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普塞洛斯在《编年史》中力图全面展现拜占庭帝王的风貌，作者以刻画普通人的方法塑造出较为完整且丰满的帝王“形象”。我们将《编年史》中普塞洛斯关于拜占庭帝王的记述归纳分类，大致可以分成8个范畴，分别为外貌、性格、学识、癖好、宗教情结、统治、婚姻爱情、疾病与死亡[7]，其中一些内容涉及诸帝王的外貌和性格特征，其余方面则反映了他们的个人举止和生活态度。作者通过这些内容的记述力求全面展现14位帝王的全貌，而并不是简单拘泥于某些侧面。其他许多拜占庭历史学家往往只关注帝王生平的若干方面，难以令读者形成全方位立体的帝王“形象”。如10世纪的“执事官”利奥在其《历史》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并非面面俱到，而是集中关注尼基弗鲁斯二世、约翰一世等帝王在战争中的表现，对与军事活动无关的行为几乎不予提及。[8]普塞洛斯的塑造手法显然更容易在读者心中树立这些帝王丰满的“形象”。
但是如果我们通观《编年史》中的拜占庭帝王“形象”，那么便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几乎每位帝王的身上都存在形式各异、程度不同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性格上的缺失、私人生活的不检点以及治理国家失当等方面。普塞洛斯力求全方位地刻画每位统治者的“形象”，虽然涉及每位帝王的内容会有不同的侧重，但是这些完整的“形象”却较为统一地体现出每位帝王的不完美。
首先，在私人生活领域，许多拜占庭帝王以奢侈、糜烂闻名，其堕落程度令人咋舌。如米哈伊尔四世继位之初沉迷于奢靡的生活，完全忽略了一位帝王应负的责任。[9]君士坦丁九世更是奢侈无度到了极致，他不仅肆意将国库中的钱财挥霍一空，“连一个硬币都不剩下”，而且为了讨好自己的情妇，不惜花重金进行封赏；另外，君士坦丁还斥巨资修建圣乔治教堂，极尽奢华之能事。[10]所有这些都可以鲜明体现出这位皇帝穷奢极侈的作风。
帝王们“形象”上的缺陷还表现在公共领域，普塞洛斯在《编年史》中为我们展现的尽是一个个缺乏统治才能的君主，这些拜占庭帝王的治国方略构成其“形象”的重要元素。普塞洛斯笔下有多位帝王登基之后逃避君主责任，无心于国家的统治，将一切军政要务皆交付于他人。君士坦丁八世、米哈伊尔七世等人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君士坦丁九世更是将皇宫视作自己的港湾，在与惊涛骇浪搏斗之后可以在里面寻求安全的庇护……他需要彻底的休息和绝对的安宁。[11]正如作者所言，对于皇帝的责任这样的君主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他们没有意识到护佑臣民的福祉是君主的职责所在，而且皇帝必须时刻关注帝国的管理，同时维护国家的健康发展。[12]不仅如此，即便有些帝王励精图治，但由于采取的政策或尺度不适当，大大地贬损了其统治者“形象”的完美。普塞洛斯认为伊沙克一世的改革措施过于激进，未能从根本上革除弊端、使国家复兴。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这位皇帝选择了正确的时机实施各项改革，如果他不赞同某项措施……允许暂时以另一项措施取而代之，并且在不久之后彻底废止前者……如果他能够一步一步、悄然无声息、在并不引起旁人注意的情况下进行……他会让国家事务重新走向真正的和谐。”[13]然而，伊沙克的改革措施损害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遭到各界人士的反对，最终失败。
其次，《编年史》中拜占庭帝王身上的各种缺陷可能有一种或几种是最突出的。在普塞洛斯看来，某些帝王的生活简直可以用糜烂来形容，这些人的“形象”便以此为最显著特征。例如君士坦丁八世及其女儿邹伊皆以生活腐化堕落的“形象”示人，前者由于暴饮暴食以及性欲过旺而饱受痛风的困扰，他的双脚因此都无法行走[14]；而邹伊则先后三次结婚并且有数次婚外情的经历[15]，正如安娜·科穆宁描述的那样：“自从莫诺马霍斯皇帝（君士坦丁九世）登基以来，皇宫之内的妇女区已经完全腐化堕落，因为淫乱的‘男女关系’而荣誉扫地。”[16]
最后，普塞洛斯还试图在众多缺陷当中找寻某种内在联系，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拜占庭帝王的各种缺点，而是试图发掘这些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他认为导致拜占庭帝王行为失当的终极原因在于这些人性格方面的弱点，作者列举了帝王们身上存在的诸多性格缺陷，如米哈伊尔四世和米哈伊尔五世的虚伪，君士坦丁九世的多疑，塞奥多拉的刻板甚至吝啬，这些都成为上述帝王标志性的“形象”特征。[17]正是这些缺陷决定了这些帝王在其他层面的失当行为。在普塞洛斯看来，统治者性格方面的缺陷危害巨大，令拜占庭帝王的私人生活腐化堕落，同时统治国家的业绩乏善可陈。例如罗曼诺斯三世和罗曼诺斯四世都因为性格自负给自身和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普塞洛斯认为罗曼诺斯三世喜好空谈、不切实际[18]，他在出兵前对将官们的建议和敌方首领的求和之请毫不理睬，贸然出兵，最终大败而归。罗曼诺斯四世在出征小亚之前也有类似的表现，最终在曼齐科特战役中兵败被俘。[19]这次军事上的失败直接带来帝国领土的丧失与国力的进一步衰落，恶果深远。因此无论是从个人修为还是国家治理的层面考量，帝王身上的性格缺陷经常会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综上所述，《编年史》中的各位帝王从先天性格到后天行为，从个人修为到国家治理，均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作者普塞洛斯在很多时候却无法做到直言不讳，只能采取迂回婉转的方式予以表达，这便形成了《编年史》中帝王“形象”塑造的又一重特点——善于使用隐晦的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