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普塞洛斯在《编年史》中塑造帝王“形象”的上述特点，是拜占庭历史写作发展到11世纪的逻辑结果，更为重要的，它是作者普塞洛斯个人经历和学术旨趣有机结合的生动体现。
自10世纪以降，拜占庭史学写作模式发生了明显转变，传记体史学作品大量出现，超越了传统的叙事史体例。[45]至普塞洛斯写作《编年史》的11世纪下半叶，这种趋势早已蔚然成风，因此，他的这部《编年史》既可以说是拜占庭史学发展潮流的产物，更可以说是这一趋势的践行者和典型代表。在这种新体例下，历史学家写作的重心从以往关注年代顺序、事件的发展甚至上帝的旨意变成了对人的重视，因此普塞洛斯可以更加自由地围绕中心人物展开叙述，塑造的人物也更加丰满[46]，由此我们才能在《编年史》中见到那些帝王们完整但不完美的“形象”。历史学家对人以及人类活动的关注，集中体现了自10世纪以来在拜占庭帝国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精神[47]，普塞洛斯的《编年史》当属这种精神最为鲜活的体现。这种人本主义精神经过后代拜占庭史家的传承，最终直接影响了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进一步发扬了人文主义史学。
与此同时，普塞洛斯所处环境的凶险莫测，是导致上述特点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言之，普塞洛斯从政期间经常需要面对政敌发起的攻击，这其中包括政治对手的发难与宗教信仰的指责等多种形式。11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政治环境异常复杂与凶险，身居要职的普塞洛斯长期陪伴在君王身边，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被抓住把柄而身败名裂，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普塞洛斯既经历过因为政局突变的隐退[48]，也曾经遭受过信仰方面的质疑[49]，虽然最后都得以巧妙地化解，但他时常会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所以他随处小心谨慎，竭力避免被统治者或政敌抓住把柄。在多位帝王统治之下，普塞洛斯使尽各种手段，殚精竭虑，为的是让自己在朝廷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50]置身于这样的政治氛围，普塞洛斯在写作《编年史》时不得不采用各种变通的手法，既不公开指责批评当政者，又尽量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尽管受到各方制约，但是普塞洛斯还是尽力在书中客观记述和评价各位统治者，即便是那些有恩于他或是私交甚好的君主，他也能以中立客观的态度予以对待。作者努力塑造各位帝王的真实“形象”，力图揭示人的行为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作用，这为我们全面理解拜占庭帝国在11世纪衰微的原因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普塞洛斯将统治者的无能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的思路在中世纪欧洲史学家当中是少见且难能可贵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11世纪的拜占庭史学著作中已经具备了若干世纪后文艺复兴时期布鲁尼、马基雅维利、波利多利·维吉尔等历史学家将历史写作与政治斗争和宗教争论密切结合的实用主义史学的一些观念和方法[51]，并据此引发我们关于拜占庭历史写作及其在西方史学发展中地位的深刻思考。
综上所述，《编年史》中帝王“形象”诸多特点的形成，具有广泛的社会内涵，是作者普塞洛斯的个人经历与其所处社会环境有机交融的产物。普塞洛斯虽然使用了各种可能“误导”读者的文学手段，但是他力求恪守一名历史学家的准则，力争做到“述史如史”，保持作者应有的客观立场。我们只有清楚认识这些特点及其成因，才有可能对《编年史》的史料价值有更为准确地把握，进而对这部著作能够更好地加以利用。
原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6年第15卷
【注释】
[1]赵法欣，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邹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2]参见W.Treadgold， The Middle Byzantine Historia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271。
[3]关于这种转变，可详见A.Markopoulos， “From Narrative Historiography to Historical Biography.New Trends in Byzantine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10th—11th Centuries”，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102 （2009）， pp.697—715。
[4]关于普塞洛斯《编年史》的相关研究，可参见J.N.Ljubarskij， Η Προσωπικότητα και το ΄Εργο του Μιχαήλ Ψελλού.Συνεισφορά στην Ιστορία του βυζαντινού ουμανισμού， μετάφραση： Α.Τζέλεσι， Αθήνα： Εκδόσεις Κανάκη， 2004， pp.255-356； Η.Hunger， Βυζαντινή Λογοτεχνία.Η λόγια κοσμική γραμματεία των Βυζαντινών， τ.Β΄， Μτφρ.Τ.Κόλιας， Αθήνα： Μ.Ί.Ε.Τ.， 2007， pp.187-200； Α.Καρπόζηλος， Βυζαντινοί Ιστορικοί και Χρονογράφοι， τόμος Γ΄ （11ος—12ος αι.）， Αθήνα： Εκδόσεις Κανάκη， 2009， pp.59—112。
[5]参见Treadgold， The Middle Byzantine Historia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295—296.
[6]关于这种研究思路，可详见A.P.Kazhdan and G.Constable， People and Power in Byzantium：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Byzantine Studies，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 Dumbarton Oaks， 1982， pp.96—116； J.N.Ljubarskij， “SO DEBATE.QUELLENFORSCHUNG AND/OR LITERARY CRITICISM： Narrative Structures in Byzantine Historical Writings”， Symbolae Osloenses， 73 （1998）， pp.5—37。
[7]可参见柳巴尔斯基的《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的生平与作品》（Ljubarskij， Η Προσωπικότητα και το ΄Εργο του Μιχαήλ Ψελλού， pp.300—301），他将《编年史》中主要人物的品质和特征划分为9大类别，分别是：家庭出身、生活方式、学识、语言风格、宗教虔诚、勇气与毅力、作为政治家的品质、智力，以及道德伦理。
[8]赵法欣、邹薇：《论利奥〈历史〉中人物形象的特点》，《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18—119页。
[9]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Α΄， μετάφραση-εισαγωγή-σχόλια： Β.Καραλής， Αθήνα： Εκδόσεις Κανάκη， 2004， 4.9， p.173； F.Lauritzen， The Depiction of Character in the Chronographia of Michael Psellos，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2013， pp.14—15.
[10]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Α΄， 6.29， p.347； 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Β΄， μετάφραση-εισαγωγή-σχόλια： Β.Καραλής， Αθήνα： Εκδόσεις Κανάκη， 2004， 6.154， p.117； 6.185—188， pp.149—155.
[11]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Α΄， 6.34， pp.351-353.
[12]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Α΄， 6.47， p.367.
[13]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Β΄， 7.62， p.299， p.301.
[14]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Α΄， 2.7， p.107； R.Radić， «Η ποδάγρα στα ιστορικά έργα του Μιχαήλ Ψελλού και της Άννας Κομνηνής»， in Η αυτοκρατορία σε κρίση （；）： το Βυζάντιο τον 11ο αιώνα （1025—1081）， επιμέλεια έκδοσης Β.Βλυσίδου， Αθήνα： Ε.Ί.Ε.， 2003， p.384.
[15]L.Garland， Byzantine Empresses： Women and Power in Byzantium， AD 527—1204，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137—157.
[16]The Alexiad of the Princess Anna Comnena， trans.by E.A.S.Dawes， London， New York： Kegan Paul， 2003， 3.8， p.86.
[17]普塞洛斯在《编年史》中对拜占庭帝王性格的记述，是他这部史书最大的特色之一。参见Lauritzen， The Depiction of Character in the Chronographia of Michael Psellos， pp.31—33。
[18]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Α΄， 3.2， p.117； 3.4， p.119.另参见J.B.Bury， “Rοman Εmperοrs frοm Βasil ΙΙ tο Ιsaac Κοmnenοs”， in Selected Essays of J.B.Bury， ed.H.Temperley，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145—151.
[19]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Β΄， 7.Β12—13， pp.395-397； 7.Β15—22， pp.399-407.另一位11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米哈伊尔·阿塔里亚迪斯也详细记载了罗曼诺斯四世决策方面的失误、用人不当以及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参见Μιχαήλ Ατταλειάτης， Ιστορία， μετάφραση-εισαγωγή-σχόλια， Ι.Δ.Πολέμης， Αθήνα： Εκδόσεις Κανάκη， 1997， p.199， p.241， p.221； A.Markopoulos， “The Portrayal of the Male Figure in Michael Αttaleiates”， in Η αυτοκρατορία σε κρίση （；）： το Βυζάντιο τον 11ο αιώνα （1025—1081）， επιμέλεια έκδοσης Β.Βλυσίδου， Αθήνα： Ε.Ί.Ε.， 2003， p.226。
[20]Ι.Καραγιαννόπουλος， Το Βυζαντινό Κράτος， Θεσσαλονίκη： Βάνιας， 2001， p.300.
[21]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Α΄， 3.18， p.145， p.147.
[22]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Α΄， 3.2， p.117.
[23]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Α΄， 2.5， p.103.
[24]Ljubarskij， Η Προσωπικότητα και το ΄Εργο του Μιχαήλ Ψελλού， p.170.
[25]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Β΄， 7.Α3， p.347 and nοte 60.
[26]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Β΄， 7.Α28， p.377.
[27]参见Α.Χριστοφιλοπούλου， Βυζαντινή Ιστορία， τ.Β΄2， 867—1081， Θεσσαλονίκη： Εκδόσεις Βάνιας， 1997， p.225， pp.240—246。
[28]Μιχαήλ Ατταλειάτης， Ιστορία， p.317ff.； Ιωάννης Ζωναράς， Επιτομή ιστοριών， εισαγωγή， μετάφραση， σχόλια， Ι.Γρηγοριάδης， τόμος Γ΄， Αθήνα： Εκδόσεις Κανάκη， 1999， p.225.
[29]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Α΄， 4.7， p.171， p.173.
[30]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Β΄， 7.Γ1， p.435.
[31]参见M.L.Agati， “Μichele VΙΙ Parapinace e la Crοnοgrafia di Psellοs”， Bolletino della Badia Greca di Grottaferrata， n.s.45 （1991）， pp.11—31。
[32]约翰·佐纳拉斯在《历史纲要》中对米哈伊尔七世的记载和评价与普塞洛斯不谋而合，他认为这位皇帝根本不能胜任国家的管理，他把国家大事全权委托给太监尼基弗里基斯，自己完全沦为后者的奴隶。Ιωάννης Ζωναράς， Επιτομή ιστοριών， τόμος Γ΄， p.225.
[33]关于11世纪拜占庭统治者的具体情况，可参见Bury， “Roman Emperors from Basil II to Isaac Komnenos”， pp.126—214； D.I.Polemis， The Doukai： A Contribution to Byzantine Prosopography，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68， pp.1—15； Garland， Byzantine Empresses： Women and Power in Byzantium， AD 527—1204， pp.136—179， pp.272—281。
[34]赵法欣：《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编年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1年，第67—68页。
[35]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Α΄， 6.25， p.341.
[36]关于上述内容，分别依次详见《编年史》第六卷第34、47、29、57、154及190—200各小节；另参见E.Pietsch， Die Chronographia des Michael Psellos， Kaisergeschichte， Autobiographie und Apologie， Wiesbaden： Dr.Ludwig Reichert Verlag， 2005， pp.66—102。
[37]参见Καρπόζηλος， Βυζαντινοί Ιστορικοί και Χρονογράφοι， τόμος Γ΄ （11ος—12ος αι.）， p.110。
[38]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Β΄， 7.Β10—18， pp.393—403.
[39]Chronographiae quae Theophanis continuati nomine fertur liber quo Vita Basilii Imperatoris amplectitur， recensuit Αnglice vertit indicibus instruxit Ιhοr Ševčenkο， Β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2011， 17—19， pp.63—83.
[40]Markopoulos， “The Portrayal of the Male Figure in Michael Attaleiates”， pp.224—225； Michael Attaleiates， The History， translated by A.Kaldellis and D.Krall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xv-xvii.
[41]详见赵法欣：《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的特点及其影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99—100页。
[42]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Β΄， 7.Β4， p.385； Pietsch， Die Chronographia des Michael Psellos， Kaisergeschichte， Autobiographie und Apologie， pp.122—128.关于godparent和spiritual relationship等概念，可参见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editor in chief， A.P.Kazhda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858， p.1938；另参见R.Μacrides， “Τhe Βyzantine Gοdfather”，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12 （1987）， pp.139—162。
[43]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Β΄， 7.Β1， p.381.
[44]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Β΄， 7.Β2—5， pp.383—389.
[45]Markopoulos， “From Narrative Historiography to Historical Biography.New Trends in Byzantine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10th—11th Centuries”， p.713； P.J.Alexander， “Secular Biography at Byzantium”， Speculum， 15 （1940）， p.197.
[46]赵法欣：《普塞洛斯〈编年史〉的特点及其在中世纪欧洲史学的地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5期，第216页。
[47]该问题并不属于本文所要探讨的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勒梅尔《拜占庭的第一次人文主义》（P.Lemerle， Le premier humanisme byzantin： notes et remarques sur enseignement et culture à Byzance des origines au X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1.）一书的相关内容。
[48]Μιχαήλ Ψελλός， Χρονογραφία， τόμος Β΄， 6.191， p.157， p.159.
[49]Α.Garzya， “On Μichael Psellus’ Αdmissiοn οf Faith”， Έπετηρίς Έταιρείας Βυζαντινών Σπουδών， 35 （1967）， pp.41—46； Καρπόζηλος， Βυζαντινοί Ιστορικοί και Χρονογράφοι， τόμος Γ΄ （11ος—12ος αι.）， pp.66—67.
[50]P.Charanis， “Τhe Βyzantine Εmpire in the Εleventh Century”， i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1，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ed.by K.M.Setton and M.W.Baldwi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p.195.
[51]刘明翰主编、孙锦泉等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史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