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 论
虽然在民国时期大部分高校的史学教育与研究，均包含本国史与外国史两大部分，但两方面发展并非齐头并进，而是势力相差悬殊。在史料学派占据主导的民国史学界，历史研究需要考订材料，扩充史料。而当时大学所藏西洋史普通著作都极为稀少，更遑论原始材料，在这种环境下西洋史很难做出像本国史一样的研究，因此真正的西洋史研究成果极少，而张贵永则是一个特例。他不仅教授西洋史相关课程多年[44]，而且著述颇丰。当我们回看张贵永的著述时，会发现他的外交史研究恪守兰克学派的准则，使用大量一手材料，关注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使用了大量档案和荷尔斯坦因的私人书信。他之所以能被后世铭记，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曾积极参与“中研院”近代史所的草创，主持《教务档》等档案整理，写出大量史料扎实的文章。在张贵永的著作中，外交史研究与他的历史主义译介看似存在张力，但其实内部存在一致性。
“历史主义”正如萨义德“理论旅行”中所总结的四个步骤那样，在中国传播并结合具体语境被再概念化。[45]“历史主义”发源于德国，内涵复杂，被一批寻求史学近代化的学者所译介，同一时期历史主义的不同解释传入中国，在同一时期共存。张贵永通过译介“历史主义”，不仅展现了历史主义的一个面向，而且通过译介历史主义，我们也可发现张贵永作为史料学派的成员，其思想中的观念论层面，这本身反映了兰克史学及德国历史主义之丰富内涵。本文的写作，正想揭橥这一复杂和多元的现象。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存在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两大潮流，而史料学派将“近代历史学是史料学”奉为圭臬，若我们将视野的棱镜调整几度，则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色，发现即使在史料学派内部也存在各种复杂的面向。
原刊《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注释】
[1]张一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2]关于历史主义研究的学术史可参见Otto Gerhard Oexle， “Meineckes Historismus.Über Κοntext und Fοlgen einer Definitiοn”， in Otto Gerhard Oexle und Jörn Rüsen， Hrsg.， Historismus in den Kulturwissenschaften： Geschichtskonzepte， historische Einschätzungen， Grundlagenprobleme， Cologne， Weimar， Vienna： Böhlau， 1996， SS.139—199。
[3]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历史主义的认识可参见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9月号；林甘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新建设》1963年5月号；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第5期；宁可：《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林甘泉：《再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新建设》1963年10月号等文章。
[4]张芝联：《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5]胡昌智：《历史知识与社会变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191—252页。
[6]参见王晴佳：《钱穆〈国史大纲〉之历史观分析》，《现代儒家与东亚文明：地域与发展》，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钱穆的〈国史大纲〉与德意志历史主义：一个比较史学的尝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7]Q.Edward Wang， “German Ηistοricism and Scientific Ηistοry in China，1990—1940”， in Eckhardt Fuchs and Benedikt Stuchtey ， eds.， Across Cultural Borders： Historiography in Global Perspective， Maryland： Rowman&Littelfield Publishers，Inc.， 2002.，pp.141—161.
[8]Chih-hung Ch’ en，“Die zwei Quellen der Geschichteswissenschaft in Taiwan und ihre Rezeption des deutschen Historismus”， in Horst Walter Blanke ， Hrsg.， Historie und Historik：200 Jahre Johann Gustav Droysen， Köln： Böhlau， 2009，pp.177—198.
[9]虽然国内对张贵永的研究不多，但在一些史学史与史学理论选编读本中收录了张贵永的文章，如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收录了张贵永的《历史主义的起源》，张越主编《史学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收录张贵永的《从英国先期浪漫主义到赫尔德的历史思想》。关于西方史学东传的论著中也多有提及张贵永，如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1]李勇：《张贵永与西方史学研究》，《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
[12]张贵永：《我的史学研究兴趣》，《新时代》1962年第10期，第46页。
[13]Acta der Friedrich-Wilhelms- Universität zu Berlin betreffend： Promotionen， On.phil.Philos.Fakultät.Littr.P.No.4.Vol.559， S.104， Universitätsarchiv der Humboldt Universität zu Berlin.
[14]受张其昀在《张致远文集》序言的影响，学界通常认为张贵永在德国受教于梅尼克，但是笔者通过查阅洪堡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发现，他的导师是赫尔曼·昂科，他的博士论文于1934年出版，收录于昂克主编的《近现代史研究》丛书（Forschungen zur neueren und neuesten Geschichte）。参见Meldung zur Promotionsprüfung von Chang Kuei-Yung， Acta der Friedrich-Wilhelms- Universität zu Βerlin betre☆end： Prοmοtionen， On.phil.Philos.Fakultät.Littr.P.No.4.Vol.559， S.89， Universitätsarchiv der Humboldt Universität zu Berlin.Chang Kuei-Yung， Friedirch v.Holstein： Studien über den Charakter und die Methoden seiner Außenpolitik， Lepzig： Universitätsverlag von Robert Noske， 1934.
[15]Bewertung zur Dissertation von Chang Kuei-Yung， Acta der Friedrich-Wilhelms- Universität zu Βerlin betre☆end： Prοmοtiοnen， On.phil.Philοs.Fakultät.Littr.P.Nο.4.Vοl.559， S.90， Universitätsarchiv der Humboldt Universität zu Berlin.该评语手稿由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Hubert Kaufhold转写，在此对Hubert Kaufhold教授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林丽娟老师的帮助表示感谢。
[16]张贵永的博士口试成绩为“优良”（cum laude），论文成绩“优秀”（valde laudabile）。参见Angaben für das philosophische Doktor-Diplom über Chang Kuei-Yung， Acta der Friedrich-Wilhelms- Universität zu Βerlin betre☆end： Prοmοtiοnen， On.phil.Philοs.Fakultät.Littr.P.No.4.Vol.559， S.91， Universitätsarchiv der Humboldt Universität zu Berlin.
[17]Acta der Friedrich-Wilhelms- Universität zu Berlin betreffend： Promotionen， On.phil.Philos.Fakultät.Littr.P.No.4.Vol.559， S.105， Universitätsarchiv der Humboldt Universität zu Berlin.
[18]张贵永：《我的史学研究兴趣》，《新时代》1962年第10期，第46页。
[19]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界出现文化危机，“历史主义危机”便是这一危机的一种表征，如特勒尔奇、卡西尔等人都曾撰文批判“历史主义”，梅尼克则与其他人不同，他将历史主义视为一场思想运动，在历史主义人人喊打之时为其张目。
[20]张贵永：《张致远文集》，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第514页。
[21]张贵永：《张致远文集》，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第51页。
[22]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8，290页。
[23]张致远：《历史主义的起源》，《图书月刊》1941年第1期， 第7页。
[24]张致远：《历史主义的起源》，《图书月刊》1941年第1期， 第7页。
[25]张致远：《历史主义的起源》，《图书月刊》1941年第1期， 第7—8页。
[26]张致远：《历史主义的起源》，《图书月刊》，1941年第1期， 第7页。
[27]张贵永：《历史主义的先驱》，第57、60页；《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时事新报》1941年3月10日，第122期《学灯》；《歌德与近代历史思想的起源》《张致远文集》，第53、54页。
[28]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29]Weltbürgertum直译为“世界公民国家”，现译为“世界主义”，详见弗里德利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译序第17页。
[30]笔者在“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得知，截至20世纪40年代，采用“世界主义”这一译名的文章有13篇。
[31]1925年李璜教授“历史学”开课，主要讲授“史学方法论”，但也涉及一些历史哲学的内容。参见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5页。
[32]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6页。
[33]《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2—1936），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0、78、85、93、103页。
[34]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68页。
[35]在随国民政府迁台的学者中，北大系统接收台湾大学，而南高系统接收省立师范学院（台湾师范大学）。而张贵永作为中央大学的教授却去了台湾大学任教，由此亦可见其北派学人的身份。参见彭明辉：《现代中国南方学术网络的初始（1911—1945）》，《“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第29期，2008年5月，第56页。
[36]陈弱水：《台大历史系与现代中国史学传统》，《台大历史学报》2010年第6期，第134页。
[37]关于哥廷根学派与启蒙史学的关系，参见Georg Iggers， The University of Göttigen 1760—1800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1980.（该文未公开出版） ；Horst Walter Blanke， “Aufklärungshistorie und Historismus：Bruch und Kontinuität”， Otto Gerhard Oexle und Jörn Rüsen， Hrsg.， Historismus in den Kulturwissenschaften： Ge schichtskonzepte， historische Einschätzungen， Grundlagenprobleme， Cologne， Weimar， Vienna： Böhlau， 1996， S.69—97。
[38]在启蒙史学与历史主义史学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时期”（Schwellenzeit），这一时期力图突破启蒙史学的道德训诫模式，强调史料批判，但是却认为历史学家只需呈现史料即可，无须将史料相勾连（Zusammenhang）表达史家自己的观点，忽视了解释（Interpretation）的层面。关于过渡时期史学参见Stefan Jordan， Geschichtstheorie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9.Jahrhunderts： Die Schwellenzeit zwischen Pragmatismus und Klassischem Historismus，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1999；吕和应：《19世纪德国史学中的“研究”概念》，《浙江大学史学理论前沿论坛会议论文集》，2017年，第114—130页。
[39]Georg Iggers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1，pp.xxvi-xxxii.
[40]Reimer Hansen und Wolfgang Ribbe（Hrsg.），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Berlin im 19.und 20.Jahrhundert： Persönlichkeiten und Institutione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2.，S.295.
[41]张贵永：《张致远文集》，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第126页。
[42]张贵永：《张致远文集》，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第135页。
[43]张贵永自己称荷尔斯坦因为“历史的弃儿”（Stiefkind der Geschichte）， Chang Kuei-Yung， Friedirch v.Holstein： Studien über den Charakter und die Methoden seiner Außenpolitik， S.83。
[44]张贵永在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均教授西洋史，且涉及内容甚广，并非局限于欧洲外交史。笔者曾看到南京大学档案馆藏有1947年教员名册中张贵永曾教授英国史、希腊史。参见《中大各科研究所教员名册》，1947年，案卷号：1237，南京大学档案馆藏。
[45]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由后殖民文学批评理论家萨义德（Edward W.Said）提出，在他看来各种思想观念总是处在“旅行”之中，这一旅行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需要穿越重重语境障碍，在新的时空下理论会发生变异，将不再保有原始形态。参见Edward W.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