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戴季陶主义

五四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反帝斗争的高潮；广州和香港工人从6月开始，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所显示的巨大革命威力，中国共产党所显示的杰出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使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感到恐惧，他们聚集、形成为新的右派势力，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一起来阻挠革命的深入发展。于是，在这年8月，发生了右派暗杀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廖仲恺的事件，廖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刺身死。与此同时，反动的戴季陶主义也应运而出笼了。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革命营垒的分化；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思想方面，面临着一场无可回避的尖锐的斗争。他说：“思想战线上，我们不能不对于当时的‘伟人’：梁启超、章行严、梁漱溟、张君劢、胡适之、戴季陶、独立青年派，以及帝国主义御用的曾、左、李（并非满清贵族御用的曾、左、李，乃是《醒狮》的国家主义派），下无情的攻击。”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击戴季陶的进攻。

戴季陶，名传贤，号天仇。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做投机买卖。五四运动时期，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他曾经涉猎、研究并介绍过社会主义思想和劳工运动，在严密的科学理论和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他也承认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称赞过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科学性。但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和立场，使得他在工农大众的革命浪潮中退缩了，转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农革命运动，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国民党一大后，他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籍，“做成一纯粹之国民党”，遭到拒绝。失望之余，于1924年6月辞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长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孙中山逝世后，他一方面说服一些人脱离革命，参加右派营垒，沈玄庐就是其中著名者；一方面著书立说，从理论上歪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取消三大政策，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1925年5月，他在国民党三中全会起草宣言，极力主张确定国民党的“最高领导原则”，即以他所歪曲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思想。五卅运动后，革命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烈起来。6、7月间，戴季陶先后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一套反动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对革命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进行全面的攻击。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核心，以阶级调和为理论基础。其特点是：借孙中山的口号（如“大贫小贫”论），否认中国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借口国民革命是联合各阶级的革命，不能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标榜自己拥护工农利益，要对他们施以“仁爱”。戴季陶用儒家的“仁爱”学说解释孙中山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攻击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他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烟幕。戴季陶提出必须以他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戴季陶主义作为统一战线“共信”的基础，对于互相间没有“共信”的共产党人，要用“排拒性”“独占性”加以排斥。或者是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或者是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排斥出去。戴季陶的谬论以“中正”面目出现，说三民主义是“温和中庸”，“和平中正”的主义；它既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又反对法西斯主义，即所谓“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而其实是要打倒共产党。

戴季陶主义的出笼和广泛传播，是国民党新右派势力抬头的标志；是为蒋介石反共篡权作舆论准备的。

瞿秋白洞察到戴季陶主义的本质及其严重性，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工农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武器，因此，必须粉碎戴季陶主义。8月，瞿秋白写了《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随后，又陆续写成《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文章，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揭露和批判了戴季陶主义。

瞿秋白反复研究了戴季陶的谬论，了解右派活动材料，收集各方面的反映，然后构思。瞿秋白驳斥了戴季陶要求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放弃阶级斗争的谬论，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瞿秋白指出，戴季陶提出的所谓团体的“排拒性”谬论，不过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国民党右派排拒共产党人的理论根据。“戴季陶的思想及主张，完全是要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P．完全退出国民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是绝对不可少的。他说；“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夹杂着资产阶级成分，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抛弃革命，而投降帝国主义，正因为在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无时不想摧残遏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五卅运动里商会等资产阶级的妥协，国民党里戴季陶等的反对阶级斗争，便是最切实的证据），所以无产阶级当然要有自己的政党。”

对于戴季陶反动理论的实质，瞿秋白概括地指出：“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是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这种运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实际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他告诫中国革命者：“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对于戴季陶，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真正之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在这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革命，或者反动。”

毛泽东、肖楚女、恽代英等都参加了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陈独秀、彭述之等，也批判了戴季陶主义，但是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他们两人都有不可容忍的错误（例如，彭述之关于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的观点，陈独秀关于右派企图排除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紧要问题的观点等）。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仍然取得很大的胜利。

这一时期，瞿秋白还同国家主义派曾琦、左舜生、李璜以及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各派反动和改良理论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批判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民革命，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学说等等谬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它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异常雄伟壮观的历史画卷。风驰电掣，迅猛快捷的攻击和退守，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分化和组合，要求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在中国这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东方战线上指示道路、领导革命的伟大任务。在这个神圣使命的大旗之下，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一大批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青年干部，如毛泽东、周恩来、彭湃、蔡和森、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刘少奇、向警予等等。他们犹如璀璨的群星，光华夺目，放射异彩。瞿秋白正是这绚丽群星中的一颗。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