， Herodot： Eine Auswahl aus der neueren Forschung，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2， S.583☆.
[21]Pierre Bouri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2]Marshal Sahlins，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1.
[23]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9页。
[24]Ηerodotus， 8.144.2， 本文依据的希罗多德校勘本是：Carolus Hude ed.， Herodoti Historiae， Oxford Classical Tex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73。 引文除特殊说明外，均为作者自译。
[25]Johm L.Myres， “Herodotus and Anthropology”， in Arthur J.Evans et al.， Anthropology and the Class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8， pp.134—135.相似的研究可参见李渊：《希罗多德与埃斯库罗斯的蛮族观念之比较》，《史学月刊》2013年第6期，第87—93页。
[26]Herodotus， 1.56—58.
[27]Oswyn Murray and Alfonso Moreno ed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I-IV， translated by Barbara Graziosi et 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ad loc.
[28]Herodotus， 1.170.3.
[29]徐晓旭：《希腊人与蛮族人》，国家社科基金结项专著，2013年，第160—163页。
[30]Herodotus， 1.146.1.
[31]Herodotus， 1.146.1.
[32]Plato， Menexenus， 245d.
[33]Johm L.Myres， “Herodotus and Anthropology”， p.136☆.另见：Jonathan Hall， Hellenicity： 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189；李渊：《希罗多德与埃斯库罗斯的蛮族观念之比较》，《史学月刊》2013年第6期，第93页。
[34]F.Hartog， The Mirror of Herodotus， pp.230—237.相似的观点另见：James Redfield， “Herodotus the Tourist”， Classical Philology， vol.80 （1985）， pp.97—118。
[35]对希罗多德《历史》文本中“
”的专门研究，参见郭涛：《表演、冲突与埃及叙述：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希罗多德》，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4年，第38—51页。
[36]Herodotus， 2.50.1.
[37]Herodotus， 2.123.3.
[38]François Hartog， The Mirror of Herodotu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J.Lloy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52.
[39]Herodotus， 2.44.5.
[40]Herodotus， 2.45.1.
[41]Leslie Kurke， Aesopic Conversations： Popular Tradition， Cultural Dialogue， and the Invention of Greek Pro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430.相似的观点另见：Paola Ceccarelli， “La fable des poissons de Cyrus （Hérodote， I， 141）： Son origine et sa fonction dans l’ économie des Histoires d’ Hérodote”， Métis， vol.8 （1993）， pp.29—57。
[42]Carolyn Dewald， “Narrative Surface and Authorial Voice in Herodotus’ Histories”， Arethusa， vol.20 （1987）， pp.147—170.
[43]François Hartog， The Mirror of Herodotu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J.Lloy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314☆.
[44]Thucydides， 1.3.3.本文依据的修昔底德校勘本是：H.Sturart Jones and J.E.Powell eds.， Thucydidis’ s Historiae， Oxford Classical Tex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2。 引文为作者自译。
[45]Plato， Timaeus， 21E.
[46]Herodotus， 7.150.3.
[47]Hecataeus fragment 21； Stesichorus， fragment 123.
[48]对此有不同观点，米切尔等学者强调在希波战争之前已经存在某种形式的蛮族观念。参见Lynette Μitchell， Panhellenism and the Barbarian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 Swansea：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07， pp.57—63。
[49]Thucydides， 1.23.1.
[50]Thucydides， 1.75—76.
[51]Kostas Vlassopoulos， Greeks and Barbar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65.
[52]Edith Hall， Inventing the Barbarian： 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53]对于阿尔托格来说，这一点在《奥德修斯的记忆》中更为明显。参见François Hartog， Memories of Odysseus： Frontier Tales from Ancient Greece，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Chicagο： Chicagο University Press， p.79☆.
[54]François Hartog， Memories of Odysseus： Frontier Tales from Ancient Greece， translated by Janet Llοyd， Chicagο： Chicagο University Press， p.374☆；徐晓旭：《希腊人与蛮族人》，国家社科基金结项专著，2013年，第162页。
[55]Herodotus， 7.139.5.
[56]Herodotus， 7.139.1.
[57]W.K.C.Guthrie， The Soph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60—164.
[58]Εuripides， fragment 902.
[59]W.K.C.Guthrie， The Sophists， p.161.
[60]A.M.Bowie， Herodotus Histories Book V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ad.8.144.2.另见徐晓旭：《希腊人和蛮族人：一对不断被修改的画像》，《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36—42页。
[61]徐晓旭：《希腊人与蛮族人》，国家社科基金结项专著，2013年，第162页。
[62]Herodotus， 2.49.2—3.
[63]Thucydides， 2.41.1.
[64]Herodotus， proem.
[65]Herodotus， 2.20.1.
[66]张巍：《希罗多德的“探究”——〈历史〉序言的思想史释读》，《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第128—129页。
[67]Egbert J.Bakker， “The Making of History： Herodotus’ Historiēs Apodexis”， in Egbert J.Bakker et al.， Brill’ s Companion to Herodotus， Leiden： Brill， 2002， pp.3—32.
[68]Herodotus， 2.143—144.奇怪的是，希罗多德在《历史》2.142的说法是341代人。
[69]Plato， Timaeus， 22B.
[70]Plato， Timaeus， 22E.
[71]Plato， Timaeus， 24B.
[72]Luc Brisson， Plato the Myth Maker， translated by Gerard Nadda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73]Charles W.Fornara， Herodotus：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pp.75—91； 相似观点还有Κurt Α.Raaflaub， “Herodotus，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 Arethusa， vol.20 （1987）。对于福那拉和拉夫劳伯的分析，科尔贝特（J.Cobet）并不认同；对相关讨论的评论参见Leslie Kurke， Coins， Bodies， Games， and Gol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in Archaic Greece， p.65， note 1。
[74]Κurt Α.Raaflaub， “Herodotus，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 p.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