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礼俗、自力——“中国老道理”之二
从来中国社会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贯乎其中者，盖有一种自反的精神，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
一、从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让人人向里用力。每一中国人，统为其四面八方由近及远的伦理关系所包围；其日常实际生活，处处都有对人的问题。……本来人类生活第一是对付自然的问题；而中国人于此乃将对人的问题提到前边，将对物的问题却放在后边。（此问题之转移，为中西文化不同一大关键。）人之对物，须眼睛向前看，力量往外用；……若对人则不然，……只有两眼转回来看自家这里……在自己身上用力。……所求无非彼此感情之融和，他心与我心之相顺……
二、从职业分离的社会构造，让人人向里用力。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其形势逼着人向外冲去以求解决，而职业分立的社会……大体上人人机会平等……唯有自立志、自努力、自鼓舞、自责怨、自得、自叹，……一切心思力气，转过来，转回去，只能在自家身上用。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处处训练人向里用力。从前一面所得教训，如反省、自责、克己、让人、学吃亏……；从后一面所得的教训，如勤俭、刻苦、自励、要强……；贯乎其中者要皆一种精神而已。……我们可以借用一句古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世称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洋文明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各有其特异之点。在印度，最使人诧异者为其宗教之偏畸发达，什么都笼罩在宗教之下。在西洋，最惊人的是其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若中国，则其大可异处即此社会秩序自自然然能维持是已中国人或不自觉其可异，然试从文化比较，或审乎社会进化之序者，即不能不推为人类一最伟大的成功。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79—181页
教化、礼俗、自力三者内容皆为理性。……所谓自力，即理性之力。礼必本乎人情；人情即是理性。故曰：“礼者理也。”非与众人心理很契合，人人承认他，不能演成礼俗。至于教化，则所以启发人的理性。
所谓“理性”，是指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吾人心里平平静静没有什么事，这个时候，彼此之间无论说什么话，顶容易说得通。这似乎很浅、很寻常，然而这实在是宇宙间顶可宝贵的东西，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在这一点。如果有人问我：中国文化的特点或长处在哪里？我便回答：就在这里，就在能发挥人的理性。我尝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现在更正确地指实来说，那就是人类理性开发得早，想明白中国过去的文化，及中国未来的前途，都要先明白这个东西——理性。
中国人尽可失败，理性则总是要胜利的。此根于人类理性而发育的文化，任何人类遇着都像是寻到了自己的家，如水归壑，不求自至，尤其从理性来的“天下一家”的精神，不存狭隘的种族意识、国家意识。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81、185页
孔子恰与宗教相反。他不建立一个大的信仰目标，他没有独断的（dogmatic）标准给人，而要人人自己反省。他尤不以罪福观念为宰制支配人心之具，而于人生利害、得丧之外指点出义理来；并要你们打破这些祸福、得丧念头，而发挥你本有的是非、好恶之心。他相信人有理性，他要启发人的理性。……超绝观念不合于他的系统，强权势力他也不受，乃至多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合理。唯理所在甘之如饴，于是就开出来中国人数千年好讲理之风。所谓“有理讲倒人”“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什么也大不过理去”，从这些话看出他们的信念要求何等坚强！
理性，一面是开明的，——反乎愚蔽；一面是和平的，——反乎强暴；故惟理性抬头，愚蔽与强暴可免。有时儒家彻见及此，而深悯生民之祸，乃苦心孤诣，努力一伟大运动，想将宗教化为礼，将法律、制度化为礼，将政治（包含军事、外交、内政）化为礼，乃至人生的一切公私生活悉化为礼；而言“礼”必“本乎人情”。将这些生活行事里愚蔽的成分、强暴的气息，阴为化除，而使进于理性。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82—184页
孔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自己学”。……孔子的学问是最大的学问，最根本的学问。——明白他自己，对他自己有办法，是最大最根本的学问。我们想认识人类，人是怎么回事，一定要从认识自己入手。凡是对自己心理无所体认的人，一定不能体认旁人的心理；因为体认旁人得到心理无非以我度他，了解旁人必须先了解自己。……历史、政治、教育、经济、军事，都是研究人事的学问。所以明白了人，不啻明白了一切学问；明白了人类心理，能做的事就太多了。……
孔子学说的真价值，就在他自己对自己有办法，……亦就是自己不跟自己打架，自己不跟自己闹别扭。……他的生命很圆满，他自己的生活很顺适！
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往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西洋人至近代以来，学术虽很发达，可是都系智慧向外用的结果。
我更说一句话，现在的西洋人要失败在中国人面前。
——《孔子学说之重光》，《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552—555页
一条路谓之“法”，一条路谓之“礼”。
凡一事之从违，行之于团体生活中，人情以为安，此即所谓礼；它表面无所构定，而内里自有不可易者，错一点就不是——标准是有标准的，不过把标准放在里头了。这个标准，我们要把它做到大家相喻而共守。大家都承认——你也承认，我也承认……如果大家都承认了，则凡事都可以说得通。
凡一事之从违，行之于团体中，借外面有形的、可凭的标准以为决定，可行者行，不可行者止；取决于外面，于事为便，此即谓之法。在法表面上的标准很清楚，很明白，很确定；然与内里人情不一定就相恰。
礼与法是两个很不相同的路。我们的这个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以人生向上为目标，故天然不能用法。……我们看《村学乡学须知》，……种种须知，都不是法律的话。……如“于邻里不睦者应加调解，勿使成讼”。这就是近于礼的话。再如……“村学学长立于监督地位”，……至于如何监督没有说，不服监督或不监督又如何亦没有说，……都只是规定出一个方向，本此方向以培养出一个习惯，将来可凭的就是习惯，我们说建设新礼俗亦即此意。礼而成俗，就是一个习惯……养成一种大家相喻而共守的东西。
所谓礼是指社会制度而言，不一定点头鞠躬算是礼。礼的根本、礼的重要、礼的大端是在制度，不过这个制度运用去行的时候，还是靠礼貌之礼、礼节之礼。……在将来的时候，中国人一定有他所适用的一套政治制度；这个政治制度，我相信它全然不是西洋玩意儿。可是这个政治制度只能从事实上去创造（并且亦是创造事实），才能慢慢创造出来，现在尚不能有。
将来的政治制度，在我推想，大意不外乎此——不外乎我们的这个乡村组织。我所谓新政治习惯、新礼俗、中国的民主政治，都是指这个说。所谓人治的多数政治，也是指这个而言。在这个乡村组织中，可以见出来政治制度的大意——将来的政治制度是怎样的，我现在还是不敢说，我只能说其大意是如此。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382—384、385、389—390页
我对于音乐历来是看得很重的，因为它可以变化人的心理，激励人的人格。我觉得中国之复兴，必有待于礼乐之复兴。依我理想的社会组织，其中若没有礼乐，必至成为死的东西。
——《朝话·谈音乐》，《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