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史学形成过程中，吸收了诸多域外资源，尤其在晚清民初，日本扮演了西学东渐中转站的角色，大量西学经日人筛选过滤后输入中国，在史学方面亦如此。虽然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西方传教士在华所译书籍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史学，但总体来说，处于零散、个别的状态，难以对中国史学界产生根本性冲击。只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文西学书籍，始催生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新史学思潮。进入“五四”以后，中日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但在学术交流方面一直没有中断。既往研究一般都肯定清末民初日本在中国接受西学中的作用，而对20世纪20至30年代日本对中国学术的影响，估量似略有不足。以为此时中国出现众多欧美留学生，国内学界已有能力直接译介欧美学术资源，无须再借助日本。这一判断大体可成立，日本的作用确实由最初的主要变为次要，但并不意味着无所影响，尤其在历史学领域，日本学者一直都是中国史家强有力的对手，如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的汉学成果，许多被译成中文，被中国学者广为参考征引。而作为日本近代史学之父坪井九马三，同样曾对中国现代史学产生积极影响，却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要认识坪井史学思想必须先简要交代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一书的情况。[3]19世纪后半期，西方学界弥漫着“科学主义”思潮，所有学术都必须符合科学的要求才能为人所接受，故而史学的专业化开始提上了日程。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语言考据学方法，经过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治史程序。在史学专业化的驱动之下，急需将这些方法加以充分解释，整理成有系统的方法论教材，以便训练专业史学工作者有所凭借。1889年伯伦汉出版《史学方法论》，此后不断增订再版，在西方各种史法教材中影响最大，诚如齐思和所言，此书为历史方法开山之作，亦为此学最高之权威，在此之前关于历史方法之作皆属片段未具系统，后乎此书者无不受其影响，且亦难出其范围，诚史学中最重要之著作也。[4]
伯伦汉师承兰克高徒威茨（Georg Waitz，1813—1886）[5]，而后者是不折不扣的史料主义者，曾谓“史料考订，版本校刊，辨别真伪，审查创作与转述是历史研究不可不具的基础”[6]。兰克学派的史料批判方法，完全被伯伦汉所继承，“探讨解释、结合、综观及叙述等方面之反求作用，兰克氏亦曾致力于其形成，其工作殊不易以数语了之，著者惟有承认本书中有关此之诸篇，其中大部分之知识及规例，均系得之兰克氏之实例及启发者”[7]。因之，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往往被视为兰克史学方法的经典教科书。然而，在史学观念层面，伯伦汉没有亦步亦趋信仰兰克，尤其对兰克政治史研究取向颇不以为然，他说：“国家生活与文化生活间之内在的关系，吾人决不能忽视之，且须将二者视为人类演化上之不可分的二方面。故吾人既不可将政治史视为文化史之附庸，则亦不可将文化史视为政治史之副产物，其理正相同也。吾人之用‘社会的’一词，亦在避免此种偏执处，盖政治与文化，固同为人类社会化之产物也。谢佛尔（A.E.Fr.Schäffle）称历史为‘社会科学’，实觉适当。”[8]
此外，他不排斥历史哲学，“倘系专从事于历史者，则自须有明晰之观念而后可，而此则即须求之于历史哲学，盖未经整理之零星事实，历史哲学可将其整理之，对于事实之列，可就其与全部演化之关系，予以清晰的价值判断，不为主观的判断所误。又如关于历史进程上一般因子间交互影响之知识，相对的价值尺度之确定，俾得判断各阶段与全部演化之关系，此皆为不可或少之补助工具，唯历史哲学乃能使吾人得之”[9]。所以，伯伦汉史学兼顾方法与理论，被姚从吾视为“现代历史学界兼讲方法与理论的开山大师”[10]。不过，《史学方法论》各种版本中，花费相当多笔墨讨论各家各派的历史哲学观点，不仅让德国专业史家质疑他为实证主义者[11]，而且引起法国同行的不满，批评他过于热衷“玄理问题”（metaphysical problems），反而对“原则和实际”语焉不详。[12]
坪井史学思想直接渊源于伯伦汉。1881年坪井毕业于东京大学，1883年在东京大学文学部讲授史学。1887年6月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专修史学。1889年留学奥地利布拉格大学及维也纳大学，后获延期一年，转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前后留学凡四年有余，1891年获博士学位回国，被任命为东京帝大文科大学教授，讲授史学研究法、西洋史、蒙古史等课程。1892年起为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讲授史学方法。坪井信奉兰克名言“据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主张摆脱教训、实用的史学立场，将史学脱离政治、伦理而成为独立科学。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日本学院派史学的共识。坪井在《史学杂志》（第5编第1号）发表《关于史学》一文，他说：“余辈所见纯正史学，始于德国的Leopold von Ranke。”[13]他的名著《史学研究法》自序说：“史学之研究法，其由来已久，而成书者甚少。在英国有弗里曼氏，倡言讲史者须先自研究法始，其论既已脍炙人口。继之，德国有伯伦汉氏出，人称穷尽研究法。法国塞诺波氏等祖述之，每每在我国人间流传。予虽不敏，讲述史学研究法，已有年所，自信应用科学研究法于史学上聊有所得。因此，为早稻田大学著是书，庶几乎与诸研究者共登研究法之殿堂。”[14]
刚出版不久的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著作，即被利斯和坪井引入日本大学历史系专业课程，且大为盛行，于是“科学史学”的史学理论开始进入日本。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版《史学研究法》目次如下：卷之一总说，分序论、历史之种类、史学之定义、史学之区分；卷之二史料编，分史学之材料、史学之补助学科（第一言语学，第二古文书学，第三地理学，第四年代学，第五考古学，第六系谱学，第七古泉学）；卷之三考证编，分总论、外部之批评（第一赝造，第二搀入）、内部之批判（第一可然程度，第二史料之系统，第三史料之等级，第四史料之分析）、史料之整理；卷之四史论编，分总论、解释、综合、复活、史学之根本条件（第一物理条件，第二心理条件，第三文化条件）、理论史学。此书共540页，所阐发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本之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用丰富的东西方实例加以说明，主要讲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幅近400页，侧重技术层面，忌避历史哲学，只是轻描淡写而过，这与伯伦汉有显著不同。
坪井最重史学的补助学科（auxiliary sciences）[15]，承袭伯伦汉主张。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所列辅助科学为语言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印鉴学、铸币学及度量衡学、系谱学、年代学、地理学，论述简略，实例甚少。而坪井进一步提升辅助科学的地位，尤其专列考古学，用东西方大量的实例充实内容，讨论多达160页，占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这是他讲史法的一大特色。考古学在兰克史学中并没有地位，兰克治史擅长于对文字文献（documents）的搜集、辨析、解读，而对实物考古则相当陌生，他晚年撰写世界史，有关希腊、罗马史部分，由于对古代铭文和其他考古资料的无知而受到严厉批评。[16]于此，伯伦汉受兰克的影响，同样不够重视考古学，在书中没有专论考古学，说明他没有及时反映19世纪后半期西方考古学蓬勃发展的成果。坪井虽承袭伯伦汉史学，然有所选择，他在欧洲留学期间显然感受到考古学的力量，所以他与兰克、伯伦汉不同，充分展示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曾担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
在欧美史学方法著作在中国流行之前，坪著是我国了解西方史学方法最通行的教材。清末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渐多，有人译刊坪著部分章节：1903年《汉声》（原《湖北学生界》）第6、7、8期译刊《史学研究法》第四卷“史论编”中的一章《史学之根本条件》，1907年张玉涛在《学报》第1年第6、7号译刊《史学研究法》的《序论》和《历史之种类》两章。1902年汪荣宝编译《史学概论》，凡五节：序论、史学之定义、研究法、历史之分类、关于史学之学科。“编者识”说：“本论以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为粉本，复参以浮田和民、久米邦武诸氏之著述及其他杂志论文辑译而成。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学说，与本邦从来史学之习惯，大异其趣。聊绍介于吾同嗜者，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焉。”[17]汪氏早年留学早稻田大学，攻读历史、政法，而坪井九马三、浮田和民、久米邦武皆在该校任教，可能听过他们的课，受到启发，根据他们的讲义，编译成《史学概论》。第三节“研究法”参浮田《史学通论》第8章，“古文书学”那段文字则翻译自久米邦武《古文书学讲义》第1章第1节“古文书学的大意”，其余部分在结构和内容两方面多取材于坪著。1904年，清学务处编书局得到坪著讲义下册，以考证编始，交江亢虎翻译，最终是否译成，不得而知。[18]
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热心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历史”，而不是“五四”之后中国史学界普遍关心“如何研究历史”[19]，所以像坪著重在讲如何研究历史的书，在时人看来，并非是一本急需的东西。个别听过坪井“史学研究法”课程的留学生，对坪著虽有少量译介，但受时风的驱使，仅选择部分能顺应时代潮流的内容，而对坪井不厌其烦讲述如何搜集史料、如何考证史料、如何利用史学的补助学科，根本没有兴趣加以译介。坪井一本很次要的教材《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却由吴渊民译成中文，广智书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版。汪荣宝自许“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着眼点并不在当下而在未来。与坪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浮田和民《史学通论》，这本小册子几乎在同一时间先后出现五个中译本[20]，又经梁启超之转述，一时成为中国读书界的热门读物。可是就著者的学术地位和著作的学术价值来说，浮田及其《史学通论》根本不能跟坪井相提并论。以梁启超为例，事实上，他不仅读过浮田《史学通论》，而且也读过坪著，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注明参考各中外学者作品，包括坪著，但当时他显然无意积极推销坪井史学，而是津津乐道浮田之余唾。
讲史学方法的著作，虽然没有受到时人的欢迎，但是作为一套专门的知识，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这跟晚清学制改革有一定的关系。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文科大学堂的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主课中均设“史学研究法”，讲授历代统系疆域、政化创始因革之大端、物产盛衰之原因、官制之得失等。[21]宣统二年（1910）周嵩年编纂的《大学分科中国历史研究法》，完全根据《奏定学堂章程》对“史学研究法”规定的细目，全书8章48目：建置纲领、政治因革、习俗变迁、振兴实业、官制兵力、学术关系、生殖源流、法典异同。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法”，风马牛不相及。《奏定学堂章程》根据日本学制制定，史学门主课设置虽具现代意识，但制度的制定者恐怕对现代学科本身的认识相当隔膜，“史学研究法”课程有其名而无其实。嗣后，国内史学界对“史学研究法”的认识渐渐与国际接轨，似不能排除坪著的前期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