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大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由于阶级矛盾成了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战争也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最高斗争形式。到了殷商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常备武装力量的出现，军队数量的增多，兵器质量的提高，战争对从事和指导战争的成员的战术技术也相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对军队的骨干力量——贵族——的教育训练就成了当时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可以说，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已经处于萌芽状态了。
到了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已经有了专门用于书写的文字和书写材料（简策、版牍），为兵书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进入商周，由于战争的频繁，作为系统地论述古代兵法的著作——兵书——也就在西周产生了。在《左传》《孙子兵法》等书的引文中，可以确切地了解到在西周时期，曾产生过两部较系统记述作战经验和军事原则的兵书——《军志》和《军政》。这些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公元前770年，中国进入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孙子兵法》是一部春秋末期集大成之作，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产生于夏商，形成于西周，成熟于春秋。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叙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理论。
1.有关战争问题的理论
（1）关于战争性质问题。早在中国古代兵法理论形成的时期，人们便从政治上加以考察和论述了。认为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凶暴手段。《尉缭子》中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意思就是说，军事较之于政治，是从属的，是现象；政治较之于军事，是主导的，是内容，这句话悟出了战争是从属于政治的。《吕氏春秋》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意即战争如果是正义的，进攻和讨伐是许可的，救援和防守也是许可的；战争若是非正义的，进攻和讨伐都是不许可的，救援和防守也是不许可的，这说明当时已将战争区分为义战和非义战。尽管当时关于义与不义的内容有其阶级的含义，但在2000多年前已懂得从政治上认识战争和划分战争性质，却是难能可贵的。
（2）古代军事思想中对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问题，也是十分重视并达到了相当高的认识水平。《孙子兵法》中指出，用兵打仗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即必须从“五事”和“七计”等客观实际出发，分析、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以探求战争胜负的可能性。所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所谓“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个方面的情况即哪一方的国君比较贤明，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有才能，哪一方的法令能切实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强盛，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严明。所有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于战争双方并关系到战争胜败的东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孙武在论述“五事”“七计”时，把“道”这个属于政治范畴的重要条件放在首位。
（3）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淮南子·兵略训》中指出：“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此军之大资也。”说明强大的物质力量是进行战争的基础。正如《管子》所说：“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古代兵家在阐述经济对战争的保证作用的同时，也非常强调发展生产的问题。《尉缭子》认为：“土广而任则国富。”《管子》认为：“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又说：“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可见，开发利用土地，发展农业经济，是搞好军队建设和保证战争胜利的根本措施。《管子》在阐述发展经济与增强国防的关系时，强调要发展手工业和兵器制造业的问题。它说：“为兵之数……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这里所说的“论工”和“制器”，无疑是指发展兵器制造和工艺技术的问题。隋朝灭陈之战，正是在隋朝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并获得胜利的。隋文帝杨坚建隋伊始，即着手进行灭陈的各项准备，在改革政治、加强军事建设的同时，着重抓好经济建设，使隋初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建造大批战舰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同时派人潜入江南，烧毁和破坏陈朝的物质储备，使其“财力俱尽”，军心民气动摇。终于在588年，仅用数月时间，就灭亡陈朝，统一了大江南北。
（4）关于战争与民众问题。古代兵家从民本思想出发，阐明了民心向背关系战争胜负的道理。《黄石公三略》在论证“英雄”与“庶民”在国家所处的地位时指出：“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认为一个国家如能做到以英雄人物为骨干，以人民群众为根本，就能“政行而无怨”。又如《吴子》指出，“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管子》认为：“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荀子》指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顺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黄石公三略》指出：“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由此可见，治国安邦，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战胜攻取，也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对“民力”在战争中的作用，《尉缭子》认为，只有把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淮南子》指出：“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又说：“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可见，民众力量是关系国家存亡、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在论述争取民心和利用民力的问题上，主张“爱民”“利民”。《荀子》指出：“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因此，当敌人来犯时，“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荀子》强调指出：“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淮南子》指出：“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意思是说，一个国君，只有在符合民众的利益而进行战争时，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倘若是为了国君自身的私利而进行战争，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
（5）对天时、地利问题的认识。《孙子兵法》认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又说：“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肯定了地形条件是指挥作战的重要因素，影响作战的胜负。《百战奇法》则进一步指出：“凡与敌战，三军必要得其地利，则可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它还认为，在敌人有可能被击败和我军有可能打胜的情况下，“但不得地利之助，则亦不全胜”。可见，掌握“地利之助”，乃是实现“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和获得“全胜”的重要客观条件。
（6）关于战争与主观指导。《孙子兵法》明确提出：战前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这里所说的“经、校、索、情”，正是在对比敌我双方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探索胜负之“情”（战争规律）。《管子》认为，征服天下，不可单纯依靠军队强攻硬取，“必先定谋虑，便地利，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唯其如此，才是“王者之术”。《兵经百言》指出：“善用兵者，审国势己力，师武财赋，较于敌以立计。”《孙子兵法》在透彻分析战争的诸种客观条件之后，指出：“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意思是说，有利的客观条件，正确的战略方针，只是具备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而要把它变为现实，还必须依靠主观能动作用，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虎铃经》认为：“用兵之术，战胜不可专，专胜有必败之理；战败不可专，专败有反胜之道。”可见，一个好的战争指导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在有利的条件下防止失败的发生，在不利的条件下争取胜利的到来。它还提出，在战争指导上要做到“五贵”，即“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审，兵权贵一”。只要按照这“五贵”思想去指导战争，就必定能够胜利；否则，即使具备了胜利的客观条件，也要遭到失败。例如，春秋时期，宋楚泓水之战，宋军失败就是由于宋襄公主观指导失误而造成的。战前宋军已在泓水沿岸布好了阵势，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也握有对楚军“半渡而击”的良好战机。宋军本应趁楚军渡河混乱之际，坚决发动攻击，一举将楚军歼灭，但狂妄轻敌、迂腐无能的宋襄公，却等楚军渡河完毕，摆好阵势后才下令出击，终被楚军大败，铸成战争史上的一个千古笑话。由此可见，主观指导对取得战争胜利十分重要性。
2.有关战争谋略的理论
我国最早的军事谋略，史书上叫“谋用”，《礼记·礼运篇》指出：“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兴兵征战，要讲究“谋用”，就是要研究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和如何才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也是智谋的较量，因此古人很早就重视谋略，强调先谋后战，以谋为本，如《投笔肤谈》说：“本谋者，以谋为本也。”《汉书》指出：“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欧阳修全集》认为：“盖兵不在多，能以计取尔。故善用兵者，以少为多；不善用者，虽多而愈少也。”
关于谋略的作用，《管子》指出：“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孙子》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并进一步指出“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最理想的战略。《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也指出：“夫竭三军气，夺一将心，疲万人力，断千里粮，不在武夫行阵之势，而在智士权算之中。”这表明，历代兵家不仅看到了谋略的精神作用，而且看到了高明的谋略可以产生出强大的物质力量。尤其值得称颂的是，古代军事思想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好的计谋是建立在知彼知己基础上的，战争是敌我双方的一种矛盾运动，要认识这一矛盾，就必须深刻认识敌我双方的一切方面。“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之所以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并成为古今中外普遍重视的科学真理，就在于它深富战争的哲理。古人也非常重视预知战争的胜负，强调“得失之道，利在先知”，认为只有“预测”，才能“谋胜于未胜，慎失于未失”，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是孙子提出的战略策略，也是他“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的体现。
3.有关治军练兵的理论
古代军事家十分重视将领的任选，《孙子兵法》提出了“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的选将标准。所谓“智”就是高明的指挥，“信”就是严明的奖惩，“仁”就是官兵的团结，“勇”就是身先士卒，“严”就是严格的纪律。《六韬》指出，“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故置将不可不察也”。说明任用将帅要认真考察，非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将领，不能任用；否则的话，将领庸懦无能，只会败军辱国。正如《六韬》所说：“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在将帅德与才的关系上，古代军事家认为“将德”高于“将才”。明朝戚继光指出，“有将才而无将心，具将（无用之将）也”。这里所说的“将心”（忠心）是最根本的。《黄石公三略》说：“将能清、能静、能干、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即要求将领廉洁奉公，公平处事，明辨是非，虚心纳谏，联系部属等，这也是将德问题。除此之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也是将德问题，如《尉缭子》说：“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强调要以将帅的表率行动——“率身”——去激励士兵。诸葛亮也说过：“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也在强调表率作用对部队作风培养的作用和影响。
对部队的教育训练，主张“以治为胜”。《吴子》指出：“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说明只有对部队严格治理，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吴子》还提出“教戒为先”，《司马法》也说“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左传》指出“明耻教战，求杀敌也”，提出把教育训练放到治军的首要地位。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打起仗来就等于把士兵白白送给敌人，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古代兵家十分重视训练的方法，提倡“教得其道”，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要求把训练分为由“伍法”到“军校”，再由“军校”到“阵图”三个阶段，最后进行“大阅”的训练方法；二是训练要切合实战，反对“垂空言，徒记诵”，脱离实际；三是采取“一人学成，教成十人；十人学成，教成百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之法。可见，军队的训练内容虽因时而异，但基本原则却有共同之处。在教育训练中，古人很重视“军心士气”。《论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吴子》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尉缭子》指出：“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说明将领所以能打仗，靠的是军队；军队所以能打仗，靠的是士气。士气旺盛就勇于战斗，士气衰落就只想退却。“胜在得威，败在失气”，说明士气的高低对战争胜负有着直接的影响。《左传》指出“师直为壮，曲为老”，只有进步的正义之战，军队才有旺盛持久的士气。所以，军心士气是与战争的政治性质紧密联系的。古人还特别强调要严明军纪，认为严明军纪是战斗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周易》中就有“师出以律，失律凶”之说，把纪律视为胜利的保证。诸葛亮有句名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意思是说训练有素的军队，即使将领能力不强，也不会打败仗；缺乏训练、战斗力差的部队，即使将领很有能力，也不可能打胜仗。他认为只有军纪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才能有坚强的战斗力。在严明军纪的同时，古人也重视赏罚。孙武练兵，三令五申不能正纪而斩王妃；马谡不听军令，误失街亭，而被诸葛亮挥泪斩首等都是古代严明军纪的典范。当然，奴隶制时代，赏罚只是激励士气的一种措施，并因世卿世禄贵族军制，受“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影响。随着奴隶制的解体及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赏罚就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奖励军功、惩罚有罪的一项重要政策，用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一政策打击奴隶主世卿世禄制度，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自己的军官队伍。《商君书》指出：“功赏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说明只有奖赏战功，军队才能强大的道理。《卫公兵法》指出：“赏罚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数，在必当。”意即赏功罚罪不在于重赏重罚，而在于必须严格贯彻执行；也不在于频繁实施，而在于必须分明正确。此外，古代兵家还把“恤民善俘”作为一项重要的军事政策。《册府元龟》说：“夫叛而罚之，服而舍之，军之善政也。”意即对背叛者进行讨伐，已降者就不要再进攻他，这是军事上最好的政策。“恤民善俘”的军事政策，其目的在于争取民心，保护劳动力，利用敌俘补充为自己的士兵。所以孙子说：“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兵强。”
（二）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总体特征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体系得到确立，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宣告诞生。
1.资产阶级军事思想
17世纪，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世界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经济得到很大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大英帝国实力倍增，开始在北美、亚洲、非洲进行野蛮掠夺殖民地的战争。英国经济上的发展，科学技术上的进步，社会思想的前进，极大地推动了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发展。
17—18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出大量新式火器，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风暴造成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促使战争和军队建设从形式到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欧美军事思想的近代化过程随之达到高潮。
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期，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9世纪中叶，德国、奥地利等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一批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家和军事思想变革的成果涌现出来，集中体现在拿破仑的战争艺术中，以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等著作中。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著名论断，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本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军队建设、战争艺术、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的关系、民众战争的作用与使用原则、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集中兵力和积极防御的思想等。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论证了军事领域的许多基本原理和规则，提出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各种因素，指出全民参加的民族战争具有最可怕的力量。这两部著作均是在总结拿破仑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标志着欧洲和世界近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体系的基本确立。
2.无产阶级军事思想
无产阶级军事思想作为一种崭新的军事思想体系，也是在近代确立的。
1848—1849年，无产阶级以特殊身份参加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在这场大革命中，无产阶级一方面与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推翻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在革命中举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大规模起义。例如，巴黎六月起义、柏林三月起义、维也纳三月和十月起义、德国西南地区五月起义，以及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上述起义为无产阶级斗争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时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发表文章和评论。在这些文章和评论中，对人民战争、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略战术和武装起义的思想进行了阐述，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军事思想。
19世纪中后期，世界各地的战争和武装起义频繁发生。例如，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西班牙革命（1854—1856年）、中国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美国内战（1861—1865年）、普法战争（1870—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1871年）等。为适应当时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和迎接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这些战争和起义撰写并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及评论，系统地阐述关于战争、军队和作战指导方面的基本思想。例如，战争的产生与消灭、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无产阶级在战争与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等基本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军队和作战理论的军事思想体系。他们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军事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科学原则，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建立了关于城市工人武装起义、无产阶级军队和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原则的学说，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传统兵学受到了西方军事思想的严重打击。林则徐、魏源是变革传统军事思想的先驱。随着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建立，国防建设思想、作战指导思想和作战方式又向近代化迈进了一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以党治军、军队与国民相结合，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在建军思想上又迈出了一大步。1927—1949年，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引进西方和日本的一些军事技术、体制编制和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按其所需承袭了一些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并与法西斯的军事思想掺杂混用，从而形成其军事思想的政治特征。
（三）现代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人类文明跨入现代史时期。19世纪中叶之后，世界列强竞相利用产业革命所提供的新技术和物质手段，在全球加剧争夺势力范围，相应的军事理论开始产生。德国首相俾斯麦提出，德国的一切重大问题只能通过“铁与血”的手段解决。日本首相山县有明宣布，以朝鲜和中国等邻国国土为日本的“利益线”。此外，还有英国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德国拉采尔的“强存弱汰”国际生活“自然法则”论、美国马汉的“海权论”等。这些军事理论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行全球扩张，终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纷纷抢先发展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等机械化兵器，并大量装备部队，各种新的战争理论也应运而生。例如，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古德里安的“闪击战”理论等。这些理论又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和发展。
从19世纪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丰富和发展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许多新技术应用于军事。新技术的运用必然导致作战理论和作战原则的重大变革。与此同时，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战争对经济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卷入战争的人员也越来越多，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斗争也日益复杂和激烈。这些重大变化推动了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制空权”理论、“小型职业军队理论”、“机械化战争”、“坦克制胜”理论等。尤其是“总体战”理论为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了军事理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总体战争”和“联盟战争”的思想进一步确立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都认为，今后战争的胜利不但取决于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参加，还取决于有许多国家结成的联盟的参加。
战争的胜利取决于联盟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和军事的综合力量。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东南亚条约”“里约热内卢条约”“美澳新条约”和“美日条约”组织等，使资本主义国家结成了空前规模的世界性军事同盟。
2.火箭核战略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研制成核武器，并投入使用，造成了战争史上的最大悲剧之一。核武器的出现使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发生了更为显著的变化。因此，对战争的样式、作战行动和作战原则都提出了相应的理论。例如，他们认为未来的世界大战必然是核战争，核武器成为完成战略任务的基本手段，所有作战行动将围绕核突击而展开，把核力量的建设放在军队建设的首位等。当他们单方拥有核武器时，奉行“核遏制战略”；当他们的核垄断被打破时，奉行“灵活反应战略”；当他们丧失核优势时，又奉行“现实威慑战略”“相互确保摧毁战略”“新灵活反应战略”等。
3.“大战略”思想
“大战略”是指运用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综合力量达到国家的最终目的。他们认为战争对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程度是制约战争取胜的最主要条件。因此，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是国家研究大战略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4.重点准备“核威慑条件下的常规战争”
随着核武库的储量趋于饱和，世界上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增多，资产阶级军事家认为，“核战争没有胜利者”，核战争已经没有意义，它只不过是互相残杀，交换自杀而已，核武器已失去了推行政治的工具作用。因此，出现了“核威慑条件下的常规战争”和“有限战争”理论。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高新技术的出现和在军事上的应用，已经取得了替代核武器的作用，特别是海湾战争后，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资产阶级军事思想非常活跃，军事著作大量涌现，在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战争与政治、经济、科技、精神、文化等关系方面的认识，以及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国内战争中，创立了关于战争与革命、武装起义和建设工农红军、实行全民战争等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斯大林在反对法西斯侵略，捍卫无产阶级政权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建立了苏联军事思想体系。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本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中，创立了各具特色的军事思想。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不断走向胜利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人民战争思想、人民军队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国防建设思想和关于战争论、方法论的学说，不但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而且反映了军事领域的一般规律，是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一时期，中国国防战略思想也发生了阶段性变化。首先，20世纪60年代核武器试验成功后就宣布，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70年代末，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流，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并把中国在指导思想上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轨道上，明确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军队建设总目标。江泽民就军队建设做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这一军队建设的总要求。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当今中国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与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