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国史坛出版过不少史学研究法著作，然能垂之久远的，莫属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据台湾学者杜维运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少理论本之于《史学原论》，他对二者做了细致的文本比对。[45]《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理论来源是多元的，梁氏早年在日本期间就阅读过坪著，不过彼时他对此书的方法论兴趣不大。1920年代，他“裒理旧业”，在思想转变过程中，或重新发现坪著的价值。《中国历史研究法》除了取材法人著作，从中也能发现坪著的蛛丝马迹。
梁启超对历史的理解前后有所不同。20世纪初他给历史所下的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46]“人群”“进化”“公例”是关键词，深受浮田和民的影响。后来讲历史研究法，他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47]
对历史的认识，除了保留“人群”（社会），已无“进化”，更不奢谈“公例”，只求因果关系。此中变化固然是他个人思考的结果，但也有域外思想资源催生的作用。坪著专门列有“史学之定义”，开宗明义说：“史学者，研究社会之分子及人之活动之发展的科学。”[48]
接着重点分别说明“社会之分子”“人的活动”“发展”三个关键词。这种写作模式完全被梁氏所模仿，他也首先提出定义，然后分别解释“活动之体相”“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
梁启超解释“活动之体相”，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正式出版时增加了一段文字：“此所谓相者，复可细分为二：一曰活动之产品，二曰活动之情态。产品者，活动之过去相，因活动而得此结果者也；情态者，活动之现在相，结果之所从出也。产品者，譬犹海中生物，经无数个体一期间协合之嬗化而产出一珊瑚岛，此珊瑚岛实经种种活动情态而始成；而今则既僵矣，情态不复可得见，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49]
此处，梁氏所用“珊瑚岛”之喻，不是他的发明，灵感显然来自坪著第48页：“从最初起源来分析，社会也好国家也罢，都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持续发展着的。随着所谓时势变迁，当然会发生内部的变动，但是外部大体上会以基本相同的形态持续下去，例如像珊瑚礁那样的东西。在水面略微往下一点，尽管聚集着大量的珊瑚虫，然而并没有发现共同生活的现象，因此也没有产生社会组织。再深入到底下的话，就没有珊瑚虫了，所到之处只有岩石。然而很明显，这些岩石就是珊瑚虫所建造的。那是因为即使往海底深处走到岩石出现的地方，都已经成了岩石。现在珊瑚虫所居住的地方是活珊瑚虫的身体，珊瑚虫不居住的地方业已变成了化石，越往下化石益发古老。人类与此相同，现代社会是在太古时代打下基础的，古代社会如今业已消亡成了化石。将来的社会，也同样会变成化石。”[50]
两者文字表述差异甚大，梁氏只取其意，文字更加凝练、简洁，但似不能否认两者存在学缘关系。
梁氏、坪井所作历史定义，就字面来说，确有很大的不同，但若再综合比较分析坪著的“序论”，梁氏所论本之坪井，当无疑义。坪井说：“社会无人动作，不几灭绝乎。”[51]梁则说：“活动休止，则人道或几乎息矣。”坪井说：“治史学之着眼点当从全般社会观之……盖历史者，为全体大多数之记载，非为个人者也。”[52]梁则言：“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坪井说：“在史学上，惟研究其人之动作，有影响及于社会国家与否。”[53]梁曰：“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坪井说：“历史者，即前人于社会国家所行保持发达功过之迹，以待吾人之鉴诫取舍，以为未来目的之张本也。”[54]梁氏历史定义也强调“资鉴”功用。[55]二者语言文字上的相似，如果说是一种巧合，大概难以令人信服。
梁氏将史料分为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和文字记录以内者。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又分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三类；在文字记录以内者，区分为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诸类。这种史料分类法与伯伦汉密切相关[56]，梁氏从坪著史料编“史学之材料”一节间接获取。
梁启超《新史学》说：“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其论语无一非忠告君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57]《中国历史研究法》又重申：“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58]经梁氏的如椽之笔，《资治通鉴》乃帝王教科书的说法，在中国史学界风行甚久。[59]然而，此说并非梁氏的发明，坪著说：“中国后世之史鉴，其最宏博而精详者，以宋司马光之《资治通鉴》为第一。是书编纂之意，将以备人主治世之参考书，亦即为帝王应奉之教科书善本也。所谓鉴者，大抵与教科书同性质，既为人主治世之备，则凡经国之要略，为当代所不可不知者，择而录之，其他不必要者，悉删之以从略。”[60]大部分人或只知梁氏曾有此说，不见得清楚梁说原出坪井。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举“唐末黄巢之乱，曾大惨杀外国侨民”一事，说明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博搜旁征则能得意外之发见者。梁启超说：“九世纪时，阿剌伯人所著《中国见闻录》中一节云：‘有Gonfu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Punzo陷Gonfu，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等语。欧洲人初译读此录，殊不知所谓Gonfu者为何地，所谓Punzo者为何人。及经东西学者细加考证，乃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八七八年，即唐僖宗干符四年至五年也。而其年黄巢实寇广州。广州者，吾粤人至今犹称为‘广府’，知Gonfu即‘广府’之译音；而Punzo必黄巢也。”[61]
1922年，日本汉学家桑原
藏就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书评，专门引用这段话，以讥讽梁氏所言“谬误满幅”。桑原指出五处错误：（1）Abou Zeyd不是9世纪的人，是10世纪初期，即公历916年的人；（2）Gonfu这个地名，Abou Zeyd固不用说，即一切阿剌伯人（阿拉伯人）的记录中，也查不出，应当是Khanfou（Khanfu）；（3）也没Punzo这个人名，该改为Banschoua；（4）五朝争立之乱——据梁氏的解释，是指“五代之争乱”——等的记事当然不在Abou Zeyd的记录里，在9世纪的著作，要记载将近10世纪半的“五代之争乱”，未免太滑稽了，纵令将Abou Zeyd的时代，正当地认为10世纪的初期，然而他也不能记载10世纪半的“五代之乱”；（5）梁氏虽说“回历”纪元二六四年（干符四—五年）黄巢实寇广州；但是，即把他认为事实，也不能那么容易的断定。桑原氏又说：“可惜的很！梁氏如稍注意日本的学界，至少若把他所轻侮为‘不值一盼’的日本坊间之‘东洋史’或‘支那史’，浏览一下，也就不至于有这样大的误谬了。”[62]
桑原以己之长攻梁氏之短，被认为“的确击中要害”。[63]然而事实上，桑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梁氏所言原出坪著第2卷史料编第五节“年代学”，第209—215页，只是没有注明出处。而且，他也不是初引此例，早在1905年发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他说：“阿剌伯人所著书，以西历八五一年出版，名为《梭里曼（Soleiman）旅行记》者，内载当时中国最大口岸曰Khanfou。近世欧美学者，多以杭州附近之澉浦当之，虽哈士亦云然。日本坪井九马三氏，以《唐书·逆臣传》记黄巢陷广州事，与彼《旅行记》所记之年月相比较，知其确为广州而非澉浦，断定Khanfou字为‘广府’之译音云。按坪井氏所说信也。”[64]
此处，梁氏明确说明据坪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引此例因没注明，故桑原以梁氏个人文字视之，大做文章。
嗣后，梁应该知道桑原这篇“耳痛”的书评，1925年在清华学校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第8章“都市”，再次引用此例：“唐五代时阿剌伯人之中国旅行记，近代陆续发现译成欧文者不少。内中有一部为阿蒲卓（Ahou Zeyd）所著，记回回历二六四年（西纪八七八）有大盗Banshou攻陷Khanfou。摩哈默教徒、基督教徒、穆护教徒，被杀者十二万。（据日本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引）回历二六四年即干符五年。《新唐书·僖宗纪》言黄巢以干符六年陷广州，而《旧唐书·卢携传》《新五代史·南汉世家》皆云事在五年。然则阿蒲卓书所云Khanfou者即广府，其所云大盗Banshou者必黄巢之讹无疑。”[65]
梁氏特意标注“据日本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引”，算是对桑原批评的一种回应，以免再次受到无辜牵连，接受并更正桑原所指（2）（3）两处地名和人名误拼，并且对桑原《蒲寿庚事迹》一书大为褒奖，“为历史界一杰作”[66]，从中可见梁氏气量之大。对于Khanfou这个地名，梁氏最初是拼对的，不知何故，《中国历史研究法》却写成Gonfu。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林志钧编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收录《中国历史研究法》，对此段文字略有订正：“十世纪初期，阿剌伯人所著《中国见闻录》中一节云：‘有Khanfan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Bonschoua陷Khanfan，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等语。欧洲人初译读此录，殊不知所谓Khanfan者为何地，所谓Bonschoua者为何人。及经东西学者细加考证，乃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八七八年，即唐僖宗干符四年至五年也，而其年黄巢实寇广州。广州者，吾粤人至今犹称为‘广府’，知Khanfan即‘广府’之译音，而Bonschoua必黄巢。”[67]
这段文字与初版不同，接受了桑原（1）（2）（3）指缪。此外，梁启超在初版说：“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其坊间之《东洋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而现今我国学校通用之国史教科书，乃率皆裨贩移之以充数，真国民莫大之耻也。”[68]此语引起日本学者极大的反感，后来《饮冰室合集》删除了这些文字。[69]《饮冰室合集》编辑原则是“据初印旧本覆校其有手稿者，则悉依原稿校定，专著各种间有厘订之处”[70]。上述文字的改动，不论是梁氏本人或编校者所为，皆因桑原书评引起，应无疑义。
桑原所指（1）（4）（5）三处错误，始作俑者是乃师坪井，“谬误满幅”不应扣在梁氏头上，他不过以讹传讹罢了。桑原没有指出这点，非常令人不解。关于Khanfou的考证，桑原是这方面的专家，在1919年1月《史林》发表《Khanfou问题及其陷落年代之研究》，他的名著《蒲寿庚事迹》也专门提示读者坪著第214—215页论及[71]，说明他对坪著很熟悉，不至于识别不出梁氏所言本之坪井。桑原之所以没有在书评中点破，反而以此对梁氏尽挖苦嘲讽之能事，或有两种可能：其一，桑原粗心大意，确实没有察觉梁氏所言原出坪井；其二，桑原故意回避，毕竟梁氏没有注明，文责自负，报复他对日本汉学界的出言不逊。关于桑原书评一事，梁氏虽没有正面回应，但他显然接受了桑原“耳痛”批评，修改了相关文字，而且还对桑原《蒲寿庚事迹》给予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