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防领导体制
国防领导体制指国防领导的组织体系及相应制度。它包括国防领导机构的设置、职权划分、相互关系等。它是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设有最高统帅、最高国防决策机构、国家行政机关中管理国防事务的部门、武装力量领导指挥系统等。中国根据宪法、国防法和有关法律，建立和完善国防领导体制。
（一）国防领导体制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使国防领导体制适应国家政治、经济、科技，特别是军事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国防领导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改革，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管辖并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另外，还设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职，由朱德任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成员，除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军事将领外，还包括少数党外著名军事将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不再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设置。国防委员会领导成员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党外的著名军事将领。它是一个带统一战线性质的名义上的国防领导机构。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指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军事委员会有关军事工作的决定，可用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的名义由内部系统下达，其须公开发布的命令和指示，则用国务院或国防部的名义下达。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彭德怀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0月11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原冠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者，一律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如“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等。至1958年7月以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总部曾实行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等八大总部的体制。
1958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规定，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的军事工作部门，是统一领导全军的统率机关，军委主席是全军统帅。国防部是军委对外的名义。军委决定的事项，凡需经国务院批准，或需用行政名义下达的，由国防部长签署。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总部体制仍恢复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总部体制。在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召开的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不再担任上述两个职务，但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率着全国武装力量。
1975年和197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国家未再设国防委员会。
1982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第四部宪法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罢免，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继续存在，其职能和人员组成均与国家中央军委完全相同。这表明中央军委同时有两个名义：一个是中共中央军委，一个是国家的中央军委，从而确立了党和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的行使领导职权的国防领导体制。
（二）国防领导的特征及组织形式
党和国家对国防的领导，核心是制定国防政策和战略方针，对武装力量和国防建设事业实施全面的领导和管理。作为国防建设根本依据的战略方针正确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武装力量是国家军事实力的主体，其建设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国防建设事业的领导和管理，涉及国家整体力量的正确运用和作用发挥，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发展。所以，党和国家对国防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重要职能，是国家政权机构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正是由于国家对国防领导的这种职能，决定了国防领导在组织上具有最高层次性，在意志上具有最高权威性，在内容上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在活动方式上具有严密性等特点。党和国家对国防领导在组织上的最高层次性，主要表现在这种领导是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元首、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军事领导机关来进行的。由于国防领导在组织上具有最高层次性的特点，因此，便产生了在意志上的最高权威性的特点。国防最高领导对国防问题的决策和发布的指示、命令，社会所有组织及全体成员都必须服从；否则，全社会就不能形成最大的合力，阶级和国家的意志就不能得以贯彻。国防领导活动内容上的极大广泛性，主要表现在它不仅直接领导国防建设，而且还包括与国家相关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领导和管理。
正由于国防领导涉及国家各种高层机构和国家整个社会活动，要使它们形成最大的社会整体合力，这些国家高层机构的协调一致对整个国家社会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决定了最高国防领导的活动方式具有严密的整体性。
党和国家对国防的领导，是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来实现的。这种组织形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一个国家的最高国防领导组织形式，同本国的社会制度、历史传统和国体政体密切相关。因此，世界各国最高国防领导的组织形式，既有共同点，又有一定区别。美国最高国防领导的组织机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的最高国防领导是由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来实施的。我国最高国防领导的组织形式，体现了国体、政体和传统的一致性。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党在国防领导中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最高领导是党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我国的最高国防领导，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组织形式经历了多次变革，但根本的一条没有变，即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同时规定，国家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军委同设一个机构，组成人员和对军队的领导职能完全一致。这样，既坚持和改善了党的领导，又进一步明确了军事系统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确立了由党和国家共同行使领导职责的最高国防领导体制。我国最高国防领导体制的组织形式，既体现了党对武装力量和国防建设事业的领导，又有利于国家机构领导全国武装力量，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职能的发挥，这对于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增强国防力量，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领导原则
国防领导原则，就是在国防领导活动中所确立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它反映着国防领导活动的本质，体现了国防活动的社会需要。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国家领导的核心。所以，国家机构的国防领导活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是一条总的原则。国家机构的国防领导活动在接受党的领导这一总原则之下，还必须遵循民主、集中、法制、责任、效率等具体的活动原则。
1.民主的原则
国防领导活动中遵循的民主原则具有这样三个含义：第一，从活动的目的上看，国防领导活动要把保卫和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作为根本的目标。它要求国家机构，通过其组织和领导国防活动，带领人民防备和抵御外来的侵略，保卫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第二，从活动的内容上看，国防领导活动要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它要求国家机构要把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用国防政策和国防法律等形式确认下来，并把保护人民利益作为国防领导活动的最高行为准则，切实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使权力。第三，从活动的形式上看，国防领导活动要按照民主的程序运行，接受人民的监督。它要求国家机构在进行国防决策时，充分发扬民主，倾听人民的呼声，尊重人民的选择。同时，公开其活动的内容，将一言一行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纠正错误。
2.集中的原则
国家政权机关集中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国家机构正是集中代表人民对国防领导活动实行组织和管理的载体。所以，国家机构设立本身，就是集中原则的体现。
国防活动与其他国家活动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它具有紧急性、危险性等特点。这就更需要国家机构在组织与领导国防活动中，贯彻和坚持集中的原则，统一、完整地代表人民行使好国家权力。
3.法制的原则
国防领导活动中遵循法制的原则，就是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
所谓“有法可依”，就是具有立法职权的国家机构，制定反映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确认和保护有利于国防建设和斗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法律、法规、规章。也就是说，要把事关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并上升为国家意志，取得必须一体遵守的法律效力，使国防活动的领导者之间、被领导者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规则性、秩序性，使国防领导活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所谓“有法必依”，就是国家机构在国防领导活动中必须守法。首先，要保证法律特别是宪法在法律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国防法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一切国防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得与国防法律相抵触，维护宪法和国防法律的尊严。其次，把执行宪法和国防法律作为国防领导活动的准则，按照宪法和国防法律的规定活动，国防法律规定了的就去做，没有规定的就不能去做，即不能不用也不能滥用国家的权力。国防领域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领域，它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国防活动的领导，要更加集中、统一。
所谓“执法必严”，就是国家机构依据法定职权，在国防领导活动中，严格依法办事，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所谓“违法必究”，就是国家机构对在国防活动中任何违法行为，都必须无例外地按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平等地追究责任，做出处理。它包括两层基本的含义：第一，对违反国防法律的行为，要进行追究。法律具有强制性的，这是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最基本的属性。而法律的这种强制性，是通过国家机关对违法行为的实际追究体现出来的。换句话说，对违法行为不追究，不敢追究，不能追究，法律就失去了价值，无异于空纸一张。第二，对违反国防法律的行为，要平等地进行追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它要求对违法者，不论是谁，一律平等地进行法律追究。绝不允许和承认超越于法律之外，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人物和特权行为存在；否则，法律就将丧失其权威性和尊严。
4.责任的原则
责任的原则是指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国防领导活动中，行使职权、履行职务，并对其后果负责。在我国的国家机构中，权与责是统一的，权限是责任的前提，有权者有责，无权者无责，责任的大小还应当同职权的大小相适应。如果有权无责，势必产生权力的滥用；如果有责无权，则必然损害积极性，也无法开展工作。
我国国家机构体系中，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司法机关等都要向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国家权力机关向人民负责，人民代表要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可见，责任的原则是普遍的原则。但是，责任制对于不同的国家机构和干部来说，其表现方式又不是完全相同的。根据宪法规定，有的国家机构实行集体责任制，有的实行首长责任制。
5.效率的原则
效率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决定和处理国防事务能够达到正确、妥善、迅速。它是精简、活力、效益的统一。
所谓精简，就是指领导国防活动的国家机关要尽量少设机构，少用人员，多办事情，使整个领导和指挥系统精干、实用。换言之，包含以下四层含义；一是国家机关不能庞大，二是机关内部层次不能繁多，三是编制要尽量减少，四是人员要精干。
所谓活力，是指国家机关在国防建设活动中充满生气，富于进取，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活力与效率是统一的，没有活力，死气沉沉，疲疲沓沓，就谈不上效率。党的十三大文件指出：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所谓效益，就是国家机关在国防领导活动中，通过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所形成的工作成果。它包含两项内容：一是消耗，二是工作成果。一般来说，消耗小收效大则效益好，反之则效益差。所以，讲究国防领导活动中的效益，就是以较小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而获得较大的工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