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衡量现代史学专业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史学方法，在“五四”前后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许多学人认为“史学方法就是我们用以衡量他人研究成绩的标准和尺度，只要他的方法谬误，他的结论，就可不言而喻了”[22]。诚如陆懋德所言：“今人欲修史学，自当以史学方法始”，“史学家必须经过一种专门技术之训练。”[23]史学方法的训练似乎成为史家资格认证的一条重要指标。此时，中国史家重拾旧忆，发现坪著之价值，可以成为建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重要参照之一。
目前所知，最早在大学以坪著为教材授课者是黄人望。[24]他曾编有《史学研究法讲义》，共52面，分序言、史料编、考证编、史论编，以讲述史学补助学科为主，内容虽简略，但研究法各环节皆有论及。经比对研究，黄编讲义完全根据坪著，是一个节译本。1913年教育部颁发《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课程标准》，要求高等师范学校在第3学年开设“史学研究法”课程。[25]1914年黄氏任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据坪著编译成讲义，讲授“史学研究法”。
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齐名的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该校国文部改组为国文史地部，据教育部要求开设“史学研究法”“东亚各国史”，柳诒徵讲授，并编有讲义。柳编《史学研究法》，系铅印，无版权页，共26面，中缝印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柳”字，编写时间或在1919年前后。讲义约二万字，凡七章：历史之种类、史学之定义、史学之材料、史学之补助学科、史料之整理、史事之考证及批评、历史哲学（理论史学）。柳氏采用一贯的写作方式“纲目体”，纲是论断，目是材料。除大量引用坪井九马三、浮田和民的观点之外，选择了许多中国方面的实例加以说明。柳氏“能博读日本学者之书”[26]，《史学研究法》引用日文书有坪著、高桑驹吉《西洋史参考书略解》、大西林五郎《支那陶瓷全书》。[27]柳氏《史学研究法》章节架构渊源于坪著，但他只吸收技术层面的内容，如史料种类、史学之补助学科等，并不接受坪井的治史宗旨。坪井主张史学从以往教训伦理或实用式史学中独立出来，柳氏对此无共鸣，反而强调历史应该“准古镜今，以为人世之法”，对五四时期新史家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不肯将史学求得实用，避免政治关系”[28]，很不以为然，认为“史之专重鉴戒，遂垂为数千年定法”[29]，“治学必求实用，及为人群服务，才是最高道德”[30]。因此，他及其门人的史学作品大多具有浓厚的道德说教意味。
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导言末尾所附参考书举要：“论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看C.V.Langlois and Seignobos’ 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31]经胡适的提示，《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成为论史法必参之书。不少中国学人留学法国，如李思纯、李璜、黎东方、周谦冲、陈祖源等，师从瑟诺博司，多半缘于《史学原论》在国内声誉之隆。[32]坪著因法人著作在中国的崛起而失去部分读者，但坪著有不少中国方面的实例，读起来比西人著作更加亲切，留日（或通日语）学者如李泰棻、梁启超、吴贯因、李季谷、郑师许、杨鸿烈等，颇受影响。
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初版于1920年5月，时人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相媲美。杨鸿烈说：“直到这几年来，有李泰棻先生编的《史学研究法》和梁任公先生编著的一部在中国史学界照耀万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出世，然后中国人脑里，才有比较明了的一个史学的轮廓。”[33]柳诒徵也承认“通贯新旧能以科学方法剖国故者，当推梁氏《历史研究法》，李泰棻之《中国史纲·绪论》次之。”[34]
《史学研究法大纲》分三部分：第一原史，论述了文字起源、史之定义、史之起源、史之进化、史学之目的、史之界说、史与科学。史之进化五个阶段：口碑时代、史诗时代、说部时代、史鉴时代、史学时代；而史之目的，则在明变、探原、求例、知来。第二读史，讨论了史识、史料、史料选择、史料选择之法、史料整理之法；第三作史，阐发了家法、编体、史病、重事实、务贯通、明因果、作表解。稍后《西洋大历史·绪论》（再版）和《中国史纲·绪论》对这部分内容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史学研究法大纲》的出版多少缘于时会，融合了当时所见的各种旧学和新知，如《史学原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坪著等。李氏对坪著评价不高，“顾仍西洋故言，无所表见”[35]，但他的《西洋大历史》（1917）、《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和《中国史纲》（1922）都把坪著列为参考书，取鉴之处颇多。如对于“史之进化”，则是坪井氏“物语、鉴、史学”三阶段论的“变种”；又如分叙12类史学之辅助科学，其中论考古学、古泉学、年代学、天文学、谱系学，皆取材于坪著。李泰棻正是黄人望在北高师的学生，或受其师的提示才留意坪著。需要说明的是，李氏所参考的坪著不是日文本，而是《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研究法讲义》的汉译本。不过迄今笔者尚未发现该译本。
吴贯因于清末光宣间远游日本，留学东京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930年，他出版《史之梯》，对坪著多所参考，尤其论述史学补助学科，如年代学、天文学、考古学，所举实例多来自坪井。这本书出版不久，齐思和撰写书评，肯定甚少，但因间接译介坪著相关内容，以致郑师许见到欣喜不已。郑氏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柳诒徵的学生，通日语，翻译不少日本学者的论文，但他接触坪著相当晚。柳诒徵早年讲史法，对坪著多所援引，但郑氏似没有从乃师处了解到坪著。一直到1936年，他出版《铜鼓考略》（中华书局），据说书付印后，得杨宽面告：关于铜鼓文献，尚有福开森（J.C.Ferguson）《周铜鼓考》及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36]。郑氏通过查阅《苗族调查报告》，才得知坪井九马三曾将荷兰汉学家D.Groot一篇研究铜鼓的论文译成日文，题为《东印度诸岛及东南大陆之古铜器考》，载于1902年东京《史学杂志》，又在坪著第228—250页讲考古学时，作为实例加以说明。但当时他并不知道具体内容，所以事后他偶翻吴贯因《史之梯》第二章第六节论史学与考古学，“中多日本考古学家对于铜鼓发生之意见，因亟录之”[37]，“顷又读梁任公师《国史研究六篇》于其第十页得材料三四，因再录之，以供学者并读焉”[38]。郑氏如获至宝，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说明当时他还不知吴、梁所论原出坪著。或因这段曲折的关系，郑氏大概通过其他渠道认真读过坪著，大为欣赏，在《我国历史之自学与教学的目的及其研究法》一文中，列举史学研究法及理论著作七种，第三种即坪著。[39]他曾计划编写《中国历史研究法纲要》，分序论、通议篇、史料篇、考证篇、整理篇、理论史学，不论框架还是内容，明显以坪著为蓝本。[40]
李季谷、朱谦之、杨鸿烈三位皆曾留学日本，研究历史，都对史学方法论很有兴趣，自然对日本近代史学发展影响极大的坪著不会太陌生。李氏在日本留学七年，研究日本近代史、西洋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法。[41]1933年他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讲“历史研究法”，所编讲义四章：导论、历史的概念及认识、历史的原动力及其发达的三阶段、史料。这本讲义可追溯到1930年2月他留英期间所写《历史学与历史学上之问题》一文，发表在《留英学报》第5期，后来成为讲义“导论”一章。李氏用大半篇幅讲授史学的补助学科，如言语学、古文书学、地理学、年代学、考古学、系谱学、古泉学，绝大部分编译自坪著。此外，第二章“历史的概念及认识”，较为详细评论坪井对“历史”概念的看法；第三章讲历史发达“三阶段”，即传说式的历史、教训的或实用的历史、发展的或发生的历史，取自坪著，而非直接来自伯伦汉。凡此种种，皆可说明坪著对李季谷影响之深刻。[42]
与李季谷有所不同，朱谦之、杨鸿烈反复援引坪井观点，并非膜拜，而是作为建构各自史学理论体系的素材。朱氏在《历史哲学的概念》《历史科学论》《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等文，都论及坪井。杨鸿烈留学东京帝大文学部大学院，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用力颇深，先后出版《史地新论》（晨报社，1924）、《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9）。他说：“日本史学受德国的影响极深，故其著作亦甚富于德人风味。”在短时间内急起直追，充分输入欧洲史学，尤其德国的理论和方法。除译著之外，杨氏列举日人自著的书，包括坪著。[43]他在写作过程中，经常援引坪井观点加以讨论。此外，他对坪井史学渊源也有清楚的认识，“坪井九马三博士的《史学研究法》即直接承受柏恒氏的衣钵”[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