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于受限于自身地位和所处环境，普塞洛斯在记述和批判帝王时并非总能那么随心所欲，因此他常常利用一些曲笔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最常见的主要有欲抑先扬、明褒暗贬和弦外之音等几种方法。因此，他笔下的帝王“形象”在直观上并非那么清晰明了，我们必须紧密联系上下文才有可能看清楚作者心中真实的拜占庭帝王“形象”。

首先，普塞洛斯使用最频繁的是欲抑先扬的手法，最常见的模式便是他先对某些帝王的外貌大加赞扬，貌似要给读者留下英武高贵的形象，但是接下来关于这些人其他方面行为的叙述则真实地反映出作者截然相反的批判意图。

普塞洛斯笔下的拜占庭帝王通常都是外貌俊美、气质高贵之人，因为根据拜占庭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身体上有残缺的人无法登上帝国的皇位^[20]，体格健壮、容貌俊美之人，往往才是拜占庭帝王的理想人选。于是自然地，为了迎合这种需要，普塞洛斯赋予他笔下的帝王各种形体上的美感。因此，即便出身平民的米哈伊尔四世也是“五官端正，眉清目秀，脸上永远泛着红晕的光泽”^[21]。与外表的美相伴随的，是帝王们的高贵气质，他们往往都是风姿卓著，气质不凡。普塞洛斯说罗曼诺斯三世“拥有一副英武之躯，举手投足皆流露出帝王风采”^[22]，说邹伊“一言一行皆有帝王风范”^[23]。

但实际上，普塞洛斯笔下的一群俊男靓女基本上都是一些平庸之才，欠缺优秀帝王所必备的素质。普塞洛斯大肆渲染这些统治者外貌的做法，并不应该被误解为一种阿谀奉承的行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普塞洛斯对于帝王身体外貌积极的描写，实际上是为了反衬他们作为统治者的无能或者失败，作者在此使用的是一种欲抑先扬的手法。因为在称赞帝王们的外貌之后，普塞洛斯通常会指出他们在私人空间或公共领域的各种不当行为，与先前的赞美形成强烈反差。普塞洛斯这样的处理可以令读者感到，拜占庭帝王的选择机制或许存在问题：有时往往只注意帝王外表形体的高大俊美，但是忽视对其内在修为涵养的考量。

其次，普塞洛斯还善于使用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来评价某些帝王，我们如果结合具体的上下文分析这些内容便会看出，作者实际上使用的是一种明褒暗贬的手法。例如，很多学者认为普塞洛斯对君士坦丁十世的评价是赤裸裸的献媚与吹捧^[24]，但是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多次运用了反讽手法对自己的这位好友皇帝予以评价。我们承认普塞洛斯确实留下许多这样的语句，如“在他统治期内，国库虽未能再次充盈，没有达到溢满的程度，但是至少满了一半”^[25]，并且总结君士坦丁的统治“是宁静而令人愉快的”，“结局如此令人满足”^[26]。然而这些都应该是普塞洛斯的一种讽刺，因为帝国当时的状况已经岌岌可危：诺曼人占领了意大利，匈牙利人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塞尔柱突厥人侵占凯撒里亚进而渗透至该地区内部，1071年曼齐科特战役的失败使局势更加恶化。^[27]考虑到普塞洛斯与君士坦丁十世的亲近关系，我们认为作者上述评价有勉为其难的因素，甚至可以被视作暗中的讽刺。

同样受到学者们指摘的还有普塞洛斯关于米哈伊尔七世的记载和评价。作者着重突出米哈伊尔的学识，称赞这位皇帝醉心于各门学问，并且取得了高深的造诣，这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直白的歌颂。但是历史的真实状况是，米哈伊尔七世皇帝完全沦为太监尼基弗里基斯的工具，帝国真正的统治大权落在了后者手中，于是皇帝也只能在各种书籍当中寻求安慰了。^[28]普塞洛斯此处的赞誉实际上是暗讽米哈伊尔皇帝不能自己掌控和胜任帝国的统治大任，重点并非在于赞颂这位皇帝对学术的热情；我们更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普塞洛斯专门以米哈伊尔七世作为称颂的对象，同时贬低其他的拜占庭帝王。

最后，普塞洛斯还经常利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语句来评价某些帝王，点到为止，留给读者结合上下文自行揣摩作者弦外之音的空间。关于米哈伊尔四世的统治，普塞洛斯的评价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戏谑和讽刺的味道，比如作者认为，如果米哈伊尔“没有谋害罗曼诺斯，没有犯通奸罪，也没有只因为自己的怀疑而任意流放他人，那么这个男人在罗马皇帝当中还算是佼佼者呢！”^[29]可是在普塞洛斯笔下，米哈伊尔皇帝的“作为”主要也就是上述那些内容，除了谋朝篡位、打击异己之外似乎别无其他，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出普塞洛斯对这位皇帝的所作所为持有的否定态度。这很明显是作者以假设的方式对米哈伊尔四世加以否定，因此更能够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

在普塞洛斯关于米哈伊尔七世记载的一开篇，我们便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我必须首先恳请读者们，不要将我对这个人性格和事迹的记述视作言过其实。相反，其实我在这里还有所保留呢……实际上，我真的无法不赞美他。我请求读者们相信我的记载，不要对我此处留下的文字表示怀疑，因为它们是在米哈伊尔皇帝在世时写就的。”^[30]有学者认为《编年史》中关于米哈伊尔七世这一部分作于该皇帝在位期间，并且是在皇帝的强烈要求下普塞洛斯才开始写作的。因此这部分内容带有强烈的歌功颂德的色彩，或者至少显示出作者对自己昔日学生的一种歌颂与回护。^[31]然而，这一部分内容普塞洛斯没有全部完成，《编年史》也正是在这里突然结束，所以我们不能就仅有的内容对普塞洛斯这样的处理方法妄下判断。此外，普塞洛斯的记载主要侧重于米哈伊尔七世的外貌、学术旨趣和性格，并没有太多涉及他在位期间的各项政策。前引文字或许鲜明地表露出普塞洛斯在写作米哈伊尔七世这一部分的时候那种无奈的心情，以及把评判权交给读者的隐含意义。^[32]

通过以上列举的各种曲笔来塑造帝王“形象”并非普塞洛斯故弄玄虚，他使用这些技巧不过是借用这些手段来隐晦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因此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清本质，认清其笔下帝王“形象”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客观性，这才是作者著书的归结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