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防环境概况
（一）相对和平
我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国际与地区安全环境。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地区力量的此消彼长，各种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随时都可能出现，周边国家时而发生摩擦、武装冲突甚至战争。美国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无疑使我国所处的东亚地区的国际安全形势雪上加霜。而近些年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防力量的进一步增强使某些周边国家感觉到了“威胁”，一时间，“中国威胁论”又甚嚣尘上。周边某些国家不断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或与美国合作，这使得我国周边有爆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危险。这些无一不是对我国国防安全的严重威胁。
但从目前来看，宏观上讲，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有利于我国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平与繁荣依然是亚太各国的共同愿望。这与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民族复兴的发展战略是相契合的。微观上讲，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及我国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合作的不断深入，我国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问题上的手段更加灵活与丰富多样，减轻了我国国防安全的压力与负担。因此，无论从历史上来看还是从当今世界形势来看，我国的国防安全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之中。
1.总体稳定，大规模战争入侵威胁减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太地区作为美苏争霸的重要地区，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周边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冷战”与“热战”并存。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向着“一超多强”的趋势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一直对我国构成直接军事威胁，先后在我国周边进行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协防台湾，阻止我国完成统一大业并在我境内组织武装叛乱与颠覆活动。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美国对我国的直接军事威胁相对缓解。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发展，美国的实力与地位已相对下降。尽管美国在意识形态、人权、经济贸易、我国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问题上与我国存在矛盾与分歧，并将我国视为其主要潜在的竞争对手。但双方在反恐、朝核问题、经贸合作等领域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新时期，我国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政府也意识到合作与对话比对抗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将致力于同中方一道，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建设美中新型大国关系。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我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进行核讹诈，使我国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国防压力，并导致了以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为代表的一系列边境冲突。90年代初，苏联解体，我国边境的苏蒙两国变为俄罗斯、蒙古、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5国。1996年，中、俄、哈、吉、塔5国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我国与上述4国边界地区实现非军事化，近年来，随着5国领导人的频繁互访，特别是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我国与北部西北部边界国家有了更充分与紧密的政治军事合作，有利于我国北部、西部边境的和平与稳定。目前，俄罗斯国力尚未得到完全恢复，并不断受到美国及北约的战略挤压。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俄罗斯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战略伙伴。目前，中俄两国政治合作不断推进，军事交流日趋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深入，人文交流更加丰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2.边界争端与周边冲突缓和
我国自1949年以来即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及复杂的周边安全形势，国防安全一直受着较大的威胁。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我国失去了统一祖国的大好机会，使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有了喘息之机，为今后的对台斗争及现今的“台独”问题埋下了伏笔。60年代初，中印边境问题引发边界冲突，我国进行了对印自卫反击战。60年代中期，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应越南劳动党的请求，我国进行了抗美援越战争。同期，中苏交恶，苏军陈兵边境，并于1969年悍然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我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70年代末，中越关系恶化，边境争端不断，并最终引发对越自卫反击战争。与越、苏、印三国的边界问题和武装冲突，曾使我国周边环境长期处于不稳定之中。80年代以来，我国与三国关系开始改善，先后同苏联（俄罗斯）、越南和印度恢复了正常的国家关系。90年代以来，随着与周边国家一系列边界协定的签订，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但海上权益之争依然存在。2008年10月，中俄在黑龙江的“黑瞎子岛”主权交接，标志着中俄两国4 300千米的边界线全部划定。中哈、中塔、中吉、中不、中老、中越边界问题也都得到圆满解决；中印先后签订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和在该地区军事领域建立相互信任措施的两个协定，使两国边境地区的冲突与矛盾得到缓解。
目前，除了与周边国家的边界领土问题外，在我国周边还存在着印巴矛盾、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岛屿争端等问题。由于印巴关系缓和，印巴相互间核威慑及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南亚大陆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低。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半岛一直处于紧张状态，2016年年初，朝鲜在第4次核爆和“光明星4号”发射后，遭到了联合国的强烈制裁，美韩军演不断给朝鲜施压，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遭到中俄的一致强烈反对。2018年以平昌冬奥会朝韩互动为契机，朝韩关系逐渐出现缓和。2018年4月27日上午，朝韩领导人金正恩和文在寅首次实现会晤。2018年6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全世界的瞩目下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金正恩和特朗普签署了《联合声明》，就四项内容达成协议，包括朝鲜方面承诺“完全无核化”，美方则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朝鲜半岛局势虽然初见和平曙光，但美对朝在政治和战略上深度不信任的态度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功亏一篑，仍需要有关各方保持高度关注。在钓鱼岛与南海诸岛问题上，我国一直保持着和平解决问题的态度，与日本及南海国家保持密切磋商。日本及南海诸国希望借美国之力制衡中国，从中渔利，但又不甘为美国火中取栗与中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因此，各方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随着民进党的上台，台湾问题又渐趋复杂，两岸关系走在了十字路口。
目前，我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开展“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进一步发展，为我国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3.区域合作不断深化
21世纪，经济全球化势头发展迅猛，国家间经济往来日益密切，进行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各合作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发展，缓解经济危机对各国的影响，也有利于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在东北亚地区，1992年中俄两国政府签署《中俄关于经济贸易关系的协定》，发挥两国的“地缘优势”“能源供需结构性互补”，促进两国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两国逐渐形成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4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为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在中亚地区，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已经从原来的边境地区军事互信机制发展为涉及政治合作、安全合作、经济合作、教育合作、国际司法合作、文化合作等全面合作的国际组织。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大力发展与东盟国家的伙伴关系，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并正式启动了自贸区建设的进程。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启动，形成了“10＋1”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10＋1”合作机制形成之前，中、日、韩三国与东盟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构筑了“10＋3”合作机制，即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的区域经贸合作机制，密切了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目前，“10＋3”合作机制的合作范围已扩大到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在南亚，中巴友谊继续深入发展，形成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于2011年签订了《中国—巴基斯坦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使两国政治经济往来得到加强。为了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我国还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缅中印孟经济走廊”“中印经济走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及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战略性、跨区域的新倡议，并得到了有关国家的积极回应。
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区域合作还体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对我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威胁可能长期存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在一定时期内，这些威胁将成为部分国家的主要安全威胁。随着国际社会与国家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视，各主要国家将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作为增进国家间合作，增加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与机会。“9·11”事件后，中美关系的不断改善与加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东亚各国也充分意识到合作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上的重要意义：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2004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制定了中长期合作规划，在反恐、非法移民、禁毒、执法、刑侦等领域进行更为切实有效的合作。2016年3月23日，中、泰、柬、老、缅、越6国领导人在我国海南三亚正式启动了象征“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的仪式，标志着“六水合—澜湄合作机制”正式启动。在中亚，我国以上海合作组织为战略依托，继续深化与中亚及其周边相关国家的关系。2001年6月，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6个国家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标志着中亚国家将携起手来，增强政治互信，加强密切合作，加强联合军演，共同震慑打击“三股势力”，维护中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种种事实表明，非传统安全领域已成为国家间区域安全对话与合作的重要领域，成为改善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动力和加强国家间合作与安全互信的重要纽带。
（二）稳中有忧
在党中央的科学决策和运筹帷幄下，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大势，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势头，但当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性正在上升，而且这种挑战性有从突发性向结构性、区域内向区内外联动转变的风险。“中国威胁论”再度甚嚣尘上，相关国家与中国在领土、领海和海洋权益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激化，国家安全与发展面临“四个前所未有”机遇和“两个陷阱”风险，应予以高度重视。
1.美国重返亚太，剑锋直指中国
一方面，美国继续大肆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为其制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拉拢和绑架其他国家参加其制华行动造势。美国国防部2018年中国军力报告，再度大肆渲染中国“军力扩张和不透明”，对中国军队改革妄加评论，对我国东海和南海的合法行动肆意歪曲，还声称，中国今后将继续对军事和武器进行投资，以增强力量投射、反介入和区域封锁能力及在网络、太空和电磁新兴领域的行动开展能力等。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指出，美军年复一年地发表所谓“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严重损害双方互信，与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态势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美国以经济合作、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为诱饵，拉拢中国周边邻国，加强围堵中国的前沿战略部署。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对地区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的震动效应，美国正在加快全球战略调整，通过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快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进一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国周边军事部署方面的表现为：一是收缩在欧洲的力量部署，进一步加强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基地建设；二是调整亚太地区军力配置，逐步将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军事力量转移至东南亚地区，并直接干预南海问题，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三是加强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美日军事同盟，频繁举行美韩联合军演，组织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四是通过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遏制和平衡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https://www.daowen.com)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具体来看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缘支点继续强化传统的海上军事围堵，巩固对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的控制权，密切监控中国军事力量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第二，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拉拢包括蒙古、印度、越南和缅甸等中国的周边邻国，以加强对中国的陆上围堵；第三，除了军事围堵以外，美国还以政治干预、经济援助、文化交流为幌子，持续扩大在亚太国家的影响力，以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优势，防止中国的影响力持续外溢。
2.日本加速向右，军国主义抬头
近年来，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岛屿和海洋权益及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愈演愈烈。日本当局始终不采取正确的态度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反而屡次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极力歪曲史实，美化侵略，推卸战争罪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要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晋三再任首相后，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要么亲自参拜靖国神社，要么捎去“香火钱”。中日两国在包括钓鱼岛主权、东海大陆架划界、东海油气资源以及防空识别区等问题上存在严重争端。以钓鱼岛事件为例：2012年，日本右翼势力自导自演了一部“购岛”闹剧。2013年，中日两国多艘巡航执法船在围绕钓鱼岛主权问题发生激烈对峙和冲突，时至今日，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仍然采取“不接受、不谈判、不冲突”的策略。日本当局还不断地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日本始终没有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日本允许和纵容“台独”分裂势力在其境内活动。从历史问题和现实争端上看，中国和日本之间缺乏政治互信和历史谅解，很有可能产生政治对抗和军事冲突。
此外，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抬头，日本积极谋求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谋求政治大国的努力主要表现在试图申请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其谋求军事大国的步伐包括：将安全政策从单纯的“专守防卫”转变为极具进攻性的“主动先制”战略，将防卫态势由过去的本土防御转变为保卫领海、应对“紧急事态”和参与全球军事活动，将向海外派兵列为日本自卫队的“基本任务”。日本还积极配合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调整兵力部署，将防卫重点转向靠近台海地区的冲绳一线。
“九一八”事变84周年的第二天，日本政府不顾国民强烈反对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2016年3月29日新安保法案开始生效，伴随着安全政策调整的是日本军力的持续扩张。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2016年日本军费突破了5万亿日元，其人均军费为中国的5倍。日本拟大量采购包括F-35联合攻击战斗机、V-22“鱼鹰”式偏转旋翼运输机和“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内的先进战机，“出云号”直升机航母已经服役，2015年8月同级的“加贺号”下水，海上自卫队拟将潜艇数量由目前的16艘增加至22艘，这些动向都表明日本正在走向军事扩张和对抗的道路，这将对中国的国防安全构成极其严重的挑战。
3.朝鲜半岛和平曙光初现，但未来朝核问题仍存变数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朝鲜位于中日和中美势力的中间地带，是典型的“地缘边缘”国家，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因此一个和平稳定的朝鲜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公开进行核试验，朝鲜核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多次扬言对朝鲜实施武力打击。而中国为和平解决朝核危机，先后组织了六轮“六方会谈”，期间虽就一些问题取得过一定的共识，但由于美朝之间互不信任，使得谈判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果。朝鲜2005年宣布拥有核武器并先后于2006年、2009年、2013年、2016年和2017年进行了6次核试验。朝鲜半岛的有核化将使地区安全和政治格局进一步复杂化。
自从朝韩政府首脑2000年开始接触以来，两国关系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在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的紧张与冲突，如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美韩定期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更是对本已脆弱的朝韩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2018年以来，从“冬奥外交”到“美朝首脑会议”，朝鲜半岛局势开始了难得的松动。特朗普政府虽然在朝核问题上有尽快实现突破的政治迫切性，但其对朝强硬态度和军事打击的准备不会放松，对朝“极限施压”仍将持续，对朝政治和战略上的深度不信任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美方坚持追求朝核问题上平壤必须“要么全面弃核，要么继续‘极限施压’的做法势必会在韩朝、韩美接触进程中产生分歧和差异，甚至会导致对话中断，朝鲜重新恢复导弹试验与核试验，朝核局势再度出现军事紧张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4.印度全力扩军，边境形势严峻
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传统大国，一直在谋求南亚地区的主导权和对印度洋的控制权，印度将中国视为其实现主导亚洲事务野心的主要障碍和竞争对手，因此与中国开展军备竞赛，联合美日等国制衡中国成为其必然选择。
中印两国在边境问题上存在严重争议，双方在两国边境的东段、中段和西段仍未解决划界问题，而且存在武装对峙的情况。印度方面坚持对中国的非法领土要求并采取步步蚕食的策略，中国曾在1962年通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当局形成了威慑作用。但是印度对华态度强硬，领土要求坚决，而且频繁在边境地区制造事端。此外，印度还在中印边境部署重兵，包括一支规模较大的山地作战部队，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除了边境争端以外，随着中国在印度洋上经济和军事活动的增多，对印度的传统势力范围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印度开始着手扩建海军，并准备建造3个航母战斗群以确保对印度洋的绝对控制。印度还竭力发展其远程战略导弹，随着“烈火-5”导弹的成功试射，印度宣布成功将北京纳入核打击范围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中国对印度的核优势。
印度在加强对印度洋控制的同时逐步开始将势力扩大至中国南海和西太平洋。印度积极配合美国及其盟国围堵中国的战略，派遣军事力量参加美国组织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组织海军舰队分别与日本和越南开展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均将矛头指向中国。
5.“台独”势力抬头，台海局势复杂
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所在。2016年5月20日，民主进步党主席蔡英文正式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拒不认同“九二共识”，采取不挑衅、不主动与不负责的策略，让台海陷入冷和平的困境。美国和日本也积极插手台湾问题，竭力阻挠两岸关系发展。因此，目前的台海形势仍然十分复杂和严峻。
“台独”分裂势力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期间活动猖獗。2007年，陈水扁更是悍然发起“入联公投”，挑战中国大陆底线。目前，“台独”势力正进行新的分化重组。2014年3月18日，台湾发生部分团体和学生“反服贸抗争”事件，该事件反映了部分台湾人士对大陆的离心倾向，为“台独”势力复苏提供了社会土壤。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再次执政后，“台独”分裂势力进一步抬头。
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反华势力一直将台湾地区视为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筹码，积极插手台湾问题，阻挠两岸关系发展。美国多次大规模对台售武，美日军事同盟更是积极为阻挠两岸统一做准备，按照《日美安保条约》《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新安保法案的相关条文，一旦“周边有事”，美日将对台海地区进行军事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