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瞿秋白被迫离开政治领导岗位以后，凭着他对人民大众的忠诚，不顾屈辱和病痛，自觉的主动的为中国革命事业继续工作。他对文学的特殊爱好、深厚造诣和杰出才能，就使他立即拿起文学这个武器，向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文学园地，奋力耕耘了。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的黄金般的辉煌时期。
1931年2月7日，离四中全会闭会刚一个月，瞿秋白写信给莫斯科的好友郭质生。信中说：“现在我病得更厉害了，因此已经开始休息，大概可以休息两三个月的功夫。”这似乎是双关的意思，“病”是真的，而“休息”同时意味着离开了领导岗位。他随信寄给郭质生一本《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并带着歉意地说：“我本想多寄几本，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够。”他在信中谈了对于汉字拉丁化的意见，请求郭质生“寄我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问题的小册，著作，杂志，以及言语学的一般书籍”，“以及旧的文学，小说，以及杂志”。过了一个多月，3月12日，瞿秋白再次写信给郭质生，告诉他说：“我们这里的生活非常寂寞。尽管中国有过自己‘文艺复兴’，但几乎还没有自己的作家和美术家。到处都是市侩习气，盛行的只有马路文学或用上海话来说，四马路文学。”因此，请求经常寄一些俄文的书籍来。尤其马上希望寄来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A·托尔斯泰的《西姊妹》、《一九一八》和新的期刊。
瞿秋白已经在为他重返文学园地的耕耘，积极地准备条件了。
1931年到1933年，短短三年里，瞿秋白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和文化运动，写下了大量的文艺理论，杂文，创作了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直接的、系统的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的作品，提出并且深入探讨了有关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反击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具体的、科学的进行了文艺批评，给予了革命文学以实际的指导。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开创性的卓越的贡献，使他成为被公认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三十年代初期，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仍然处于幼稚的阶段，急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和借鉴苏俄作家与作品。因此，翻译介绍这类著作和作品，在瞿秋白看来，是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起点。
1932年，瞿秋白编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译文有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普列汉诺夫的《论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绘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拉法格的《左拉的“金钱”》。瞿秋白同时写有评介文章六篇：《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关于左拉》、《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等。瞿秋白在《后记》中指出：这一本论文集，是根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的《文学遗产》第一、二两期上的资料编译的。他说：恩格斯论巴尔札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都是最近发见的，这里包含着很宝贵的指示，可以看见恩格斯以及一般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现象的观察方法，并且说明文艺理论不但要“解释和估量文艺现象”，而且要指示“文艺运动和斗争的方法”。文艺理论不但要说明“文艺是什么”，而且要说明“文艺应当怎么样”。这些评论文章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状，因而武装了左翼文艺阵营，对中国革命文学运动起了指导作用。
瞿秋白还翻译了列宁所写的《列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写了《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斯大林和文学》、《论弗理契》、《苏联文学的新阶段》等介绍性的文章。有的放矢地、卓有成效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中关于阶级文艺的理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的精辟论述。
1932年，瞿秋白突出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苏联文学的创始人高尔基的作品。《高尔基论文选集》选译了二十三篇政治性的社会论文；《高尔基创作选集》编选了七个短篇名著。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两篇早期优秀创作《二十六个和一个》、《马尔华》；重译了讽刺短诗《市侩颂》等。他还准备介绍高尔基的长篇史诗《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一书，可惜只译出了开头一部分，而未能完成。
此外，瞿秋白还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格拉特柯夫、绥拉菲摩维支等人的作品和论文。
瞿秋白分别为《高尔基论文选集》和《高尔基创作选集》写了长篇的前言和后记。在《高尔基论文选集》前言中，瞿秋白继续阐述在创作实践中如何把握本质的问题。为此，他介绍了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论。高尔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断变动着的事实，但总的说来，“真实有‘两个’：一个是临死的，腐烂的，发臭的；另外一个是新生的，健全的，在旧的‘真实’之中生长出来，而否定旧的‘真实’的。”从衰亡的“真实”中生长起来的新的“真实”，这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瞿秋白认为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论，体现了以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观察现实的精神，因而他颂扬高尔基是“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
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和苏俄的文学作品，在这以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工作，但做得这样比较系统而且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的，则始于瞿秋白。他的高度的文学修养，深厚的理论素养，准确优美的译文，深得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的赞赏。鲁迅高度评价了瞿秋白译作。他称赞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文笔流畅可观”。他向徐懋庸推荐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说：“至于理论，今年有一本《写实主义论》系由编译而成，是很好的。”1935年，瞿秋白牺牲后，鲁迅哀悼之余，抱病收集、整理、出版瞿秋白的文学译文和著作集，于1936年秋他去世前出版了瞿秋白的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从书稿的收集、整理、编排，直到校对，几乎是鲁迅独力承担的。
手抚遗文，他时时思念亡友，惋惜不已。他写信给肖军说：“《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他写信对曹白说：文艺理论方面，“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如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海上述林》编定自费付梓后，鲁迅写《〈海上述林〉上卷出版》书讯，内云：“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只以传世。”《海上述林》出版者署“诸夏怀霜社”，表达了鲁迅和全中国人民对瞿秋白的悼念，对反动派的仇恨，和对革命事业的信心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