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坪井九马三在日本史学界有崇高的地位，《史学研究法》正式出版又早，清末民初正值中国留日高潮之时，不少中国读书人听过坪井“史学研究法”课程，或拜读过他的名著，“五四”之后中国史学界热衷谈论方法，诸种条件本应可使坪井在中国史学界大红，如同伯伦汉、瑟诺博司一样，但事实上坪著在中国的译介之旅相当曲折。
伯伦汉、瑟诺博司讲史法被国人所知，那是在“五四”之后，此前鲜有人知，远不如坪井。那时坪井的著作已经开始译介，加之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听过他的课，坪井被中国学术界所认识当早于伯伦汉、瑟诺博司。然而清末民初的中国史学界并不需要方法论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史学专业化刚刚开始，人们对史学方法论没有约定成俗的理解，还难以充分认识到坪著的价值。等到“五四”之后中国史学界大谈方法的时代，西方著作蜂拥而入，青年学子好读Robinson（New History）、Langlois and Seignobo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Nordain（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Seligman（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Woodbridge（The Purpose of History）、Vincent（History Research）、McMurry（Special Method in History）诸氏著作[72]，加之梁启超、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先后出版，坪著不免被遗忘，受众者范围大为缩小。柳诒徵讲史法尚参考坪著，可他的弟子们论史法已抛弃老师的做法了。
晚清民初学术界有一怪相，或民族感情作祟，或以为可掩人耳目，时人剽窃抄袭东瀛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当盛行。[73]摘录观点或材料，不注出处，翻译他人之著冠之以己名，不以为耻，在在皆是。黄人望《史学研究法讲义》完全编译自坪著，但他却没有任何说明。柳诒徵《史学研究法》、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李季谷《历史研究法》、吴贯因《史之梯》等，在架构、观点、材料方面都不同程度承袭坪著，但他们多不明说，根本无法彰显坪著的作用。更为恶劣的是，像李泰棻，一面批评坪著“无所表见”，另一面又大段大段援引坪井的实例。1930年齐思和意识到国人对史学理论之幼稚，出人意表，建议“为今之计，欲提倡新史学，苟学识尚未成熟，莫若先从事翻译工作，将西方名著，择要介绍于国人。此虽无著书之名，然犹愈于不知而作者乎？至其贡献，必远非疎陋荒谬之著作所可同日而语，此则又可断言者也。”[74]民国史坛在史学理论领域没有留给后人多少可值得称道的遗产，不能不归咎于时人好著书轻翻译的结果。像坪井这本500余页的著作，被时人裁剪割裂成50页讲义，经典实例被拆解，供人们随意组合成新著，但无人愿意完整翻译，引征尽量不注。这不是坪著的不幸，而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
有许多事实证明，坪著在民国史坛一直存在隐性传播，对中国现代史学有所影响，大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坪著是中国学人最早认识史学方法论的模板之一。《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只有到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之后，才被中国史学界所普遍接受，而伯伦汉的著作用德文撰写，1937年才有中译本，日译本也要到1922年，中国史学界对史学方法论的认识能与国际接轨，坪著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梁启超后来写研究法，能够对此有相对合乎欧美史法形态的论述，主要依托日文资源，包括坪著和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日译本《历史研究法纲要》（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1年）。
其次，坪著最重史学的辅助科学。这是达成“科学”史学途径之一，众多中国史家为了追求史学“科学化”，对史学的辅助科学亦多所用力。中国史家讲史法，分土法和洋法，前者以姚永朴《史学研究法》和张尔田《史微》为典型，对中国现代史学影响甚微；后者分德国伯伦汉和法国瑟诺博司两派，在中国皆有传承。一般史家论史法不会固守一家之说，尽量收众家之长，但取法也有侧重之别。胡适、梁启超、何炳松、杨鸿烈、陆懋德讲史法似更偏向法人，重在辨析史料，几乎不谈史学辅助科学，更不谈历史哲学；而黄人望、李泰棻、柳诒徵、李季谷、吴贯因、傅斯年、姚从吾、张贵永等，则重视史学辅助科学，主要受坪井或伯伦汉的影响。其间经历从“坪井九马三时代”向“伯伦汉时代”的转变，前后又有交叉重叠，前者处于隐性传播，后者则处于显性，得到众多正统派史家的推广，对中国史学界影响至深且巨。
再次，坪井对东西交通史颇有研究，精通欧洲各种语言，了解国际汉学界、西方史学界动态。他的《史学研究法》吸收了大量日本、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范例指示治学门径。有些经典的实例，诸如关于葡萄产地、铜鼓的流传、广州的海外贸易、用年代学考证《春秋》可信度等，皆辗转流行于中国史学界，尽管很多人并不清楚最初的来源。
最后，坪著有关史学定义、历史之种类（物语、鉴、史学）、《资治通鉴》乃皇帝教科书等，对中国史家影响颇大。坪井对史学所下的定义，成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家之说，时常被中国学者所援引；而关于物语、鉴、史学三阶段论，在中国转辗流传尤广。需要说明的是，此说不是坪井的发明，而是承袭伯伦汉，但后者在中国译介略晚，最初主要借坪著在中国史学界传布。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学者虽然吸收坪井的观点和实例，但一般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有所取舍，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或再诠释。尤其梁启超，不能简单以抄袭视之，他虽借用了坪井部分思想资源，但所展现的文本《中国历史研究法》，其实是对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资源的再创造、再思考、再诠释的结果，与一般抄袭贩卖者不能同论。即便如桑原那样严厉批评梁氏，他也肯定梁著对专攻中国史者很有些参考价值，并建议有志研究中国史的日本人也阅读这部书。[75]
原刊《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
【注释】
[1]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参见胡昌智：《〈史学原论〉的缘起及其思想》，《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6期。
[3]参见胡昌智、李孝迁：《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及其在东亚的知识旅行》，《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3期。
[4]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6—127页。
[5]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9页。
[6]张贵永：《最近几十年来的德国史学》，《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945年第2卷第2期，第77页； 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74页。
[7]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陈韬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82页。
[8]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陈韬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3—14页。
[9]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陈韬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91页。
[10]姚从吾：《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中央日报》副刊《文史》第5期，1936年12月6日。
[11]苏世杰：《历史叙述中的兰克印象》，《当代》2001年第163期，第52页。
[12]《史学原论·著者原序》，李思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8页。Ch.V.Langlois and Ch.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New York， 1904， pp.10—11.
[13]今井登志喜：《西洋史学对于日本史学的影响》，梁盛志译，《中国公论》1941年第4卷第6期，第42页。
[14]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序》（明治36年10月），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译文转引自俞旦初《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56页。
[15]当时文献中“辅助科学”“补助学科”名称混用，其意相通。
[16]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10页。
[17]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第2年第9期，1902年12月10日，第105页。按，汪荣宝（1878—1933），江苏元和人，字衮甫，号太玄。清末拔贡。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1903年归国任京师译学馆教员、京师大学堂教习。1911年调任民政部左参议。旋改宪法协纂大臣、资政院议员。民国成立，先后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1914年后出任驻比利时、瑞士、日本等国公使。著有《思玄堂诗集》《金薤琳琅斋文存》《法言疏证》等。
[18]江亢虎：《史学研究法译稿序》（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江亢虎文存初编》，江亢虎博士丛书编印委员会，1944年，第38页。
[19]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97页。
[20]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代序言》，《史学通论四种合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21]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50页。
[22]蒙思明：《史学方法的任务》，《华文月刊》第2卷第1期，1943年1月，第17页。
[23]陆懋德：《西方史学变迁述略》，《师大史学丛刊》1931年第1卷第1期，第9—10页。
[24]黄人望（1880—1948），浙江金华人，原名国华，字伯珣，又字百新。早年是清代廪生，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专习历史地理师范科。1908年毕业回国，历任浙江金华府中学堂、宁波府中学堂历史地理教员，浙江省立第四、第十各中学校长。1914年9月，应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中国史教授。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法预科讲师，讲授“中国法制史”。1921年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校长。1925年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历史教授。1927年后弃学从政，历任浙江德清县、兰溪县县长，浙江省政府委员，抗战时任湖州行政督察专员，抗战胜利后为接收杭州委员之一，未几逝世。
[25]《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政府公报》第330号，1913年4月7日，第8页。
[26]吴宓：《吴宓自编年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28页。
[27]柳诒徵一生只去过两次日本，1903年（癸卯春）随缪荃孙、徐乃昌等人赴日考察教育两个多月，1919年5月率南高师学生赴日本参观，两次时间都不算长。他最有可能是在江楚编译局或两江师范学堂工作期间学会日语，因为两江师范学堂，日籍教习以及日语翻译人员甚多。
[28]柳诒徵：《讲国学宜先讲史学》，《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02页。
[29]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
[30]《校闻：本学期第四次总理纪念周纪略》，《省立河南大学周刊》第4期，1932年10月8日，第1页。
[3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32]参见李孝迁：《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33]杨鸿烈：《史地新论·自序》，北京：晨报社出版部，1924年，第4—5页。
[34]柳诒徵：《史学概论》，《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
[35]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初版自序》，北京：武学书馆，1920年。
[36]郑师许：《铜鼓考略·校后附记》，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49页。
[37]郑师许：《铜鼓考略追记》，《学术世界》1937年第2卷第4期，第49页。
[38]郑师许：《铜鼓考略追记续补》，《学术世界》1937年第2卷第5期，第74页。郑氏所录见《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新民丛报》第3年（1905）第17号，第14—15页。
[39]郑师许：《我国历史之自学与教学的目的及其研究法》，《读书通讯》1943年第63期，第10页。
[40]郑师许《中国历史研究法大纲》（手稿），藏广州中山图书馆。
[41]李季谷（1895—1968），原名宗武，浙江绍兴人。1924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系毕业，1929年留学英国布里斯托（Bristol）大学。曾任浙江省立高级中学校长，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讲师，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西北联大、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兼史学系主任，鲁苏皖豫边区学院教务长，台湾师范学院院长。1949年后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教授。曾任中央通讯社汉口分社总编辑，北平华北日报时评撰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编纂科长，浙江省教育厅长等职，曾加入中华学艺社、日本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主要著作有《日本史ABC》《日本通史》《西洋史纲》《高中外国史》《初中外国史》《近世中日外交史略》《西洋近世史》等。
[42]黄人望、柳诒徵、李季谷所编讲义，经笔者整理现已出版，详参拙编《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43]杨鸿烈：《史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25—26页。
[44]杨鸿烈：《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52页。按，柏恒即伯伦汉。
[45]参见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附录三，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第337—347页。
[46]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
[47]梁启超：《中国文化史纲》，《改造》1921年第4卷第3号，第1页。按，卢绍稷《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2—3页）所引坪井九马三的历史定义云：“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并注“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P.1”；简贯三《理论社会学》（中华书局，1935年，第44页）引坪井的历史定义为：“历史系记述人类社会继续活动的状况，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作为现代一般人活动的资鉴。”卢、贯二氏所引坪井有关历史定义，与梁启超完全一致，尤其卢氏，原本为梁氏定义，被他冠之坪井，个中缘由何在，大惑不解，故于此备注。
[48]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第36页。
[4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1922年初版），第2页。
[50]此段引文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郭海良教授翻译，谨此致谢。日文原文为：“それで、まづ時の方面からしてお話を致しませうからば社会なり国家なり長い年間の間継続致しまするもので所謂時勢の変遷につれて内部の変動は無論起って来ますが大体におきましては、ほぼ同じ姿でつづいてゆきますものでありますから、譬えば珊瑚礁のやうなものであります。水面より少し下には、珊瑚虫が沢山集って住んで居ますが、しかし共同生活といふ現象は発見致しませぬ、随って社会は組織致しませぬが、底へはいれば、もはや珊瑚虫は生きて居ないで、つくったところの岩石だけがあります、しかしそれは虫がつくったとは明かで、それは海底深くその岩石が出て居ますところまでゆきましても、皆岩石になって居ります、現に虫の生存して居ますところは、活きて居る虫のからだでありますが、虫の居ませぬ所は已に化石でありまして、下へゆくほど化石が益古くなるといふばかりであります。人間もこれに似て、極めて古い時代に基礎を置いて現社会は成立って居りますが、その古い社会は今亡びて化石となって居ります。その次の時代の社会も同断、化石となって居ります。”（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第48—49页）。
[51]转引自黄人望编译本，见拙编《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页；日文见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第38页。
[52]坪井博士师说，张玉涛译述：《史学研究法》，《学报》1907年第6号，第6页；日文见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第7页。
[53]转引自黄人望编译本，见拙编《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页；日文见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第41页。
[54]坪井博士师说，张玉涛译述：《史学研究法》，《学报》1907年第6号，第9页；日文见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第11—12页。
[55]此段梁启超引文皆见梁启超：《中国文化史纲》，《改造》1921年第4卷第3号，第1—4页。
[56]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第346页。
[5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58]梁启超：《中国文化史纲》，《改造》1921年第4卷第3号，第2页；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59]“……而于前此史籍，大都视为‘皇帝教科书’‘贵族家谱’焉”（李承廉：《史学方法论》，《江汉学报》1933年创刊号，第1页）；“过去的历史几乎完全是政治史，因此有许多不满意过去的历史的人们说历史是帝王家谱或是皇帝的起居注和教科书，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供帝王的参考的历史著作。”（周容：《史学通论》，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第18页）；“惟温公作书，乃自比于唐张九龄上明皇的《千秋金鉴录》，后人讥其为帝王教科书章法，并非为史而作史。”（刘明水：《国学纲要》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89页）；“观王公大人之言可以推之黎庶，观小己之得失可以知政教之迁流。其言何等显豁呈露！使治史者明于此义，自不至病吾国史籍只述朝政不及民众社会，目为帝王家谱，更不至以帝王制度已更，谓《资治通鉴》为帝王教科书，而今之学者不必研究矣。”（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3页）。
[60]坪井博士师说，张玉涛译述：《史学研究法》，《学报》1907年第7号，第7—8页。日文见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第29页。
[6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1922年初版），第125页。
[62]桑原
藏：《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天行译，《现代评论》1925年第2卷第50期，第19页。
[63]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7页。
[64]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新民丛报》第3年（1905）第15号，第8—9页。
[65]梁启超：《中国之都市》，《史学与地学》1927年第2期，第9页；梁启超：《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2页。
[66]梁启超：《中国之都市》，《史学与地学》1927年第2期，第18页；梁启超：《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8页。
[6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8—69页。
[6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1922年初版），第109页。
[69]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4页。按，这本书第七讲“梁启超与历史学”，论及坪井九马三、梁启超对“科学的”历史学认识的异同，但对两者是否存在学缘关系，没有任何说明。
[7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例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71]桑原
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第14页。
[72]王庸：《欧史举要》，《史地学报》1921年第1卷第1号，第8页。
[73]参见拙著《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4—156页。
[74]齐思和：《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国闻周报》1931年第8卷第4期，第6页。
[75]桑原
藏：《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天行译，《现代评论》1925年第2卷第49期，第1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