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编年史》中的各类材料，便能够认清普塞洛斯笔下的帝王“形象”呈现出客观公正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他对待不同身份或阶层、不同利益团体和不同性别的统治者均能够持有较为公允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偏颇立场。

首先，《编年史》中关于14位帝王“形象”的内容在书中所占篇幅与他们各自的身份没有必然联系，作者没有因为家庭出身或社会地位而在书中故意忽略或弱化某些人物，这体现出普塞洛斯对待各类帝王较为公允的态度。这14位帝王的出身来源众多、身份各异，既有正统的马其顿皇室成员，又有贵族和平民出身之人，同时包括省区军事贵族的代表^[33]，关于他们的具体情况可参见下表：

表1　《编年史》中各类帝王所占比例

注：*《编年史》共分为7卷，每卷之下再分成若干小节。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普塞洛斯在《编年史》中赋予各种身份帝王的篇幅相差并不悬殊——唯一的特例是关于君士坦丁九世的部分。他一个人占据了182节的内容，为全书的31%，因此大幅提升了贵族皇帝所占的比例。但是普塞洛斯并非对君士坦丁有什么特殊的偏好，只是因为作者与这位皇帝接触最为频繁、掌握的材料最为翔实而已。普塞洛斯对各位帝王记述详略不同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他能够收集到的材料之多少而决定。^[34]更为重要的是，普塞洛斯对身份各异的帝王之评价并无先入为主的偏见，对待皇室成员和贵族，在肯定他们高贵出身的同时也会指出这些人的弱点。例如，普塞洛斯对君士坦丁九世的刻画，并非一味地批判或者赞扬，而是有褒有贬，诚如作者自己所言，“实际情况是，这位皇帝的行为是毁誉参半的，其他的那些作家发现他们自己既不会毫无保留地予以谴责，亦不会真诚地加以赞颂，因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征在他们脑海中留下了太深的印记”。^[35]普塞洛斯在肯定君士坦丁九世的外貌、风度和信仰等方面的同时，毫不隐讳地指出其作为君主的不称职、挥霍无度的奢侈作风以及性格上的某些缺陷。^[36]类似地，对待平民帝王，普塞洛斯也不会因为他们出身卑微而一味地予以否定。

其次，普塞洛斯对14位帝王“形象”的塑造手法，并不明确体现某个政治集团或宗教派别的立场，而是能够反映出作者较为公允的判断。^[37]普塞洛斯自己虽然属于君士坦丁堡文职官员集团成员且官居要职，但是他对军事贵族集团成员、对出身卑微的平民皇帝并无固有的偏见，他在书中对这些人（应该说是对所有帝王）的褒与贬皆言有所指，并非没有原则的一味谄媚或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攻击和谩骂。相比于一些出身贵族的帝王推卸责任、玩忽职守，作者认为军人出身的皇帝（如罗曼诺斯四世）能够认清帝国的危难局面和自身应负的职责，从而积极应对帝国的内外困境^[38]，就这一点而言普塞洛斯给予了这些人正面、肯定的评价。当然，普塞洛斯在赞扬军人皇帝积极投身于帝国事务的同时，也会毫无避讳地指出这些人的鲁莽和失误所在（如前文提及的伊沙克一世的改革）。

如果我们将普塞洛斯与其他拜占庭历史学家进行对比，区别立显。《瓦西里一世皇帝传》的作者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在作品中极力贬低前朝皇帝米哈伊尔三世^[39]，意在证明瓦西里一世取而代之是合乎天意、顺应民心的做法，并非大逆不道的篡位行为，这体现了马其顿王朝初年较为流行的政治理念。又如在米哈伊尔·阿塔里亚迪斯的《历史》中，军人占据着非常显赫的位置，他们身上的男子气概和勇武正是作者极力称道的美德，那么作为军人皇帝的尼基弗鲁斯三世和罗曼诺斯四世自然受到阿塔里亚迪斯特殊的赞誉。^[40]类似地，9世纪的《塞奥发尼斯编年史》采用单一的评价体系，以帝王的宗教政策尤其是他们对待圣像、教会和修道院的态度为标准，机械地将书中人物分成“好”与“坏”两大类，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历史的真实，抹杀了许多帝王的成就与贡献。^[41]以上述几位作家为代表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无疑站在特定的立场上品评人物，代表了特定政治集团或宗教派别的主张。我们在普塞洛斯的《编年史》中难以见到类似的内容。

最后，普塞洛斯的客观性还体现在他对女性统治者所持的态度上。普塞洛斯所处的时代先后有3位女性统治者掌握帝国最高统治权，即邹伊、塞奥多拉和尤多西娅，她们无一例外地在《编年史》中占据重要的篇幅，作者并未因为她们是女性这一特有的“形象”而持有男性的偏见，而是能够较为客观地对这三位女性予以记述和评价。这种做法在对女性具有普遍否定倾向的中世纪基督教社会中，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和突破。

普塞洛斯对待女性统治者的公允立场最为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尤多西娅的记述上，作者并未因为自己与后者的特殊关系而对尤多西娅或是其代表的杜卡斯家族大肆歌颂回护，而是尽力做到秉笔直书。普塞洛斯本人与尤多西娅的父亲是精神兄弟（spiritual brothers），因此普塞洛斯相当于尤多西娅的精神叔父。^[42]然而二人之间的这层非血缘亲属关系却没有令普塞洛斯对自己的这位侄女一味地称颂赞扬，而是力求对她做出应有的评判。他肯定了尤多西娅在君士坦丁十世去世后对国家管理所做的贡献，在勇于承担统治重担的同时不忘对两个儿子的辅佐与教育。普塞洛斯写道：“尤多西娅并没有把政府托付给任何人。她完全没有在家中悠闲度日，或是让那些官员管理国家事务，而是亲自掌控帝国管理。她令自己洞悉一切职责，尽可能参与一切政府事务，无论是任命官员，还是内政、财政或税收事务。她的表态具有权威，与皇帝无二。”^[43]但与此同时，普塞洛斯对尤多西娅否定其子米哈伊尔七世皇帝的权威、大权独揽的行为也给予明确的指斥，尤其对她违背誓言、再嫁罗曼诺斯四世表示反对。^[44]这样，一个完整的尤多西娅女皇的“形象”便赫然出现在读者面前；类似地，普塞洛斯笔下其他几位女性统治者的“形象”皆具备这样的特点，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拜占庭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普塞洛斯在塑造各类帝王“形象”时，反复使用种种“掩人耳目”的手法，并非作者卖弄文学伎俩与辞藻，像某些学者认为的，是他难以在历史学和修辞学（或者其他文学体裁）之间做出区分的表现。普塞洛斯如此塑造帝王“形象”的目的，只是为了客观公正地评判11世纪的各位帝王，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那么这一特性则会准确无疑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