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破落，中途辍学
1904年，瞿秋白五岁，到星聚堂舅父庄怡亭坐馆的庄氏书馆里读书。书房设在九皋楼前厅的西侧的一个大房里。这进房屋共有七间，居中三间叫做新厅，新厅西边一间就是书房。这间房在墙上开了扇单门，北墙上是六扇格子窗，窗下放一张不大的四方木台，这就是庄怡亭先生的书案。私塾里总共有八九个学生，他们的座位全排在庄先生书案的右侧，面东而坐。瞿秋白的座位紧挨着庄先生的书案，是一张有两个抽屉的长方桌。桌面上放着笔墨纸砚和蒙童读本，桌后是一张老式的靠椅。
书馆的功课，一开始是识字，接着读蒙学课本如《百家姓》、《神童诗》等。瞿秋白在入学之前母亲曾经教他识字，所以先生一教，很快就学会了；有的字先生还没有教，他已经会读会写了。瞿秋白入塾第一天，庄先生教了八个字：“聪明伶俐，青云直上”。这是瞿秋白在家中就学会了的字。放学回家，他跑到母亲面前，一边写给母亲看，一边得意地说：“早已晓得了。”
每逢放暑假的时候，瞿秋白就要随母亲到乡下的大岸上村外祖母家去住几天，或者到贤庄的大姑母家去玩几天。贤庄，对于瞿秋白的少年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影响是深刻的。
瞿秋白在九皋楼读了一年多私塾，到1905年，他六岁的时候，就到刚刚建立的冠英小学堂读书去了。
冠英小学堂堂长庄苕甫，名鼎彝，以字行。他虽是举人出身，但颇有维新思想，矢志改革教育。他定校名为“冠英”，取“冠乎群英”之义。学堂有《校歌》、《春季旅行歌》、《春秋季运动会歌》等，歌词内容反映了办学者追求新思想，培养新少年的远大抱负。《校歌》号召学生要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中，为振兴老大的中国贡献力量：“欧风美雨，飞渡重洋，横来东亚兮。睡狮千年，誓将惊醒兮。大有为兮，冠英学生兮。”《春季旅行歌》云：“方春之时作旅行，足力更奋迅，名区胜地恣遨游，处处好印证。花花草草有精神，莺燕都成阵。少年世界春世界，努力向前行。”《春秋季运动会歌》云：“天择由来因物竞，运动要竞争。胜固可喜，败欣然，都是弟兄们。胜不相让，败相救，团体要坚韧。合群起兵视此行，勗哉我学生。”这两首歌都宣传团结互助，奋进不止的精神。
在教学方法上，学堂反对旧书院私塾死读死记的方式，注重科学实验。教师在瞿秋白这一班讲生物时，当堂解剖小狗，指点内脏器官的结构和位置。瞿秋白看后对同学说：“古人常说良心要放在当中，可见他们并不知道心是在胸的左侧。”瞿秋白在学堂里读了四年，他读书用功，成绩优良，是一个聪明老实，深受师长和同学称赞的好学生。
尽管小学生活在任何人的一生中都是值得怀恋的，但瞿秋白从小学开始，日趋没落和衰败的家庭生活，已经使他逐渐变得沉默和悒郁了。
瞿秋白的祖母原来由稚彬赡养，但稚彬既不做官，又不事生产，经济上没有分文的收入，家中生活全部依赖在杭州做官的四伯父世琥接济。但是，四伯父为官两袖清风，有限的俸禄，负担不了两地的生活，所以不久便把瞿秋白的祖母从常州接到杭州去，从此，瞿秋白家中的这一经济来源断了。虽然贤庄的姑母家还时而供给一些米、柴，但瞿秋白家中的生活已经大不如前了。
生活的困难，使得瞿秋白的精神相当苦闷，总是悒郁寡欢。他终日沉默寡言，埋头读书。除了学堂的规定功课以外，他还抽时间广泛阅读他所能得到的古典文学作品。
同学中的杨福利，是瞿秋白三弟景白奶妈的儿子，比瞿秋白大两岁；金庆咸是瞿秋白的姑表兄。三人学《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故事，各取别名，结为兄弟。杨福利居长，号霁松；金庆咸号晴竹，居次；瞿秋白居末，号铁梅。
1909年，瞿秋白十岁。这一年春天，他从冠英小学堂初等班毕业，在家中自修。秋天跳级考入了常州府中学堂预科。翌年转入本科。同校学生张复，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广州起义的领导者张太雷。
瞿秋白入学不久，1909年11月间，校庆两周年，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会，同时展出学生参加课外活动作出的各种手工、绘画、篆刻等。1910年8月，全校学生赴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的展览。会上常州府中学堂的展品甚多，引人注目。同时学生们游览了明陵等名胜。1911年春，全校学生、教职员等四百五十多人，乘火车到无锡惠山旅行一日。同年10月辛亥革命发生，学校暂时停课，成为驻兵场所。直到1912年4月才复课。同年10月，全校师生乘船赴宜兴旅行，参观了蜀山、丁山的陶场，游览了张公洞。1914年6月10日，全校学生坐船赴上海参观展览会。常州中学（辛亥后改称江苏省立五中）有八十多件展品被选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其中有瞿秋白制作的展品。
瞿秋白的兴趣在于文科，他喜欢读历史和文学书籍，特别喜欢野史、轶闻，其中记载着帝王的腐败，官府的横暴，民间的疾苦，以及群众的反抗斗争。这些书在当时是被列为“禁书”，或者是被称作无聊的“闲书”而严厉禁止学生阅读的。
瞿秋白的叔父家中藏书很丰富，有正史、野史、稗史，并且有太平天国的书籍。瞿秋白读后，曾在史书上写眉批痛诋投降清兵的明朝大臣洪承畴。他还经常与老师和同学谈论他的这些观点。
有时，上课的时候，瞿秋白就在书桌上偷偷地阅读这些书。一次，被老师发觉，没收了一本太平天国野史；可是第二堂课，瞿秋白还是照样伏在书桌上悄悄地读他的“禁书”。
常州中学堂在当时算是比较进步的学校。校长屠元博曾经留学日本，并在那里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庶务长朱稚竹、兵操教员刘百能等教师也是同盟会员。他们常在学堂里进行民族革命教育，并积极组织学生进行军事操练。学生思想活跃，很多人都倾向于革命。瞿秋白、张太雷等在屠元博的影响下，对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十分关注。他们关心时政，痛恨列强的侵略和清朝的暴政。瞿秋白常常指着头上的辫子对同学说：“这尾巴似的东西，留着有什么用，我们非把它剪掉不行！”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瞿秋白独自在星聚堂的西房，自己把辫子剪下，拎着它欢跃地对母亲说：“皇帝倒了，辫子剪了。”
对现实的不满，不免在文字中流露抒发出来，瞿秋白的一篇作文赞颂了敢于反抗官府的农民。国文教员陈雨农，江苏宜兴人，思想反动，咒骂革命党人为“乱贼”，当然视瞿秋白的文章为“大逆不道”，他在文末写了大段批语予以“纠正”，瞿秋白看后，竟在陈雨农的批语后再加上批语，痛加驳斥。陈雨农恼羞成怒，告到学监那里，给瞿秋白记过处分。这种高压，并不能使瞿秋白屈服，他依然敢于反抗邪恶，勇于追求真理。这种品质，他直到最后都不曾减少。
最吸引瞿秋白的，还要算大自然的美景。出常州北门，离城二十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贤庄，当时属于常州府江阴县管辖。瞿秋白时常在假期随母亲到贤庄去探视大姑母和外祖家。瞿秋白的大姑母嫁给江阴西乡贤庄金翰如。金翰如当时家资富足，又是十乡总董，是这里有权势的人物。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父亲金心芗与金翰如是同宗，原来往在距离贤庄有半里之遥的大岸上村。由于那里房屋狭小，而贤庄房舍宽敞，闲置不用，所以金心芗常住贤庄金宅的东楼。以与大姑母的关系而言，则贤庄为姑母家；以与金心芗而言，则贤庄为外祖家，都可以称之为至亲了。
贤庄四周大都为贫苦农家，以租种金家的田地维生，他们的生活是很困苦的。瞿秋白到贤庄，并不躲在金宅玩耍。他经常到农家的孩子群里，同他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与贫苦劳动人民子弟的接触，给瞿秋白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也使他从少年时代就热爱劳动人民，同情他们苦难的境遇，并设法把小小的温暖送给他们。有一次，在贤庄外婆家，瞿秋白和一个邻居贫苦农家的小朋友放牛回来，母亲发现他身上少了一件褂子，几经询问，瞿秋白才低声地说：看到一个小朋友光着背，在冷风里发抖，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了。母亲听后，淡淡的一笑说：这种事，好是好，就是我们也不多啊！瞿秋白听了把头一扭说：不多，不多，我们总比他们多些。相隔十年后，瞿秋白在上海与杨之华、羊牧之闲谈时，忆及此事，还深感遗憾地说：我一生就只有那一次回过母亲的嘴。
少年时期的瞿秋白，同贫苦劳动人民子弟的密切接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真诚的友谊，对他一生的思想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劳动人民子弟勤劳朴实、热情纯真的优秀品质，在瞿秋白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瞿秋白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能够象鲁迅先生那样，“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受到他们的思想熏陶，“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因而从小就孕育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和对于压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社会势力的政治上的反抗意识。当然，这种感情和意识都还处于幼稚和朦胧的状态。
1911年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的皇帝。当人们看到象征着五族共和的民国五色旗飘扬在丽日晴空之下时，曾经着实地高兴了一阵子。但是，等到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了袁世凯，各省的都督改称为督军之后，世道却变得越来越坏，生活也越来越艰辛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同人们原来对“中华民国”的憧憬，差的是那么远。在瞿秋白看来，新国取代了旧朝，“革命”后的常州同过去相比，不过是一批新贵上台，其昏聩腐朽，其贪婪无耻，其横暴野蛮，比清朝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瞿秋白在极度的失望之下，感到莫大的痛苦和愤慨。一次，他与羊牧之谈到《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愤然地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朱贵式的酒保。”1912年10月10日，正当常州的居民和各机关学校都在张灯结彩，庆祝“双十节国庆”的时候，瞿秋白却制了一个白灯笼，用毛笔在上面悲愤地写了两个大字“国丧”，然后高挂在宗祠侧门上。妹妹轶群看到邻家都挂着红灯或彩灯，独有自家门上悬了一盏写有“丧”字的白灯，觉得不吉利，暗暗地取下。瞿秋白知道了，仍旧把它挂起，表示了他对“国庆”的鄙视、对军阀统治的反抗。
瞿秋白在精神上的苦闷，是与生活上的艰辛交织在一起的。
贤庄的大姑母，不久就去世了。瞿秋白家中生活，不能再依赖姑母的柴米接济，景况日益困窘。到瞿秋白十二岁前后，家中不得不把星聚堂每月租金七元的房屋退赁，在族人白眼相视之下，搬到了城西庙沿河瞿氏宗祠。
瞿秋白家中的境况，一年不如一年。父亲瞿世玮于1913年秋天，把祖母送到杭州瞿世琥家里，然后他到湖北黄陂二姑母周家管帐，月薪约三十元。但不久，世琥罢官，不再寄钱来了。到1914年，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全靠借债维持最低的水准。有时家中的午饭，只有早上吃剩下来的白粥。瞿秋白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好不了。我们还有点粥吃，乡下还不知有多少家连粥都吃不上哩。
一家八口，生活无着，只好把家中物品拿去典当变卖，以为糊口之计。逐渐的，衣服、首饰，全部送出去了；金石、书画也变卖一空。最后，连柜橱、桌椅、盆桶和日用器皿，也大都典质了。当铺、旧货摊和米店，都是瞿秋白常去的地方，他把一包包衣物送到当铺高高的柜台上，接过很少的几个钱，然后再到米店去换回几升米或者几斤豆。
由于支付不起学费，瞿秋白的弟妹们早已停学在家。妹妹轶群时常住到舅舅家中。弟弟云白以入嗣六伯父，随嗣母费氏住。景白则在宗祠后翻轩内，由母亲授以《论语》、《唐诗》，景白有时不能复讲或背诵，常常受到责罚。1915年夏天，瞿秋白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快要读完本科的最后一年，家里实在无法供给他学费，不得不停学了。瞿秋白体谅母亲的困难，他虽然未能读完中学，倒也并不感到怎样的痛苦。但是，这对母亲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她对丈夫瞿世玮的无学无识无能无术，心里是不满的，期望瞿秋白在学业和事业上有所成就，以振起瞿家的门楣。而现在她竟无法使儿子的学业继续下去，这是怎样的不幸啊！她总觉得做母亲的对不起自己的爱子，时常叹息地对人说：“阿双本来是可以造就的，弄得他连中学堂也没有毕业，实在可叹！”
典无可典，卖无可卖，借无可借，欠无可欠，瞿秋白一家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面对大量的帐单，母亲无限伤心地对人说，要等到我七十岁，才能还清这些债啊！家道如此，自己又无能为力，瞿秋白痛苦极了。他时常想到清代常州名诗人黄仲则的两句诗：“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这正是瞿秋白家庭和自己心境的写照。1915年中秋节，这一天前来讨债的人络绎不绝，家中房门后粘贴的无法偿还的帐单，已经有一寸来厚。这些债多半是秋白祖母生病时拖欠下来的陈年老帐。还有一笔是祖母逝世后买棺柩欠下的。讨帐的人言辞尖刻，盛气凌人，堵门逼索，迟迟不走。秋白的母亲，只好再三道歉求情，婉言恳求他们再拖延几天。可是，期限一到，又用什么来还债呢？只好又是道歉求情。她每次把讨帐人打发走，回到房里，总是泪流满襟，不胜悲楚。她曾经对人说过：“我只有去死，我不死，不会有人来帮助我，孩子就不得活”。她看到眼前这些年幼的孩子，一个个啼饥号寒；她想到爱子瞿秋白由于贫困所逼，连中学也未能毕业，似乎是葬送了他的前途；而势利的亲友故旧，又在百般责怪她没有侍奉好婆母（老人在这年阴历九月初病故于杭州），没有把家务管好，甚至连丈夫的无能也成了她的过错。生活的煎熬，社会的摧残，使她对未来已经完全绝望了，她不得不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临近年关，瞿秋白得表姐夫秦耐铭介绍，在无锡南门外扬名乡江溪桥（旧名镬子桥）杨氏义庄所办的杨氏小学（第七国民小学），谋得一小学教师的位子。这时，一家大小，嗷嗷待哺，小学教师那一点微不足道的薪金，对于八口之家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母亲虽然已萌自杀之念，但对瞿秋白还是强颜欢笑地说：“阿双有了事做，每月可得些钱，家用渐渐有希望了。”然而，她内心明知债券累累，债主每日催逼，年关又近，邻居都在欢乐地准备年货，而自己家中却灶冷甑尘，一无所有，她是决心要舍弃儿女，离开人间了。
1916年农历正月初二日（阳历2月4日），金衡玉催促瞿秋白到无锡走一趟，她说：“你去看看学校在哪里？可不可住宿？以作开学准备。”她这样做，是晓得瞿秋白机敏，恐怕自己准备自杀的意图被儿子发觉，欲死不得，反不好看。瞿秋白走后，她没有立即自杀。她还舍不得年幼的阿垚（八岁）、阿谷（坚白，五岁），但是，她又害怕瞿秋白就要由无锡归来，不能再犹豫了。正月初五之夜，大雪纷书，然后把剪下来的两盒火柴头，用烧酒和着吞服了下去。她步履蹒跚地走到儿子的床前，为阿垚、阿谷盖好了衣被，俯下身亲了亲儿子们熟睡的脸庞。这时，大女儿轶群忽然醒来，她睁眼看了看母亲，又翻身熟睡了。母亲环视了一下儿女的睡态，就倒在自己的床上。天明时，轶群看到母亲腹痛如绞，在床上乱滚，知已服毒，在邻居资助下，急忙请来西医急救，但是已经无效了。延至初六日（2月8日）晚，终于去世，享年四十有二，遗下六子一女。
初七日上午，瞿秋白接到父亲打来的电报，便与秦耐铭一起急忙从无锡赶回常州。在瞿氏宗祠侧门前，他看见一堆烧化的东西，晓得事情不妙了。他急忙走进院内，父亲啜泣着说：“人已经死了。”瞿秋白看到母亲的遗书、剩下的火柴头和母亲惨白痛苦的脸，悲恸地抚尸呼唤母亲，倒卧在床前放声大哭，痛不欲生。为了安葬母亲，瞿秋白到处奔走借债，典当衣柜，购得棺木一具，草草将母亲遗体收殓。因无钱买地安葬，瞿家将灵柩停厝于宗祠第三进西首的一间房中，灵台前供了一张母亲的照片，几缕香烟缭绕在灵前。母亲的死，极大地震颤着瞿秋白的心弦。母亲温厚善良的性格，母亲良好的文化修养，母亲身上纯真的爱，母亲对儿女的教养和期望……这一切，是他永生难忘的。母亲这样的好人，把一切美好和幸福都给了别人，给了子女，而她自己却成了穷困、势利、诽谤折磨下的牺牲品，被这万恶的社会的血盆大口吞噬而去。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问，落上灵前爱子身。
这首《哭母》诗，表达了瞿秋白对母亲的深情怀念和对那个不合理的世道的怨恨。
母亲自杀以后，瞿秋白的弟弟阿森（景白）和一位许氏阿妈，还留在宗祠。妹妹轶群同弟弟阿谷（坚白）往贤庄舅舅金声侣家暂住。过了几年，1919年前后，轶群又偕阿森、阿谷往杭州四伯父瞿世琥家寄居。瞿秋白的父亲瞿稚彬先是携阿垚到武昌二姑母阿多处做帐房。二姑父周福孙是个大地主，不愿收留穷亲戚，厌恶之情溢于辞色。瞿稚彬受不了这种鄙视，遂偕阿垚往山东，先在堂弟、平原县知事瞿世玖（瞿廷韶四子）处做幕客。瞿世玖因“官亏”逃走，瞿世玮被拘禁。后来被释放，流落济南，寄居于大明湖南岸百花洲畔一位好友王璞生家中，以教授绘画糊口。从此再没有回归常州，于1932年病逝。阿垚幼有耳病，丧失听觉，随侍父亲，打水、做饭、洗衣、缝补。父亲死后，流落道观中，人呼为“小道士”，后赴汉口，1936年死在那里。
瞿秋白把诸事安顿好，便独自一人到无锡江溪桥杨氏小学去了。这个学校只有他一个教师，月薪十元，有学生几十人，实行单级复式教学，因此，他是所有学生的共同教师。他教学认真，任劳任怨，国文、算术、音乐、图画各科均能胜任。学校设在杨氏宗祠内，四周都是农民的房舍。出校门，东行约二百步，是一条小河，叫做溪河，坐上小船，一天就可以驶到常州。学校的设备破败不堪，且有几个难驯的调皮学生，瞿秋白常常弄得很不愉快，丝毫感受不到工作的乐趣。他孤寂一人，目睹学校周围地方恶势力任意欺压农民的情景，同时又牵挂着失散在各地的家人，思想上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
在无锡任教期间，瞿秋白的生活非常清苦。他每月薪金十元左右，省吃俭用，除了添置日用必需品和书籍，还需把一部分钱补贴弟妹们。他十分关心弟妹们的自学。妹妹轶群从杭州写信来，他总是仔细地把信上的错别字一一改正，然后写信加予指正，并嘱咐她用功读书。学校周围都是农田村舍，课余时瞿秋白常到田野散步，跟农民聊天，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平易近人，态度和善，很受群众的欢迎。每当过节，群众总要请他吃糕饼团子。这时，他心中的苦闷会被冲淡一些。
悲惨生活的经历，使得即使是处于“避世”状态的瞿秋白，也没有停止对人生道路的思考和探索。1916年清明时节，他由无锡回到常州宗祠看母亲的灵柩。小时的朋友来看他，他悲伤地吟诵了上面那首《哭母》诗，然后说：
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改革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
暑假，瞿秋白辞去无锡杨氏小学的教职，回到了常州。在北门外通江桥小皮尖村舅家金声侣处小住，并曾与阿森弟及阿妈许氏三人住在宗祠为母亲守孝。荒祠冷清，生活十分清苦艰难，有时连蚕豆菜粥都难以维持。他写信给在武汉的堂兄瞿纯白，准备走出故乡，在外地重新获得学习的机会。
这一年，即1916年，瞿秋白已满十七周岁，少年时代不是在金色的，而是在黑灰色的颠危簸荡中逝去了，结束了。他已经跨进了青年时代。
故乡，家庭，给予这位年轻人的是些什么呢？他自己所做的并非答案的回答是：
惨酷的社会，好像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一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
回首往事，不能不说故乡是美丽的，家庭也有过温暖，然而它留给瞿秋白的是自那以后二十年温馨的旧梦。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抚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清山秀水，淞江的鲈鱼，西乡的菘菜，为我营养；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虽亦有耳鬓厮磨哝哝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
1916年12月，瞿秋白离常州，前往华中重镇——武汉。
从常州到武汉，最方便的路线是由镇江过长江，从瓜洲渡口登轮，溯大江而上，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省境，直抵汉口。瞿秋白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纯哥，就是秋白的堂兄瞿纯白。他比瞿秋白大十岁，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名常，字纯伯，以字行。京师大学堂法文毕业生，曾做过南洋万言学堂、上海南洋大学、北京民国大学、清河陆军预备大学教员。这时正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京汉铁路局任翻译。瞿秋白投奔他，希望能得到一个求学深造的机会，以满足“饥渴似的知识欲”，同时也求得解决“饭碗问题”。
不久，在瞿纯白的帮助下，瞿秋白投考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被录取，学习英语。那时的学校，特别是某些外语学校，师资缺乏，有些教员在国外镀了几年金，本事没有学到家，确实可以说是滥竽充数。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条件也都很差。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哪里能够满足渴求知识的愿望呢？瞿秋白不满意于武昌外国语学校，同时“饭碗问题”也没有解决。于是，他到黄陂去找姑父周福孙。结果，上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瞿秋白到黄陂不久，瞿稚彬携阿垚也来到黄陂。阿垚在周氏家塾读书，一次周均量教阿垚读唐诗，一首五言绝句，阿垚半天也背不出。周均量罚他跪下。瞿秋白走进书房，看见阿垚直挺挺跪在地上，便大声喝叫：“起来，这成个什么样子！”周均量生气，不再教阿垚读书，也不和瞿秋白说话。过了两三天，瞿秋白对周均量说：“我不是袒护弟弟，只是反对这样的教育方法，体罚是教不好子弟的。”周均量接受了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和阿垚手足情深，总想把弟弟教育好，可是阿垚耳聋，脑子迟钝，瞿秋白为此深感苦恼。
周均量对于诗词颇有研究。瞿秋白由于表兄的帮助，对诗词的研究深入了一步。这时他所写的诗词，一首也没有留到今天，是很可惜的。瞿秋白与周均量时常议论社会、人生和政治问题，同时他们对于佛学也津津乐道。人生极苦，涅槃极乐（死后解脱轮回之苦，永远无为和安乐），是佛教的中心思想。瞿秋白入世以来，深受社会黑暗、家庭离散之苦，周均量的诱导，使他对佛学产生了一种探索的兴趣。这时，他读了《成唯识论》、《大知度论》两部佛经。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瞿秋白研讨佛学，试图用它来解决人生问题。这里固然有政治哀伤，但主要的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和舍弃。然而，人生这个大罗网是无法逃掉的，也许只有在佛学的说教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
武汉、黄陂之行，只有三四个月的光景。周均量使瞿秋白对佛学产生了进一步探索的兴味，结果却“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
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决计离开黄陂，谋求新的出路。适逢堂兄瞿纯白返回北京，于是瞿秋白便跟着他顺京汉路北上，到了北京。
道路是漫长的，艰辛的。一切有志于救国救民的、希求有所作为的青年，终究要被现实社会推动着走向变革社会现实的道路。然而，这需要时间。
到北京后，瞿秋白住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羊肉胡同堂兄瞿纯白家中。这是一座有三进房屋的院落，除瞿家外，还住着吴姓一家，也是常州人。瞿秋白住前院大门右侧客房。
江南塞北，风光迥异，北京的风情，对这一位江南游子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闲暇无事，瞿秋白常常以步代车，漫游古城四方。
瞿秋白看遍了故都的古迹名胜，查考了地方志史典籍，所得的印象是：世道沧桑，人物代谢，里巷变迁，构成了多少历史的脉络。只是这些足以使人留连叹息的陈迹，很少给人以振奋向上的激情。
瞿秋白本来是要报考北京大学的。可是，大学的学膳费用高得惊人，瞿纯白拿不出这笔钱供堂弟入学。他让瞿秋白参加普通文官考试，以期在经济上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1917年4月，瞿秋白应文官考试，结果没有被录取。4月以后，他又闲置了近半年时间，7月，张勋复辟。为了避开兵祸，瞿纯白委托瞿秋白护送家眷离京去汉口，复辟事件平息后，又由汉口回到北京。这期间，他随同张寿昆（常州中学同学）到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过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课。当时的北京大学，上课不点名，如有和上课的学生友好者，是可以混进去听课的。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无钱升学，生活无着，在经济上并不充裕的堂兄家中赋闲，这种接近于穷极无聊的日子，实在难过。瞿秋白只得“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入学时间是1917年9月。
俄文专修馆设在东总布胡同十号（今改二十三号）一座洋式的平房建筑里，原为东省铁路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改称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免费招生，经常保持甲、乙、丙、丁、戊五个班。瞿秋白是在第一届甲班毕业后考入专修馆的，属第二届甲班。此时，瞿秋白的同班生有常州人徐昭，宜兴人朱某，出入相偕，关系颇好。三人中以瞿秋白用功最勤，成绩也最好。沈颖回忆说：
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全体学生一律参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以作文课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致名遍校内，无人不知！
瞿秋白强记博闻，涉猎广泛，除按时上课，完成规定的学科作业外，还按照自己制定的自修计划学习英文、法文、社会科学和哲学。每天不论多么忙，一定要照自修课程表把功课作完，不到深夜不止。李子宽说：“往访晤，斗室不盈丈，秋白挑灯夜读甚艰苦”；沈颖也说瞿秋白每晚读书“往往到深夜两三点钟才睡”。瞿纯白的长子瞿重华说：“那时候，我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养家，曾在一个法语补习班中兼课，自己编了一套法文教材。大叔（瞿秋白）又利用这个机会，在学习俄文的同时，自学起法文来。想不到几个月之后，他的法文水平，竟然超过了补习班的其他正式学员。”
瞿秋白入俄文专修馆不久，瞿纯白家迁居东城根东观音寺草厂胡同南口路西第一个门，这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小院。不久，云白、垚白来京，瞿纯白特地在后院东屋为秋白兄弟们安排一间居室，放置了书桌、书架。瞿秋白自住一室，两个兄弟住一室，中间有堂屋相通。瞿纯白收入本不厚，增加了几个青年人吃饭，生活是清苦的。李子宽说：“我去时，偶和瞿秋白同饭，常以白萝卜和干贝一两小块或虾米少许就煤球炉上狂煮，以汤佐餐，取其味隽，不需要添加佐料，亦不求量也。”待客饭尚如此粗淡，平日饮食之寒俭便可想而知了。冬天的北京，朔风怒号，天寒地冻，富人轻裘裹身，尚畏寒冷。瞿秋白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只有夹衣蔽体。后来他在上海曾对羊牧之说：“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只穿着夹袄。”
“如何能过？”“现在回想，也不知道怎样过来的，终于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