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

以上是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总体讨论：他为什么要做？他要做什么？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他怎么做？他主张乡村建设的路怎么走？这里，又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何在？依靠什么力量推动乡村建设？梁漱溟的回答同样干脆而明确：“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合并在一起构成之一力量。”

为什么必须依靠知识分子首先发动？这关系到梁漱溟对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基本判断：这是一个“由外面问题引发内部问题”的由外到内的运动。他具体分析说，外面的引发力量有三，一是“受外部压迫打击，激起自己内部整顿改革的要求”，二是“领会了外来的新理想，发动其对固有文化革命的要求”，三是近代历史发展将中国“卷入到外面世界旋涡来，强迫地构生一个全新的中国问题”。这就决定了首先觉悟中国问题、要求乡村变革的，必然是“最先和外面接触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乡村改造与建设的最初动力，不可能直接来自“乡村居民”自身，而只能是“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乡村改造与建设中是“主”而不是“宾”。⁽³³⁾

梁漱溟同时强调：“社会的生路要在乡村求，知识分子的生路也要在乡村求。”这是梁漱溟的一个信念：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中国人，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也在乡村。他因此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精神发展之路，做了这样的分析与概括：首先要“走出乡村”，这样才能“与西洋文明接气”，并产生改造与建设乡村的要求；于是，又要“回到乡村”，“建设新社会”，同时也找到自我生命的归宿。正是在这一“出”一“回”之间，“完成东西方文明的沟通工作”，实现知识分子的使命。⁽³⁴⁾我想，今天中国的志愿者读到梁漱溟当年的这一总结自会有亲切感：因为许多年轻朋友也正是在践行这样的“出去—归来”的人生轨迹。

梁漱溟认为，作为志愿者来到乡村的知识分子，其主要作用是“沟通”。作为一个现代社会运动，乡村建设绝不能是自我封闭的，而必须“让内地乡村生活与外面世界交通，借以引进科学技术”和先进思想；这就要依靠志愿者“内外相通，上下相连”，“使下边社会实际问题与上边学术研究机关相连”⁽³⁵⁾，同时把作为教员的志愿者的“知识头脑与本地人之实际经验”结合起来⁽³⁶⁾。

当然，作为乡村社会运动，不仅运动推动者的知识分子应占“主导”地位，本地的居民更应该是“主体”。道理是明显的：“单靠乡村以外的人来救济乡村是不行的”，更何况外边人“不了解乡村的情形，不知道乡村的需要，所用的方法不合，结果往往祸害了乡村”，因此，乡村建设运动顺利、健康发展的关键，还是要“靠启发农民自觉”，吸引其广泛参与，并发挥其主动性。⁽³⁷⁾

以上所说“知识分子（志愿者）与农民的结合”，也即所谓“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的相互“接气”，⁽³⁸⁾其实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的一个共识，我们已多有讨论。能够构成梁漱溟个人特色的，是他提出的“乡村居民”的概念，并以全体乡村居民为发动与依靠对象的思路。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即他不赞成同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乡村作阶级的划分，从“农工、无产者、被压迫者中”寻求动力；在他看来，中国农村“不独没有形成阶级的对抗，乃至职业的或经济上同地位的联结，也每为家族的或地方乡土的关系所掩”。⁽³⁹⁾他提出“乡村居民”的概念，就是要强调这样的“地方乡土”与“家族”关系中的共同性，以形成建立在亲情与乡亲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而反对夸大经济地位的区别来制造对立和相互斗争。他以为后者会导致乡村的分裂，而不利于乡村的和谐、统一与建设。不仅如此，在他看来，在乡村家族、宗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乡绅，不但不能像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那样，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且也应该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动力与依靠对象。因此，在他设计里的“村学、乡学”组织结构里，除了包括“村中和乡中男妇老少一切人等”的“学众”之外，还有“村中或乡中有办事能力的人”和“村中和乡中品德最尊的人”，分别担任“乡董”与“乡长”，在乡村建设中实际居于领导的地位。⁽⁴⁰⁾我们将在下文中对此再作详尽讨论。

第二，问题是，发动起知识分子和乡村居民以后，又怎样进行“乡村建设”？这又首先要弄清楚：中国的乡村缺少什么，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有意思的是，梁漱溟正是在中西对比中发现了中国农村（也是中国社会）的三大问题：一是科学技术的落后导致的经济落后；二是“西洋文化的战胜，胜于其组织能力”，“散漫无力，实为中国近百年来所以失败的唯一原因”；⁽⁴¹⁾三是“现在中国乡村社会，不止是经济破产，精神风貌亦同样破产。这是指社会上许多旧信仰观念、风尚习惯的动摇摧毁，而新的没有产生树立，以致一般乡民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⁴²⁾在梁漱溟看来，这正是乡村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农村的组织化，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为农民寻得精神的出路。

问题如何解决？最简便的方法，是向西方学习。这也确实是梁漱溟曾经考虑过的思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就谈到了“西洋人”的四大“长处”：“一是团体组织⁽⁴³⁾这大概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的一个共识。如前所说，走以工业化和民主政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主导性的潮流。

但梁漱溟之为梁漱溟，就在于他在对欧美工业化道路、民主政治理念与实践给予充分的肯定与理解的同情的同时，还提出了他的质疑。质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自由竞争”，忽视“合作图存”，容易导致“贫富不齐”，产生“阶级”的对立。⁽⁴⁴⁾2．“自由主义把经济认成是个人的事，国家不要操心”，导致“政治与经济分离”。⁽⁴⁵⁾3．“工商业撇开了农业，超过了农业，自己去发展；而农业还受到严重的抑压”，“都市与乡村仿佛成了两个极端”，导致了工商业与农业、都市与乡村的分离与对立。⁽⁴⁶⁾4．“从个人本位自由竞争，演为经济上之无政府状态，人类失去支配力”，导致“物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物”。⁽⁴⁷⁾5．“资本主义下的工商业，只是发财的路，而不是养人的路”，是“以钱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⁴⁸⁾6.西洋人“看人生是欲望的人生。所谓尊重个人自由就是尊重个人欲望。国家一面消极地保护个人欲望，一面还积极地为大家谋福利，帮助满足个人欲望。故西洋政治可谓‘欲望政治’”。这样的“谋生存满欲望”的“目标”，可以收得一时之效，却因为忽略了人的精神要求，而不能打动人的“真心”，就远离了人之为人的本性。⁽⁴⁹⁾7.西方民主政治“公事多数表决”的原则和方法，不仅“与中国尊师敬长的意思不合”⁽⁵⁰⁾，而且容易忽视少数人的意见，而“多数未必就对”，“取决多数只是一个省事的办法”，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原则。⁽⁵¹⁾8.西方民主政治中的“私事不得干涉”的原则，如果将其绝对化，也“与中国重道德的风气不合”，“在中国人看，一件事情，虽然不算犯法，而在私人道德上或者成问题；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要受干涉的”。这里的问题是：“西洋把法律与道德分开了”，“中国的礼与法（礼俗与法律）是相连的”。⁽⁵²⁾9.根本的问题，是西方“讲法不讲情”，注重“外面有形”的强制性的法律的规定、束缚，而忽视人的“内里”的自动的道德约束，人际关系中人情的无形制约；西方“一切从（个人）权利出发”，而忽略了人对团体和他人的自觉的责任与义务。⁽⁵³⁾

梁漱溟对西方工业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弊端的这些观察与判断，使得他得出一个结论：面对西方的压力与挑战，中国必须克服自身的弱点，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经济，并真正组织起来；但中国不能走西方现成的现代化道路，而必须另辟蹊径：要从中国自身的传统，主要是儒家传统里寻找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资源。

于是，就有了“‘乡约’的补充改造”命题的提出。梁漱溟对此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他所找到的“乡约”，并非“明、清两代政府用政治力量来提倡的那个乡约，而是指当初在宋朝时候，最初由乡村人自己发动的那个乡约”。它是“乡里乡党”的自发、自动组织，并有称为“四大纲领”的相互约定：“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四、患难相恤。”由此显示的是两个特点：这是一个“情谊化”的、“以人生向上为目标”的组织；它又“见诸实际”，是一个行动化的组织。所谓“乡约”，就是“大家相约来办事”，具体地说，就是办社学，办保甲，办社仓：“社学即一教育机关，社仓是经济机关，保甲则是自治自卫⁽⁵⁴⁾

其后在曹州、邹平的乡村建设实践里，梁漱溟又将这样的“乡约的补充改造”具体化为“村学、乡学”的试验。如梁漱溟所说，村学与乡学，既是一个包括全村、全乡人在内的学校，又是一个乡村组织，“是花自家的钱，办自家的事，设备为大家所公有”⁽⁵⁵⁾，其目标又是“大家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显然是将“建设”（做事）与“教育”功能集为一身⁽⁵⁶⁾。而其具体工作则有两项：一是“酌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等，施以其必须之教育，期于本村社会中各分子皆有参加现社会之生活能力”；二是“相机倡导本村所需要之各项社会改良运动（如反缠足、早婚等），兴办本村所需要之各项社会建设事业（如合作社）等，期于一村之生活逐渐改善，文化逐渐提高。并以协进大社会之进步”。⁽⁵⁷⁾

而且还有这样的组织构成的设计，村学、乡学的组织由“学众”“学董”“学长”“教员”四部分人组成，发挥着各自“独立不同的作用”：“学众”即全村、全乡所有的居民，他们是“改进乡村社会，解决乡村问题的主力，乡村社会的主体”，最主要的职责是积极参与团体公共事务，并起“立法”作用；“学董”是村（乡）中“最有能力的人”，即为“乡村领袖”，他们的职责是处理公共事务，并负责沟通政府与乡村组织，起“行政”作用；“学长”为村（乡）中“品德最尊的人”，“民众群情所归”，又由“县政府礼聘”，他“主持教育，为各该区居民之师长，不负事务责任”，起“监督”与“调和”的作用；“教员”即外来的志愿者，他们的职责是沟通上下内外，将外面、上面的先进技术与思想，引入乡村，与本地实际情况和经验相结合，起“推动设计作用”。⁽⁵⁸⁾

梁漱溟认为，这样的村学、乡学是一个“最完善、最妥当、最合中国实情的组织”，它同时解决了我们在前面一再提及，也是梁漱溟念兹在兹的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与非组织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乡村的“生机活力”，“能够尽其改进（乡村）社会之功”，并为创造中国未来新的社会结构与新的文化奠定基础。⁽⁵⁹⁾

如果再做进一步的考察，就可以发现，梁漱溟设计、领导实施的村学、乡学试验，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也可以说是梁漱溟的两大自觉追求。

其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合一”。梁漱溟指出，“中国的问题原来是混整的一个问题，其曰政治、经济、文化三问题者，分别三方面看之耳，并不是当真有分得开的三个问题。因此，在这一大问题中，苟其一面得通，其他两面皆通；若不通时，则一切皆不通。政治、经济两面，彼此互不能离开而单独解决，大概人都晓得；其实，中国政治上出路、经济上出路，不得离开他那固有文化的出路，亦是自明之理”。⁽⁶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

这里，先不妨把话题拉开，讨论梁漱溟关于中国工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思考。大体来说，他有三个方面的思考。首先是强调：“我们所走的路，显然与西方近代所走的路不同。西方近代是从商业到工业，我们是从农业到工业。”⁽⁶¹⁾在梁漱溟看来，“从农业来引发工业，这是我们的翻身之路”，“工业向农村分散，农业工业相结合，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这许多本是世界的新风气新理想，其中实含有人类自然的要求。”⁽⁶²⁾他实际上是在其中寄寓了自己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理想的，这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梁漱溟在谈及中西发展经济的不同思路时，还谈到一点：“西方是自由竞争，我们是合作图存。”⁽⁶³⁾他是主张“将农民纳入合作组织”中来发展农村经济的：不仅合作引进科学技术，兴办水利工程，而且发展信用合作，促进农村金融流通。他提倡“合作主义”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主义，而是“个人与团体并重”：“合作社是联合个人组成团体，于团体中不废个人。”⁽⁶⁴⁾梁漱溟发展农村经济思想的第三个方面，是要“以人为本”⁽⁶⁵⁾，在他看来，“在经济问题的解决中，实以调整人的关系为首要；其次才是人对自然的问题”⁽⁶⁶⁾。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就不仅是一个纯粹经济技术的问题，而“必须注意经济以外而与经济相关系那四周围一切事情”，如“复苏农民精神”，“从伦理情谊来调整社会关系”等。⁽⁶⁷⁾这实际上就是将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问题合为一体。

其二，“政教合一”。梁漱溟解释说，“政教合一之‘教’乃道德问题”，“‘教化’二字庶几近之”，“故所谓政教合一，即政治教化合一也”。⁽⁶⁸⁾这里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而教育“应居于最高位，领导一切”；因此，梁漱溟设计的村学、乡学既是村民、乡民自治的政治组织、集体合作办事的经济组织，同时是一所大学校，教育贯穿、引领于一切经济、政治活动中，即“建设寓于教育”⁽⁶⁹⁾。而所谓“教育”，重心又在社会教育、民众教育，并不限于知识技能教育，更重“生命本体”的激发与培育，即所谓“读书明理”，“其理正在人生之理”。⁽⁷⁰⁾二是一个管理、组织原则：“在团体（村学、乡学）中遇到问题发生，不愿意用法律解决的办法，必须彼此有情有义的相待，换句话说，我们是要以代表情理的学长来监督教训大众，把法律的问题放在德教的范围内。”⁽⁷¹⁾这就意味着，一要打破“法律至上”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原则，而将法律置于中国传统的“德教”范围内；二要防止将“服从多数”的西方民主政治原则绝对化，将中国传统的尊重贤智的原则与西方服从多数原则“融会变化，慢慢合一”。⁽⁷²⁾

这背后正隐含着一个理念：“乡村组织要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⁷³⁾这应该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核心和最有其个人特色之处，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方面、也是最深层次的问题。

梁漱溟所看好的“中国老道理”，其要点有四。一曰“伦理本位”。梁漱溟解释说，“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何为伦理？伦即伦偶之意，就是说，人与人之间都在相互关系中”，“伦理关系及情谊关系，也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⁷⁴⁾因此，在社会上，“家庭与宗族在中国人生上占极重要位置，乃至亲戚、乡党亦为所重。习俗又以家庭骨肉之宜推广于其他，如师徒、东伙、邻右，社会上一切朋友、同侪，情义益以重”；在经济上，也是强调家人、亲戚、朋友“彼此顾恤，互相负责”；在政治上则“举国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谊化之”，“如何让人人彼此伦理上的关系各到好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其政治上的理想”。⁽⁷⁵⁾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所形成的这些社会、经济、政治上的特点，是可以作为乡村建设，以致整个中国发展的有价值的资源的。

二曰“教化、礼俗、自力”。梁漱溟指出，“从来中国社会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礼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贯乎其中者，概有一种自反的精神，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由此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和道德品质：一方面是“反省、自责、克己、让人、学吃亏”，另一方面是“勤俭、刻苦、自励、要强”。⁽⁷⁶⁾梁漱溟称之为“理性”精神，这就能达到“平静通达”，“吾人心里平平静静没有什么事，这个时候，彼此之间无论说什么话，顶容易说得通。这似乎很浅、很寻常，然而这实在是宇宙间顶可宝贵的东西”。⁽⁷⁷⁾中国的乡村建设正是应该建立在这样的理性精神之上。

三曰“人生向上之义”。不同于西方的“欲望政治”，中国传统“把穿衣吃饭生活放在第二位”，更看重“安饱以上”的“道”，即人的精神生活，“要求更高更深，在人心深处有其根据”，“把众人生存的要求，与向上的要求合二为一”。⁽⁷⁸⁾梁漱溟指出，“人生向上，士气的提振，这是乡约的根本”⁽⁷⁹⁾，这同时也应是乡村建设的根本。

四曰“崇尚贤者”。中国传统注重的“是人治而非法治”，“不以死板的法为高，而以活的高明的人为高”。⁽⁸⁰⁾梁漱溟认为，在现代社会，“理性越发达，文化越进步的社会，越应当尊重学术，尊重专门知识：这恐怕是永远的必要”。乡村建设的要义就是“开出多数人接受高明的少数人领导的路子”，“就是提高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⁸¹⁾“少数贤智之士的领导与多数人的主动，二者可以调和，并不冲突”。⁽⁸²⁾

可以看出，梁漱溟的真正着眼点，是从乡村建设出发、入手，建设一个新的理性社会、理性文化。在他看来，理性正是中国儒家文化、中国传统精神的核心。他说，“孔子恰与宗教相反，他不建立一个大的信仰目标，他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而要人人自己反省”，“他相信人有理性，他要启发人的理性。超越观念不合他的系统，强权势力他也不受，乃至多数人的意见他也不一定合理。唯理所在，甘之如饴，于是就开出中国的讲理之风”；“理性，一面是开明的⁽⁸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梁漱溟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正是一个中国传统儒学的复兴运动。

今天我们来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不能不有许多的感慨。尽管我们未必完全赞同他对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分析，他的一些具体设计，也会因为和中国当下的农村现实相距较远，而不具有可操作性；但他所面对、所要解决的中国问题、中国农村问题却是真实的，今天依然存在，而且远比梁漱溟时代复杂。就他所关注和讨论的西方工业化与民主政治的得失而言，在当下的中国，一方面，可以借鉴的方面并未充分吸取；另一方面，梁漱溟十分警惕、引以为戒的弊端，已经严重地侵蚀了我们的社会肌体，面对“欲望第一、物质第一、金钱第一”的拜金狂潮，面对“个人权利至上，拒绝承担义务；个人利益至上，拒绝承担对群体的责任”的极端利己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思潮，我们不能不感到梁漱溟当年的批判的远见与力量。或许更具启发性的，是他的“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取了西洋人的长处的东西融合”的发展思路，他所提出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个人与团体并重，彼此以对方为重”“道德与法律合一”“贤智之士的领导与多数人的主动的调和”等命题，都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新探索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