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我本布衣，却有很自豪的事情。我的祖父在日本鬼子侵占家乡之前，就开了镇上仅有的一家自行车行，当时的车行相当于现在的汽车4S店兼汽修厂。由于祖父善于经营，可谓家境殷实；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祖父为人仗义，有江湖风范，据说车行里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再加上他在乡里乡亲面前谦逊和蔼，即使是战乱年月，未受到滋扰，也能保全身家，在益寿临广一带很有名望。我小时候总是被介绍说：“这是刘德元的长孙。”仰仗祖上阴德，我没有像父亲一样继承祖父事业去经商吃手艺饭，而是做了一名教师吃开口饭。其实我的一个祖上做过塾师，当教师也算是有点家承吧。祖上开塾的印章被我当作文物捐给了广饶县党史展览馆，换来了一套《乐安县志》。我记得印章上的文字是“广饶县第二区刘家集私立第四初级小学铃记”。
到目前为止，我从事教育事业已经32年了。一般人6岁入学，22岁大学毕业，至60岁退休，职业生涯不过三十几年。“年过四十不改行”，我这一辈子就跟教育打交道了。
往事回想起来，情愫满怀。
选择一行职业得有干这一行的本钱。1987年参加高考，我选学的是文科，填写志愿的时候，发现师范院校是绕不过去的。由于数学成绩失常，只好去了师专而且进入中文系学习。在师专的时候，没有觉得中文专业课难学，大部分时候还能得到奖学金，时间一晃就到了毕业季。工作以后的经验告诉我，凡是觉得很容易学的事情，恰恰是对其不求甚解，正如种庄稼时的“浅锄不如深耕”，浅锄不费力但对庄稼不利，深耕费力却对庄稼生长有利。所以说我的中文专业水平的感觉良好是徒有其名，无非是学了个皮毛而已，并没有得到其中的真谛。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从小还是对语文很感兴趣的。一是对阅读有兴趣。不管是教科书还是其他的书籍，有图的没图的，高年级的低年级的，都愿意读；报纸杂志，过期不过期都行，字不认识也不影响我的阅读。似乎当年的广播还能帮助我阅读，因为听顺了耳也就说顺了嘴，说顺了嘴阅读的时候也就跟着顺读出来。比如总是听广播里说“阿沛·阿旺晋美”这个名字，一见到书报上前有“阿”后有“美”这两个常见字，“阿沛·阿旺晋美”就顺嘴读出来，“沛”“晋”这些不常见的字就逐渐认识了。二是愿听愿说。愿意听故事，听完了喜欢讲给伙伴听，添枝加叶，而且试图让讲的比听的更生动。想想看，这既是语文中的复述能力，也是创作能力。愿意看戏，更愿意看排演，因为演戏是一遍的功夫，排演是多次重复并且有讲解的过程。通过看排演，对剧情发展、唱词唱腔、人物刻画，我比那些只看正式演出的伙伴有了更多的收获。他们嫌排演的时候演员不化妆，表演不精彩、不正式，更嫌耽误工夫，岂不知这里面学问大着呢。赶大集，逛庙会，挤在人群里听评书、大鼓书，也学到了不少历史和文学知识。三是交文化人。尽管我年龄小，但很喜欢看有文化的人读书写字，也喜欢和他们交流。谢子龙先生毛笔字写得好，书桌上摆着一个玻璃罩着的工艺蜡梅花，显得陋室不陋。我从他那里看到了“学浅自知能事少，礼疏方觉慢人多”这一句，至今记得清楚。谢子亮先生，黄埔六期生，据他自己言讲是参加过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的。他晚年独居，唯我是常客。我曾在他房里闻着臭臭的墨汁味儿，磕磕绊绊地读墙壁上他手写的竖幅唐诗作品。刘成德先生识文懂戏，是我最好的忘年交，他给我说余叔岩的《空城计》《珠帘寨》，有些见识很深刻，因为十几年后我才在戏剧书刊上读到一些和他相同或类似的观点。你能想到大年初一的下午，当其他人在推杯换盏庆祝新春的时候，在一间充满烟火味的昏暗老房子里，一个耄耋老人面对着一个年轻人，一字一句地背讲《孟子见梁惠王》的情景吗？正是小时候遇到了这些身为农民却有些学问的老先生，引起了我对语文学习的兴趣，而且产生了对过去私塾教学的关注和思考，工作之余还写了几篇关于书塾蒙学的文章。
1989年，我师专毕业，当上了一名语文教师。就是以上跟提高一个人语文素养有关的经历和爱好，竟然成了我从事语文教学的“童子功”，如同一个生意人积累了一点儿起家的本钱。
舞台有了，就得学会琢磨事儿，争取做一些别人还没做的事儿。我毕业被分配到东营市市政府机关小学，即东营市实验小学，第一个岗位是五年级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这对我而言极有挑战性，因为我师专毕业前既没有见习，也没有实习，对如何执教中小学语文仅仅是停留在书本的理论上。一下子直接站在讲台上，面对几十张充满渴求的稚嫩小脸，真是觉得有些无所适从。幸亏校长和老教师们对我很宽容，孩子们也愿意接纳我，不适感迅速消失了。我也像日本作家木山捷平笔下的大仓老师那样充满了青春活力，凡事都追求认真和效率，似乎得到了注目和好评。半年后，我就被送到了浙江省著名的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朱雪丹的门下，进入小学语文教研班脱产学习。
教研班的学习和半年前的学生生涯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早操、自习、听课、作业一样不落，但学习的感受和效果却大不一样。如果说至今还能对小学语文说出个三二一，还得说得益于那六个月的杭州进修。通过专业培训，我如同一个迷失路途之人，一下子找到了桃花源的入口，“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课堂教学有了进步，班级管理也很有成效，卫生、纪律、班队活动经常名列前茅。凡事有因有果，我得到了全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称号。对于这个称号，我很珍视，一则因为这是工作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市级荣誉，证书上赫然盖着东营市人民政府的大印，比起我收藏的祖上私塾印章更令人觉得正统、大气；二则因为这个荣誉还使我有了一次大连之旅，带着十多个中小学优秀团员和少先队员参加了科技夏令营。
工作之初，我看到同事们都在谨小慎微地抓课堂教学，师生们很规矩地朝七点半晚四点半进行教与学，感觉学校里缺了一些生气，这不是我想要的教学生涯。于是，在扬沙浮尘的春天，我领着孩子们“忙趁东风放纸鸢”，绊几个跟头跌几个跤，没有谁叫痛叫累；秋天带着学生野营、野炊，点燃了离城十几里的河边衰草，漫天大风中齐诵“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和同学们一起到南郊农场去收割完毕的稻田里拾稻穗，然后请人帮忙碾米。大家同吃煮米饭，没有佐菜照样大快朵颐。如果正在上课，下雨了或者下雪了，我会立马停止上课，放学生出去赏雨或玩雪。后来我读到一则资料，说国学大师钱穆在做小学教员的时候，为了指导学生写作就经常带领学生听风观雨。我觉得能在几十年后步了大师的后尘，心里有少许的得意。如果该静心教学了，我也会潜心琢磨。原来不知道教学要教到什么程度才算教学到位，因为教学大纲没告诉你，教参也没有告诉你，备课和组织复习时很费脑筋。有一天我突然顿悟，认为教材中的课后题里面蕴含着巨量信息。课后题既是教学大纲要求在这一课的具体化，也包含着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而且依据题目的编排顺序可以安排课时的教学进度。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我查资料，找依据，撰写了平生第一篇教学论文《要重视课后作业题》并投稿《山东教育》。编辑部很快就给我发来了用稿通知，并要求我用钢笔誊抄一遍寄回。我不敢怠慢立即照做，但盼来盼去最终没有发表。后来得知原因是时任编辑被抽调筹办新报纸去了，交接工作出现了空档，而我那篇重新誊抄的处女作恰巧落在了空档里。
教育要往深处做，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担任东营市实验小学副校长的时候，我提出了开展“学科实践活动”的思路，试图践行“教学生活化”的教学理念。我先从执教的语文学科开始，逐步扩大到其他学科，改革的成果被宣传到中国教育电视台、《山东教育》和《山东教育报》，入选《山东省教学改革典型经验》一书。1999年，东营市教研室在学校召开现场会，推广学科实践活动经验。但是改革一阵风，渐渐地又被应试教育扯了后腿，学科实践活动忽隐忽现在日常之中。2014年，我们到北京参观学习，发现北京市教委在2011年下文要求在全市开展学科实践活动。看到北京市的中小学向我们介绍了开展学科实践活动的经验，我很后悔因为没有坚持，使一项先于21世纪初课程改革、符合课程改革理念的、有一定基础的改革泯然于平淡。
其实，我在东营市晨阳学校任职的时候，就组织实施了将“学科实践活动”转化成“团队实践活动”。学校少先队建成了“红领巾超市”“红领巾邮局”“红领巾养殖、种植基地”。超市的进货、经营、结算等事务完全由学生轮值，所得微利全部用于捐助、救助和少先队活动。学校内的报刊书信、快递包裹由学生邮递员派送，教室和走廊的绿植、盘旋学校上空的鸽子都是由学生按年级、班级轮流养护的。学校团委组建了教师、家长、学生“义工团”，承担了学校卫生保洁、亲子阅读、社区服务等所有事务。卫生区从校长到学生每人承包一片。之所以开展亲子阅读活动，出发点就是“宁可把书看烂，也决不让书蒙尘”。每天晚上学校阅览室灯火通明，家长与学生同读于桌前，“义工团”成员负责提前借阅、阅后整理归还。亲子阅读受到学生欢迎，还有一个原因是学校规定凡是本日晚间参加阅读活动的班级不允许布置其他作业。今天全国各地的街头社区，不乏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但在15年前的东营市晨阳学校，规模性的志愿服务已是司空见惯了。每每说起此事，当年的义工（今天依然是义工）对此的自豪之情常洋溢在脸上。
我在晨阳学校主持学校全面工作，这是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教育理想和抱负的机会。面对新学校开班办学，确立什么样的办学理念和思路很重要。我笃信习惯成就未来，根据当时独生子女家庭溺爱、学校教育纤弱无力、教师队伍年轻、教育教学经验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习惯养成教育”的设想。我跟教师们讲：“在社区和家庭，还有我们输送学生的高一级学校，不用看校服，仅凭行走坐立和听说读写的习惯就能判断出这个学生是晨阳学校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办学特点。”2008年底，我随团出访山东省的姊妹城美国康涅狄格州，实地考察了康州的幼儿园、中小学，重点了解了康州学校的教育教学，特别是学生管理情况。利用出访机会，我拿到了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学、一所初中的《学生手册》，回国后安排学校的英语教师翻译成中文，并以此作为参考，制定了晨阳学校的《学生手册》，还创造性地制定了《教师·家长手册》。这三个手册，重点规范学生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教师应遵守的工作常规和家长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应尽的义务，对其中涉及的学校、教师的惩戒权，还咨询过山东大学的法学教授和学校法律顾问，由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有了这三个手册，学校的管理水平逐渐提升。
从事教育多年，其中从事教育教学管理时间不短，但我还是最喜欢教学，这也是我不再继续做校长而成为一名教研员的原因。我想干一行得精一行才行，既然做了一名教师，教学能力强是应有之义。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学校教务处组织全体教师参加了一次考试，考试内容不分学科，十分综合。我虽然只考了62分，却是全校第一名，使得校长、主任和老教师对我很是刮目相看。经过朱雪丹老师的指点后，我明白了语文课教学的一些精要，在教学过程中注入了很多思考，很注意对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解读，上课的时候尽可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情绪，教学效果还不错。记得教《桂林山水甲天下》一文，我领着学生把课文内容用数学算式的形式“山＋水＋云雾迷蒙＋绿树红花＋竹筏小舟＝画卷”总结出来，一目了然，以此指导背诵的效率特别高。参加山东省教学能手比赛前，我没有像一些选手一样一课一备，我想那得费多少工夫啊，况且只能“焯焯水”而做不到精细和精准，而是把工夫用在解读课程标准的年段教学目标上，做到将目标熟稔于心，等到课题抽出来再备也不迟。教学目标如同我们要去的一个地方，要目的地清楚，走哪条线路或者采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要依据实际条件而行，不蛮干，不盲干。这次参加山东省教学能手的评选很顺利。评委之一的山东教育社吴润梓老师对我的讲课颇感兴趣，让我整理了课堂实录并给予发表。2004年我在北师大参加培训，其间接到了东营市教研室周学松主任的通知。他推荐我去省里上公开课，课题是“说说我们的学校”。一看教材，书里只有一个概念化的学校供教学用。培训一结束，我就去了上课学校潍坊市实验小学，把学校的布局、设施等情况拍录下来，决定不用教材上的概念化的学校内容，上课时据实让学生“说说”，而且不但要说学校的“好”，还把校长请到课堂，让他听听孩子们对学校的“不满和建议”。这次大胆使用教材和新颖的上课方式得到了与会老师很高的评价。
“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东营市实验小学首任校长邵忠毅先生。他温文尔雅，是“文化大革命”前老三届师范毕业生，教学素养很高。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东营市实验小学奠定了坚实的办学基础，养成了良好的教风、学风，培养了一大批教育教学骨干，输送出6位市直学校的校长、副校长。邵校长对我影响极大，在他退休的时候，我拟言“树人全凭亮节，治学力赖高风”两句作为赠言。和我共事的曲植民、张秀芬、张兴芳、吴萍等一大批优秀教师，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也为他们兢兢业业教书育人的事迹所感动，发挥语文教师的特长，亲笔撰写过赞扬他们的文字材料。陈金铭是一个比我年轻许多的教师，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东营市利津县汀罗镇中心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在一次市级语文优质课评选活动中，我担任评委，听了陈金铭执教的《一夜的工作》，觉得这位老师培养潜力大，就主动与他交流。我们一见如故，逐渐成了好朋友。因为他谦虚好学，利用网络上的教育论坛使自己不断地成长，引起了线上小学语文改革先行者的关注，从利津县一所乡校出发，先调到了江苏的新教育实验小学，后调到了《小学语文教师》编辑部。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信马由缰写到这里，算是向各位交代一下我成长的大概轨迹和工作以来的一些感悟。有过艰辛，有过欢乐，更多的是身为人师过程中的往日记忆和思考。些许絮语，聊作自序尔。
刘知晓
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