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

伯里对历史偶然性的认识，受到柯林武德等人的高度评价。柯林武德指出，伯里“以极大的艰辛达到了历史就是有关个体知识这一概念”。他意识到，“这个概念对于历史思想的尊严和价值乃是本质性的”^[39]。不过，柯林武德也遗憾地指出，如果伯里“能逻辑地发展他的早期论文中的观念，那么他就会得出结论说，个体性并不只是时而在历史中以偶然和意外的形式而出现，它恰恰就是历史所由之而形成的东西。妨碍了他前进的到这一结论的则是他的实证主义的偏见，即认为这样一种个体性是不可理解的，因此科学的一般化就是知识唯一可能的形式”^[40]。柯林武德的观点，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柯林武德的观点，主要是以《剑桥大学就职演说》（1903）、《从知识的角度看近代史的地位》（1904）、《达尔文主义和历史学》（1909）及《克娄巴特拉的鼻子》（1916）为依据的。实际上在更早发表的《天生的异教徒之灵魂》（1891）一文中，伯里就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应该有其独立性，在此后20余年的时间内，他一直不懈地努力研究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如果说《天生的异教徒之灵魂》提出了史家乃至读者由于“前见”之限制，难以完全再现真实的历史或难以真正地领悟史家的思想，那么在后来发表的几篇文章中，伯里则是从问题入手，以偶然性为切入点，讨论历史思想的性质问题。根据上文对伯里有关论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伯里没有把个体性知识建构为历史思想的本质，然而他也没有明确提出普遍性知识是历史思想本质的论断。他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模糊的。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偶然性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将变得不太重要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将变得越来越符合逻辑。这不仅由于人们对于生存环境的知识和经验的增长，而且由于人们对自然的控制力更强了。近年来随着民主社会的发展，其结果是社会的命运更少地被个人所掌控。知识本身增长所具有的偶然性也越来越少了。尽管偶然性因素不能被排除，然而科学进程是持续的、有系统的和稳定的。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命运将变得越来越独立于偶然之外，无论安妮·博林漂亮的脸蛋或克娄巴特拉的鼻子都无须太认真对待了。”^[41]在这段话中，伯里的思想确实有“科学的一般化就是知识唯一可能的形式”的倾向，但这种思想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而是一种预言式的结论。对于这点，伯里自己也承认，他的结论“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42]。可见，伯里最终没有完成对其假说“历史思想有其独立性”的证明。

为什么伯里最终没有把个体性知识建构为历史思想的本质？柯林武德认为，这主要是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柯林武德引用的证据主要是伯里1900年撰写的《东罗马帝国残存之原因》一文。他说，“伯里按严格的实证主义的公式来处理东罗马帝国残存问题，即对一个事件的处理不是作为独一无二的，而作为某种类型的一个例子，是靠发现一种不仅适用于它，而且也适用于同样一般类型的每一个事件的原因来解释它”^[43]。不过有的学者则认为，在此文中伯里“关注的只是东罗马帝国本身的问题，对东西罗马帝国做出比较时，他也只是用了经验归纳的例证”^[44]。还有的学者指出，人们以为伯里是实证主义者，然而正是他发现了实证主义的方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45]有关伯里思想与实证主义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可以在专文中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实证主义对伯里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伯里于1889年出版的《拜占庭史：从阿卡迪乌斯到伊琳娜女皇》一书中，就列举了多种因果模式，并且套用在对西罗马帝国衰亡的解释之中。^[46]而且他对偶然性归类研究的方法，与实证主义也不无关系。不过，柯林武德有关论说所列举的证据尚不够充分。因为，在1903年的剑桥就职演讲之后，伯里的思想已发生重大变化。在《达尔文主义和历史学》中，伯里明确指出，以偶然方式表现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就是社会学要勾销的。社会学力图使历史学融入与科学的一致性之中。^[47]这一观点，也反映在他后期的历史著作中。他在1909年出版的《希腊历史学家》中指出，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它们只代表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的阶段。现在有一种幻想，认为历史的判断是一锤定音。历史判断一锤定音，反映的只不过是那个时代历史学家所持有的态度。^[48]在1923年出版的《拜占庭史：从西奥多罗斯到查士丁尼一世》一书中，伯里指出，用具有普遍性的思考模式，无法解释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9]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伯里既没有把个体性知识建构为历史思想的本质，也没有明确地把普遍性知识建构为历史思想的本质？笔者以为，从伯里的学术背景及其知识结构来理解，或许是一条可取的思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与欧洲大陆的发展趋势已经脱节了。“当兰普莱希特、韦伯、克罗齐等史家对史学理论问题做出深入思考时，英国历史学家没有在此方面做出任何原创性的成果。他们还处在一种对抽象思维反感的氛围之中。”^[50]作为一位有较高哲学素养的历史学家，伯里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他不满当时英国史学界对科学史学与通俗史学等问题的争论，认为要从更高的角度来思考历史学的性质问题。19世纪以来兴起的遗传学观念，对伯里的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他意识到，“人类这一物种形成的条件，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系列因果序列的结果——一种延续的演变。其中每一种状态的出现都是由前因引起的”^[51]。所以，伯里把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另一方面，作为一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史学家，伯里也清醒地意识到，因果规律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尽管自然界也有偶然性，但它与人类社会的偶然性是有区别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于有意识的精神因素的主导作用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属性”，“文明发展的主要线索必须在精神领域中寻找”^[52]。以偶然性所表现出的人类自由意志，使人类历史有了与自然界历史不同的特点。所以伯里以偶然性为切入点，探究历史思想的性质问题。他研究此问题的路数是清晰的。首先，他意识到，对历史思想性质的讨论，不仅是一个史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他说：“关于因果关系的推论只是一种假设。”^[53]也就是说因果规律推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自明的。这是出于哲学的思考。其次，伯里没有兴趣讨论神学和形而上学有关偶然性的观点。他说：“我的读者出于其他原因都会认为两者（按，指两者的观点）是不可能的。”^[54]因为，逻辑演绎得出的理论，并不能说明历史的现象，更不能真正揭示历史的规律。这是出于哲学和史学的综合思考。^[55]伯里明确地指出，他采用的是一种历史综合（historical synthesis）的方法。^[56]也就是说，从历史经验中提出一个普遍性的假设（历史思想具有其独立性），然后在史学的实践中做出综合验证。所以，在伯里的讨论中，我们始终没有看到，他对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的个体性与普遍性关系之所以可能形成的讨论，也没有看到他对历史因果链条断裂与连续之所以可能的讨论，因为此类问题只能在逻辑中证明，而无法在历史经验中证明。在体现人类意志的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存在无数偶然的事件，存在无数断裂的因果链条，他无法从中得出一条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规律。对于这点，伯里没有任何的掩饰，他最终承认自己的研究“只是实用的”^[57]。此所谓实用，就是说他的研究结论只能说明某些或某类历史现象^[58]，而难以得出历史的普遍规律。就此而言，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伯里把自己研究的最终结论建立在没有论证的预言之上。

尽管伯里最终没有对历史思想的性质提出新的定义，然而他的研究在西方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这里仅谈两点，一是在英国史学理论融入欧洲史学理论主流方面，伯里起了引领作用。自他以后，英国史学家开始重视史学理论的问题，克罗齐的著作被译成英文且引起广泛的讨论，柯林武德的研究已进入欧洲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59]在20世纪早期的英国史学界，伯里是一位有突出贡献且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二是伯里的研究思路，对于思考史学理论研究方法有重要参考价值。伯里意识到，史学理论研究不仅需要史学的知识，而且需要哲学的知识。只有具备了这两方面的知识，才能真正认识史学的研究路数与哲学的研究路数各自所具有的局限性，才能选择适合自己知识结构的研究路数，才能自觉地反省自己研究结论的局限性。时至今日，阅读伯里百余年前撰写的论著，品味其文字及文字后面的思想，依然感受到这位杰出史学家的睿智和博学。

原刊《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4期

【注释】

[1]易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羽飞，济南大学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讲师。

[2]参见易宁《古代希腊史学的命运观念》，《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

[3]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

[4]J.B.Bury， “The Science of History”，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4.

[5]R.A.Hurley， The Science of Story ， Human History and the Narrative Philosophy，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2012， pp.44—45.

[6]D.Goldstein， “J.B.Bury’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appraisa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2， No.4， 1977， p.900.

[7]J.B.Bury， “Darwinism and History”，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23， cf.J.B.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Dover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55， p.7.

[8]J.B.Bury， “Darwinism and History”，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23， cf.J.B.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Dover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55， p.26.

[9]J.B.Bury， “Darwinism and History”，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23， cf.J.B.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Dover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55， p.23.

[10]R.A.Hurley， The Science of Story ，Human History and the Narrative Philosophy， p.44.

[11]J.B.Bury， “Darwinism and History”，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23， cf.J.B.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Dover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55， p.26.

[12]D.Goldstein， “J.B.Bury’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appraisa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2， No.4， 1977， p.898.

[13]J.B.Bury， “Anima Naturaliter Pagana， A Quest of the Imagination”， Fortnightly Review 41 （1891）， p.108.

[14]J.B.Bury， “Anima Naturaliter Pagana， A Quest of the Imagination”， Fortnightly Review 41 （1891）， pp.108—109， cf.D.Goldstein， “J.B.Bury’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appraisal”， p.904.

[15]J.B.Bury， “The Place of Modern Hist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46.中译文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69页。

[16]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68页。

[17]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0.

[18]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0.

[19]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7.

[20]P.加德纳转述伯里的话说，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偶然事件，就已经暗示了偶然事件的原因蕴含在历史因果序列的主线之中。P.Gardiner， “Causation in History”，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Edited by Philip Wiener， Thomson Gale， New York， 1968， p.283.

[21]M.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pp.140—141， cited in D.Goldstein， “J.B.Bury’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appraisa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2， No.4， 1977， p.902.

[22]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1.Cf.J.B.Bury， “Darwinism and History”， p.37， J.B.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p.304.柯林武德认为，伯里的偶然性定义大概受到库尔诺的影响。库尔诺根据“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区别阐明了一种偶然的概念，即“互相独立的许多因果系列偶然会合在一起”。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70页。

[23]C.巴林杰指出，伯里所谓纯粹偶然性指的就是两个似乎毫不相关的链条的相碰，Clint Ballinger， Initial Conditions as Exogenous Factors in Spatial Explanation，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8， p.41。

[24]N.Zangwill， “Daydream and Anarchy： A Defense of Anomalous Causatio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73， No.2， 2006， p.279.

[25]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5.

[26]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62—63.近二十年来，有关匈奴人进入欧洲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问题，再次引起史家的重视。他们的见解大致分为两说：一说仍坚持传统的“上帝之鞭”之说，其中含有出于人类意志所能控制的偶然性之意；另一说则从群体动力学方面来做解释。此说与伯里的学术背景已相去甚远了。参见D.N.McCloskey， “Ηistοry， Di☆erential Εquatiοns， and the Prοblem οf Narratiοn”， History and Theory， Vol.30， No.1， 1991， pp.21—36； N.Zangwill， “Daydreams and Anarchy： A Defense of Anomalous Mental Causation”， pp.253—289。

[27]坦伯利较为详细地列举了三个独立因果链条碰撞的史事，Temperley， Introduction， Selected Essays of J.B.Bury， pp.xxv—xxvii。

[28]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62—63.

[29]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3.

[30]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64—65.

[31]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5.

[32]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7.

[33]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7.

[34]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8.

[35]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70页。

[36]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6.

[37]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6.伯里的原话是：在有些情况下，偶然造成了前因在逻辑上无法引领的情况；在另一些情况下，偶然决定了逻辑趋势实现的形式和手段。

[38]J.B.Bury， “Darwinism and History”，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29—30.cf.Temperley， Introduction， Selected Essays of J.B.Bury， p.xxv.

[39]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71页。

[40]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71页。

[41]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9.

[42]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7.

[43]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68页。

[44]J.B.Bury， “Causes of the Surviva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pp.231—42， cf.D.Goldstein， “J.B.Bury’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appraisal”， p.903， note 30.

[45]D.Goldstein， “J.B.Bury’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appraisa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2， No.4， 1977， p.904.

[46]J.B.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 Macllillan and Co.， 1889， I： chap.3， cf.D.Goldstein， “J.B.Bury’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appraisa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2， No.4， 1977， p.904.

[47]J.B.Bury， “Darwinism and History”，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29—30.

[48]J.B.Bu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 Dover Publications， 1958， pp.250， 252—253.

[49]J.B.Bury ，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 Macllillan and Co.， 1958， pp.303—313.Cf.D.Goldstein， “J.B.Bury’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appraisa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2， No.4， 1977， p.901.

[50]D.Goldstein， “J.B.Bury’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appraisa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2， No.4， 1977， p.896.

[51]J.B.Bury， “Darwinism and History”，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26.

[52]J.B.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p.14.

[53]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0.

[54]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7.

[55]柯林武德已经注意到这点。他指出，伯里在《从知识的角度看近代史的地位》中，已经意识到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但从哲学上讨论这个问题，超出他自己的能力范围。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68页。

[56]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7.

[57]J.B.Bury， “Cleopatra’ s Nose”，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67.

[58]J.B.Bury， “Darwinism and History”， Selected Essay of J.B.Bury， Edited by Harold Temp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42， cf.D.Goldstein， “J.B.Bury’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appraisa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2， No.4， 1977， p.900.

[59]Cited in D.Goldstein， “J.B.Bury’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appraisa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2， No.4， 1977， p.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