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破劝降阴谋

瞿秋白从被俘到5月底，三个月过去，敌人从刑讯逼供到软禁厚待，都没有从他口中捞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长期监禁不能战胜瞿秋白的坚强意志，这一点，敌人是看到了。但是，这样一位声望卓著、中外闻名、受到人民爱戴的人物，万一愿意改变宗旨，对于巩固国民党独夫民贼的统治，将会有很大的好处。而且，他们估计瞿秋白无论如何坚强，到了这身陷囹圄、山穷水尽的时候，也会软化屈膝的。在瞿秋白身份被认明以后，军统特务机关即奉蒋介石之命，电令军统在闽西的部属协助三十六师军法处审讯瞿秋白。随后，又从南京派员到长汀，诱迫瞿秋白投降，都被拒绝。于是，南京伪中央党部的人员又到长汀作说客了。

5月22日，在瞿秋白《多余的话》竣稿的同一天，南京伪中央党部给驻闽绥靖公署发了一道密电：

派陈建中同志来闽与瞿匪秋白谈话。

刚刚过了三天，又有一道密电由南京拍到福州：

加派王傲夫同志偕同陈建中同志与瞿等谈话。

陈建中，当年二十四、五岁，中等个，瘦长脸，说一口陕西话，他原是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或委员），1933年被捕立即叛变。他与另一个叛徒、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或委员）杜蘅（杜甘棠）在西安“表演”两个月，中共在西安及陕西的党团地下组织，多被破坏。中统特务机关以陈建中“表现突出”，于1934年初将其调往南京，派他到伪宪兵司令部对被捕中共人员进行“说服”（即策反）工作，又在中统南京“实验区”协同匪特对我党地下机关进行“侦破”工作。不久，即正式调任中统局行动科干事，专门负责“指导”对西北苏区的“特情工作和检查工作”，并在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班”中讲授《说服工作》。但是，陈建中毕竟是新近“转变”的中共叛徒，匹马单枪对付瞿秋白，论才学、阅历、身份都嫌大大不足。所以，陈立夫随后又增派了中统的另一个骨干分子王傲夫。

王傲夫，又名王书生，王杰夫，此人是吉林人，年约三十五、六岁。北平燕大毕业后曾经研究过一段宗教哲学。在商震军中以清洗进步人士深得陈立夫的青睐，先后充当中统训练科副科长、科长，并负责领导“中共自首人员招待所”和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班”，作过中共一些大叛徒的劝降工作。王杰夫出马，陈建中就成了他的助手。

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对王说：“如能说降瞿秋白，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并布置王杰夫通过瞿秋白查明我党在上海、香港地下组织关系和在江西的潜伏计划。

王杰夫赴闽的头衔是“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党务视察委员”。王、陈途经福州、厦门时，又拉上福建省党部秘书、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和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同行，于6月13日或14日抵达长汀。

在与瞿秋白谈话前，王杰夫等人商定了一个劝降的方案，据朱培璜后来交待：一是用亲属和朋友的情感打动瞿秋白；二是以中共中央干部中的叛徒投降敌人以后所受到的所谓优待、重用的例子（如顾顺章）来对他进行“攻心”。王杰夫傲慢地对这一群特务说：“我们有办法，比他顽固的我们做成功的例子很多。他（指瞿秋白）很顽固，很坚决，动摇不了。李司令（默庵）和宋司令（希濂）都认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好好干，作出成绩给他们看！”

谈话，进行了多次，除了王、陈、钱、朱四人，伪三十六师政训处长蒋光启等也在场。最后，王杰夫哀叹地说：“我们不能做到使瞿秋白为我们所用，这就说明我们工作的失败。”三十六师的宋希濂说：“我们作了不知多少倍工作，南京军委会也派了专员来，他们办理这样的案子很有经验，结果也是无功而返。”又说：“要瞿秋白为我们国民党所用，实在等于作梦。他在师部还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宣传，我们师部有些人对他看法就不正确。他多在师部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万一有个差错我将如何向委员长交待？”

第二天，王杰夫便引着众人，迳自离开长汀，向陈立夫复命去了。王杰夫和朱培璜后来对这次失败的劝降供认不讳。朱培璜的结论是：“王杰夫等专程到长汀，用尽欺骗伎俩，由于瞿秋白先生忠贞不屈，严词拒绝，致无结果而返。”瞿秋白无意于名垂后世，但他却以其对党和革命的一片忠贞，击破了国民党统治者的劝降阴谋，赢得了人们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