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教育人民委员
1934年1月7日，星期日，夜十一时，风雨雪交加，瞿秋白从上海乘船出吴淞口南驶。从此，告别战斗了将近八年的上海和在这里的亲人。
其时，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由过去的三条，剩下仅有的一条。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头，改乘火车到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埔、多宝坑，然后从这里步行，经永定铁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严坑、丰稔、庄太拔、茶地、白沙、旧县、南阳、涂坊、元亨、河田、长汀、古城到瑞金。这条交通线，由中央交通局的工农通讯社管辖，下设十几个站点，大站管中站、小站。小站之间相隔二、三十里，一般设在地下党员或可靠的群众家里，交通员大多是经红军军官学校训练的班长以上的共产党员。
他们负责递送文件、护送干部、保护物资运输。
瞿秋白走的大致是这一条路线。瞿秋白化装为医生，在武装交通员的掩护下，大约在1月中旬到达赤白交界地区。这里只能在夜间行进，白天就在山顶上隐蔽休息。有时离敌人的警戒地区很近，不仅可以看到灯光，甚至可以听到敌人的说话声。他们在赤白交界区连续走了几夜后，到达闽西根据地边沿地区。白天在崇山峻岭中行进，晚间在农家住宿。瞿秋白从这里分别给鲁迅和杨之华写信，托人转送到上海，这就是杨之华收到的短笺，和鲁迅在1月28日收到的来信。2月5日，瞿秋白到江西瑞金。
抵达瑞金后，瞿秋白立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部视查。瞿秋白任中央教育部长，始于1931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瞿秋白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在同月27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推毛泽东、项英、张国焘为正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分设各部，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由于瞿秋白身在上海，不能到职，3月间中央政府第八次常委会议，议决以徐特立代理教育部长。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月3日，即瞿秋白抵达瑞金前两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人民委员会人选，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瞿秋白连任教育人民委员。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号称红都、瑞京。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首脑人物都聚集在这里，其中许多人是瞿秋白的老朋友。有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就分手了，如毛泽东；有的是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分手的，如吴黎平等；也有的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就很少再见面的，如周恩来、邓颖超等。老友重逢，那情景是很激动人心的。
瞿秋白到达瑞金前四个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蒋介石从1930年底开始，先后四次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都失败了。这一次他改变过去长驱直入的战法，在苏区周围筑碉堡三千多个，以五十万大军步步为营，逐渐推进。同时在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连坐、怀柔等政策，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和苏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懂中国国情和红军作战原则，只凭军事教条进行瞎指挥。他甚至躲在房子里，凭误差很大的地图指挥战事，其荒唐可想而知。战争开始时，李德等人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坚固阵地。1933年9月底，敌军占领黎川后，李德等人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攻打白区敌巩固据点，屡败屡攻，转战于敌碉堡区。11月，福建事变发生，事变领导人愿与红军合作反蒋。毛泽东此时建议，红军主力应突破敌围攻线，进攻苏浙皖赣地区，威胁敌根本重地，迫敌回援，既可粉碎敌之“围剿”，又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李德等人拒绝这一正确主张。1934年1月，蒋介石飞往建瓯督战，连克厦门、福州，镇压了福建事变。同月，中共临时中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军事上由冒险主义转为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使红军损失严重，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4月，敌军占领广昌，敲开了中央苏区北大门。
作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里，如何领导和开展苏区的教育工作呢？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题。在战争条件下，教育不能脱离革命战争，孤立地进行。瞿秋白在《阶级战争中的教育》一文中指出：现在的教育是革命战争时代的教育。“打仗就要像个打仗”——何况正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战争时代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学生的集体的社会工作——就是一切参加战争的工作，要在学生的社会活动中去进行教育，要在一切日常功课之中去教育他们的阶级的战斗的精神。尤其是成年人的教育，要经过文化团体——消灭文盲协会，工农剧社等——去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使他们在识字读书运动之中加紧参加战争的种种工作，使他们的识字和读书能直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战斗能力，使他们能够在集体的娱乐之中（晚会、演戏等等），得到深刻了解的战争意义的教育，能够学习阶级斗争——揭露反动分子或是机会主义者的假面具，组织和发扬工农群众的革命热忱，这是我们的教育路线。
以农村为主的苏区，广大贫苦农民在过去无法求学，文化水平很低，文盲普遍存在。因此，苏区的教育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适龄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和成年人的群众性社会教育。其中，在广大人民群众里开展识字扫盲运动，进行集体的文化娱乐活动，便成为普及文化教育，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的必径之路。
在革命战争条件下，教育不能脱离革命战争，但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的部门，又具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必须把在战争条件下容易放任自流、杂乱无章的教育工作，纳入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使各级教育部门有法可循，有章可依。因此，瞿秋白接职视事伊始，便与教育部副部长、长期代理部长职务的徐特立等一起，抓紧制订教育工作的各项法规条例。
从1934年2月到4月，不足三个月时间，教育人民委员会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订教育法规二十四个。今天遗存下来的是当时用毛边纸油印的一册《苏维埃教育法规》。这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
师资不足，是苏区发展教育事业中的一大困难。为此，瞿秋白主持下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把发展苏区的师范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苏维埃教育法规》全面地规划了建设师范教育的蓝图。不但建立了修业期为一年的高级师范学校，修业期为半年的初级师范学校，还建立了修业期为三个月的短期师范学校，在寒假暑假期间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班，以便现任或将任列宁小学教员进修。各级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教育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在许多专门学校里面，妇女占着极大的数量”，“在许多学校中，妇女充当教员、教委主任，直至校长”。
国立苏维埃大学是一所干部学校，是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类高级干部为任务的。瞿秋白以教育人民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徐特立任副校长。1934年4月1日，苏维埃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苏区党团中央局及红军大学代表出席了典礼。瞿秋白、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瞿秋白说：“大学开学的战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禁止一切地方观念以及开小差的行为，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
苏维埃大学在7月间并入中共中央党校，它单独存在了不到四个月。10月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瞿秋白对苏区教育事业，倾注了心血，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据徐特立回忆说：“他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他都加以原则指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生活环境，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表现着十分愉快。”
在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34年3月间，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有列宁小学三千一百九十九所，学生约十万人；补习夜校四千五百六十二所；识字组二万三千二百八十六个，组员仅江西一省约达十二万人；俱乐部有一千九百一十七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九万三千多人。苏区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不少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之苦。
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的时间是短暂的，领导教育工作的时间尤其少。但是，作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他在教育事业上作出的贡献，将长留在党和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