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　论

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职业化史学发端德国，并扩散至全世界。通常人们将德国职业化史学视为客观史学的代表，许多历史学家甚至将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那句“如史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奉为圭臬。但殊不知看似客观中立的德国史学背后蕴含强烈的民族倾向和宗教色彩，而德国史学所蕴含的这一哲学传统，我们通常称其为 “历史主义”（historicism）。早在18、19世纪，在德意志地区便有一些学者使用“历史主义”这个概念，但当时未受广泛关注，直至一战后，“历史主义”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至今有关历史主义的论著在西方仍层出不穷。^[2]

中国学界对“历史主义”也不陌生，人们通常将历史主义理解为“回到具体语境下看问题”，将其视为历史研究的底线。20世纪50年代，翦伯赞等人便曾讨论历史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3]；改革开放初期，张芝联曾撰文介绍西方思想史语境下的历史主义。^[4]随着大量西方史学史、思想史论著的译介，使人们更深入了解历史主义，认识到它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早在民国时期，留德归来的张贵永（1908—1965）亦曾译介历史主义，用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历史主义。在他理解下，何为历史主义？他又如何去译介历史主义？

由于历史主义并非一成不变，在它内部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意涵，因此学者在讨论“历史主义”之前，都会对此概念进行界定，告诉读者作者是在何种范畴下讨论这一问题。虽然不同学者对其定义不同，但基本都是从世界观与方法论两个范畴下去理解。自19世纪中叶之后，西方史学东传，“历史主义”渐为国人所知晓。但由于历史主义本身含义复杂，中国学者对其解读也呈现出多重面向。这些不同的解释，既反映了历史主义在西方学术环境中的复杂性，又揭示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译介者自身的知识背景。本文以民国留德史家张贵永对历史主义的研究为例，展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一个面向。

据笔者所知，学术界关于“历史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专题性研究并不多。学者胡昌智分析了近代中国历史意识从例证式向演进式的转变，以“个性化”和“演进”两个方面分析柳诒徵、钱穆的史学思想与德国历史主义的契合之处。^[5]王晴佳则以现代史学与时局变动之间的互动为焦点，将钱穆《国史大纲》所反映的历史思想与德意志历史主义的内涵进行了比较，分析两者神合之处，即强调民族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演进。^[6]而在另篇论文中，王晴佳又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学者如何接受、改造历史主义。^[7]近年来，陈志宏认为，德国历史主义的传播促进了近代中国历史学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sierung），而历史主义在近代中国学界，又产生了世界观式和方法论式的两种解读和影响。^[8]

有关德意志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界一般比较注意傅斯年、姚从吾等人，对同样留德的张贵永，则关注相对较少。^[9]学者王尔敏对张贵永生平及对西方历史哲学流派的引介中对其做过描述和评价。^[10]学者李勇从师承关系、阐释历史价值与对象、译介历史主义和汤因比史学思想三个方面，论述了张贵永的史学思想。李勇认为张贵永关于历史主义与近代德国史学的论述，对台湾史学风气的转变和中国西方史学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11] 之前学者多关注德意志历史主义与民国时期国史编纂的神合之处，而本文则希望通过分析张贵永对历史主义的译介，展现他如何从世界观的角度，理解、阐释历史主义，试图分析历史主义与他的史学实践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