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情事

瞿秋白轶事

瞿秋白的风趣

瞿秋白同志所治印章，古朴雅致，为朋辈所喜爱。20世纪二十年代初，《小说月报》郑振铎在上海结婚，新娘为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女公子高君箴。婚礼采取最为时髦的“文明结婚”仪式。按仪礼规定，主婚人的两方家长，均须在结婚证书上加盖私章，以昭信守。婚礼前日，郑振铎才去信请他代刻一方应急。当天收到瞿的回信，并无信笺，只一张“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一周取件。限日急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另议。”郑振铎一见，以为这是秋白事忙不能代刻的托辞，乃另请人急刻一方备用。次日上午，婚礼即将开始之际，有人送大红喜包一件，上书：“振铎先生君箴女士结婚志喜，贺仪五十元。瞿秋白”。喜包并无现金或礼券，乃是三方田石印章。一方是郑老夫人的；余为新郎新娘各一方。郑老夫人是单章稍大，新郎新娘的两方合成一对，边款分刻：“长乐”二字，祝贺新人长乐永康白头偕老。郑振铎与高君箴皆为福建长乐县人，取意双关。三章均玲珑雅致，主人把玩欣赏之后，才悟出所书“贺仪五十元”之缘由。计三章共刻十二字，润格应为二十四元；急件加倍，则为四十八元；边款二元，故曰“贺仪五十元”。

瞿秋白这一出人意料之趣举，给郑高二人的婚礼增添了特别的喜庆气氛，一时传为佳话。

瞿秋白一句话做报告

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广州邀请瞿秋白向全军政工人员作报告。与会者都准备详细记录，不料瞿秋白登上讲台说：“宣传关键是一个‘要’字，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拳拳打在要害上。”讲完走下讲台。全场愕然，沉寂几秒钟以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

大约在1990年，陆定一著文确认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有其事。而在这之前，大家都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几乎已成定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了陆老，他说：“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我，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你看买不买？我说，这份所谓瞿秋白遗书，我看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了。不久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遗书呢？陆定一接着说：“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可惜我已经不能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了。”

瞿秋白与毛泽东的友谊

1935年中，瞿秋白在长汀的国民党监狱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日子。在他即将走完自己36年生命历程的最后一段路时，他又恢复了文人和诗人的本来面目，写下了一些直抒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文章和诗词。其中，他最后的自述《多余的话》在他身后惹出了无数争论，可谓聚讼纷纭，引出了不尽的是非荣辱。而他临终时所写下的那些诗词，虽然不太引起论者的关注，却确实是表达了他的深沉情感的精品佳作。例如这两阕词：

浣溪沙

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卜算子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尤其是后面这首词，既写出了他当时的境况和心态，那“一任风和雨”，又几乎像谶语，预言了他死后还将经历的风风雨雨，和这些风雨终究不能摧残销蚀的他那高洁的清芬。如今，历史已公正地对待他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非凡业绩，更有人以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探究着瞿秋白在留下那平生最后一篇文字——《多余的话》时所流露的深沉、低回的生命悲情，以及它启示给人们的无穷思索。然而，作为革命者和诗人的瞿秋白与同是作为革命者和诗人的毛泽东的关系，却少有人注意。

也许，因为他们的性格气质如此不同，其人格风貌给人的感受迥然异趣，所以才不曾有人把他俩联系在一起，去考察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吧？其实，从已有的材料中可以发现，这两位从性格到业绩看来都如此不同的伟人之间，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和感情。

可以说，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瞿秋白是毛泽东经常对其表现出深情的一位。虽然毛泽东也说过他早年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但那更多地具有理性方面的含义，而不是个人关系、感情方面的含义。而对瞿秋白，毛泽东则不止一次流露出一种感情。这种情感的来由，应该说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两个人最初的见面相识情形，已无从确切考证。但可以肯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作为一起列名于孙中山亲笔手书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名单上的瞿秋白和毛泽东，他们在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接触和共事的时间是不少的。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则是从不视事的汪精卫），而瞿秋白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国民革命高潮中，两人都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奔波，进行革命活动。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期间两人的具体交往的材料，可考的第一件事，是在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中，瞿秋白对毛泽东指导的农民运动的支持。当时，随着北伐的进展，广东、两湖的农民运动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农民运动受到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路线的攻击指责，为驳斥反对农运的论调，毛泽东在深入农村调查之后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当时在国共两党内都有微词、受到指责的农运作出了自己的肯定评价。这也许应是毛泽东与后来成就了他的大英雄事业的现代版的农民造反结缘的肇始，也是他对中国传统的农民革命进行马列主义语汇的再诠释并加以指导的开端。但这篇文章在党的机关刊《向导》上只发表了一半就被党内持“正统”观点的人所阻止。当时瞿秋白正在武汉忙于党的五大的筹备工作，他看到毛泽东这篇文章后，立即肯定了它对现实斗争的重要意义，指示党领导下的长江书局将毛的著作作为单行本全文出版，并亲自将它改名为《湖南农民革命》，作为计划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并为之写了长篇序言，作了高度评价。序文中的一些话，连用语都与毛泽东相似：“‘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中国的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动手自然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瞿秋白的序言是以这样热情洋溢的话结束的：“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当时党的领导层中，像瞿秋白这样以敏锐的眼光看到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特殊重要意义而予以支持的人是不多的。瞿秋白以他当时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几个月后，在八七会议上，他就取代陈独秀而主持中央工作），对此书所作的评价，无疑对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观点和实际工作都是巨大的支持。非但如此，瞿秋白对当时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许多问题的看法与毛都有相通之处，甚至为其先声；其中最重要的，应属“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党内首先实践它的是毛泽东，而首先对此作详细理论阐述的则是瞿秋白。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和领导问题》一文中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战争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92－94页）

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的大方向和阶段性目标还是指向所谓“一省几省首先胜利”，最后成功之路也是寄希望于大城市的“总进攻”和“总暴动”，这是与毛泽东不同的。然而，他始终关注着农民战争及无产阶级对它的领导和改造，预言以这种方式在“帝国主义军阀”统治薄弱的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却表现了他的清醒和理智，并且与毛泽东所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相呼应——只不过在毛泽东那里，“一省或数省”的范围被更为清醒的对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分析所取代，而缩小为边界地区的一个或数个“红色政权”的存在，而且并不避讳它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的特点：“武装割据”。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接着又率部队辗转上了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逐渐扩大为中央苏区。而瞿秋白则去了前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两年后回国，不久就遭到王明路线的打击与排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这当中的许多曲曲折折，可谓一言难尽。1934年初，他奉命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这时，他才与毛泽东重见，其间，已经过了六七年了，而且两人都处在人生事业不得意的“低潮”时期。此时的毛泽东，也正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在他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除了一个中央政府“主席”的虚名之外，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这一段时期是瞿秋白和毛泽东接触交往最多的时期。冯雪峰回忆：“那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后来瞿秋白死了，毛主席认为这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瞿当时的秘书在回忆中也提到，两人是当时“最接近的战友”：他们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上经常观点一致，关键是，此时又同遭排挤，所以，彼此间形成了一种亲密友谊。同是遭受挫折的诗人和英雄，彼此间的惺惺相惜，互相宽慰，形成一种心心相印的亲密的小氛围，在一起谈论古今，在诗和艺术的天地间寻求一种超越当下的心灵寄慰，这应当是很可以理解的。在那环境险恶、生活艰苦的穷乡僻壤，也幸而有这样一些才学卓越而献身理想的人（不仅仅是瞿秋白和毛泽东），才得以构成一种绝非那环境中所能设想的精神空间。当年的苏区，历来就是贫瘠落后的山区和农村，当年这一群革命理想主义者和革命浪漫主义者却使它在那短暂的一段时期内突然焕发出勃勃生机。

对于瞿秋白和毛泽东两人关系的这一段历史，国统区刊物《逸经》1936年在介绍毛泽东时就有这样的描述：“毛于共产主义，初无深切之研究。彼尝谓中国社会，应从实际工作去体认考察，即使不去莫斯科学习亦可以成为‘山林中的马克思主义’。自博古等入赤区，渐以剪除其势力，彼乃以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名义，退处‘元老’地位，得暇即咏吟旧体诗，与瞿秋白相唱和，两人亦最相得。博古等常讥其老气横秋，为非‘布尔扎维克的生活’，彼仍我行我素，略不措意，且反讥博古等为‘洋房子先生’。”其实，若以路线和历史渊源而言，瞿秋白本来应属于“洋房子先生”的“国际派”一流的，而且他也曾忠实地执行过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一系列指示（这就是“瞿秋白左倾路线”的来由）。

但是，由于他的性格和“文人气质”，他此际已被所谓“国际路线”所抛弃，只好跟“山林中的马克思主义”（注：毛后来自己的用语是“山沟中的马克思主义”）为伍了。而毛、瞿的关系，恐怕在此之上，还别有一层意味。一个国外研究者把瞿秋白和毛泽东称为“一个具有革命精神的真正文学家和一个具有文学气质的真正革命家”，是相当贴切地点出了这层意味。他们的关系恐怕更主要的不是一种同受排挤的党的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多地倒是一种诗人之情。这种超拔于政治之争的空灵的一点，或许正是使毛泽东和瞿秋白这样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之间产生真情的原因所在。当然，瞿秋白那种执著于理想，律己、正派，不搞阴谋的文人本色，他对党内斗争的厌恶和逃避（而不是热衷于此道），可能也是使毛泽东能对他倾心相待的一个原因。

然而好景不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不顾瞿秋白的再三请求，当时的中央决定把瞿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让前国民党一大“候补中央执委”，“隐蔽”在听过他的讲演的国民党军官们即将来占领的苏区！这里的意味用不着太敏感的人都能体味得出。据吴亮平回忆，在一次讨论转移的会上，瞿秋白当面向毛泽东要求参加长征。毛当场不好说什么，后来在中央局会议上提出，但被否决。毛此时自身也几乎难保，若不是朱德等人的坚持，对他的安排恐怕与瞿无异。张闻天后来也说到，他当时对瞿深表同情，也向博古提出让瞿参加长征，而身为“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博古居然表示他作不了决定。在陈铁健先生所著《瞿秋白传》中，曾用一条注解列出了有关的史料：关于瞿秋白留在苏区的决定，是由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作出的。据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载：“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吴黎平回忆说：“（去留决定宣布）两天之后，我曾经对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我也问过张闻天同志，他回答，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

当时掌握着瞿秋白的命运的是“最高三人团”，瞿秋白只能服从“组织决定”。

毛泽东曾悲愤地说：“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中去。”直到在延安，毛在杨家岭时，又对莫文骅和苏进提到此事，说“长征出发的时候，像瞿秋白、刘伯坚，还有我的爱弟毛泽覃等人都应该带出来的，教条主义搞宗派，把他们留在苏区，给敌人杀掉了”。（莫文骅、苏进《忆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四期）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萧三的一段回忆。萧三兄弟（萧子升、萧子璋）与毛都是湖南新民学会时期的密友。一次，在杨家岭的月夜下散步时，萧三和毛泽东回忆起凋零飘逝了的“同学少年”；也说起了一起牺牲在闽西的何叔衡、瞿秋白。萧三回忆道，毛对于前者，没说什么，对于瞿，毛感慨地说：“要是瞿秋白不死，现在来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那多好啊。”何叔衡是和毛一起搞新民学会、搞文化书社、自修大学，又一起参加党的“一大”的湖南同乡，毛表现出的对瞿秋白的感情还超过了何，这，不是意味颇深的吗？一直到建国后，在1950年的最后一天，为《瞿秋白文集》的出版，毛泽东亲笔写了一篇短文：“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文虽不长，却传达出毛写此文时颇动情感的精神状态。仅从出版的角度而言，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家文集的问世，都不曾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毛泽东题词为何未发表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但是在1953年10月至1954年2月出版的第一套四册八卷《瞿秋白文集》中并没有刊登。1980年以后党中央批准搜集整理瞿秋白的文稿，在重新编辑包括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章时，才从中央档案馆里发现毛泽东的题词。经过中央批准，毛泽东的题词首次发表在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选集》上。

毛泽东的这个题词首先是与杨之华有关。目前还保存着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写给杨之华的一封信和信封影印件，该信封上写着“中华全国总工会杨之华同志”，落款为“毛寄”。信的内容为：

之华同志：

来信收到，瞿秋白同志文集出版，甚好。写了几句话，不知可用否？此复，顺祝健康！

毛泽东

十二月卅一日

毛泽东的题词内容比较具体，强调了瞿秋白的某些特点，即“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题词最后写道，“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这说明杨之华在写信给毛泽东时，已把将要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的大致内容作了汇报，即侧重于出版瞿秋白文化思想方面的遗作。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止了公开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呢？笔者认为这与杨之华、臧克家同李霁野的争论有关，这场争论很可能引起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层人士的重视。

温济泽是从中央档馆中重新发现毛泽东题词手稿的当事人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只能猜想，30年前已经发现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这是秋白的原文，还是有什么地方被敌人篡改过呢？由于一时难分辨清楚，所以毛泽东的题词没有发表。”这给以上的推论提供了一个旁证。

随着国内“阶级斗争论”的气氛越来越重，杨之华担心《多余的话》可能产生的后果，开始逐渐显露。1963年，戚本禹大批罗尔纲对李秀成自述的研究，说李秀成是叛徒。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有批语，由此牵涉到瞿秋白的问题。1964年夏天，常州市委也接到“再不要宣传瞿秋白”的指示精神。八月，瞿秋白的故居被关门，已征集的文物遭封存。“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已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提高为“党内路线斗争”的重点对象，随后达到了“巅峰”时期。

毛泽东对于《多余的话》的看法，杨之华理应知道，但是她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并且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就已不再公开发表纪念瞿秋白的文章了。但她还有一个心愿：要写一本回忆瞿秋白的书。1959－1963年，在杨之华具体指导下，由中央组织部委派的洪久成陆续完成了《回忆秋白》的初稿。杨之华曾有希望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就因为她在对待瞿秋白的问题上不能“端正态度”，终于未能当选。

她于1973年10月20日，在“文革”恶浪中，含冤病逝。

瞿秋白四次避难鲁迅家

鲁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亲密交往和战斗友谊，在中国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传为佳话。而谈到两位伟人之间的友谊，尤其是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期间的友谊，不能不论及瞿秋白夫妇四次在鲁迅家避难之事。

众所周知，自蒋介石政权建立之后，蒋介石不仅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而且在他的统治区内，更是不断强化特务统治，制造了无数惨案。20世纪30年代，其对中国文化的“围剿”，手段之卑劣之毒辣，无以形容。逮捕、监禁、暗杀，时刻威胁着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瞿秋白这样的共产党前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领导者。

在白色恐怖弥漫的上海，文坛领袖鲁迅也时刻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是，每当瞿秋白和杨之华被“鹰犬”追猎的最危急的时刻，鲁迅和夫人许广平总是置自身生死于不顾，甘当他们安全的、最可信赖的保护者。

1932年至1933年间，瞿秋白曾四次避难于鲁迅家中。在这期间，两人的思想交流和相互了解日益增深，结下了中国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广为传颂的亲密友谊。

第一次避难——心与心的交流

1932年11月下旬的一天，瞿秋白夫妇突然接到警报，说有一个叛徒在盯杨之华的梢。瞿秋白来不及考虑，当即决定转移到鲁迅家中。杨之华考虑到瞿秋白和鲁迅的安全问题，独自一人在马路上转了三天三夜，甩掉了跟踪的叛徒后也来到了鲁迅家。此时，鲁迅正巧离开上海去北京看望母亲还没有回来，到11月30日，鲁迅方返回上海，和瞿秋白聚首。二人相见激动万分，相互有说不完的话。瞿秋白的博学，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顽强的意志；鲁迅对共产党人的关怀，对马列主义从理论到实际的体会，谈论话题可谓多矣。他们对文化界的复杂斗争形势，对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帝国主义的横暴和“九一八”东北沦亡的哀愁，也都在朝夕相见中一吐为快，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心与心的交流。

虽然瞿秋白夫妇和鲁迅一家相处融洽，但总归是避难，稍有不慎可能招来两家的杀身之祸。瞿秋白在鲁迅家住了一个多月，外面风声稍微有些松动，就在12月24日的雨夜，由化名史平的陈云将他接回紫霞路。秋白离开时鲁迅关切地对他说，“今晚你平安到达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真是患难之交心相印，志同道合情意深。

第二次避难——肩并肩战斗

瞿秋白离开鲁迅家一个多月的光景，也就是1933年2月上旬的一天，上海中央局得到情报，说国民党特务要在当天晚间破坏中共在紫霞路的一处机关。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瞿秋白夫妇的住处可能发生危险。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急忙赶来，要他们赶紧转移。此时的瞿秋白又一次决定到鲁迅家。于当天傍晚，由黄文容护送，瞿秋白夫妇再次来到鲁迅家中避难。

瞿秋白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遭受王明集团迫害的主要对象之一，除在政治上、组织上饱受压制以外，在生活上也受到严重的经济制裁。王明一伙发给他的生活费只有十六七元钱，仅能维持夫妇二人的最低生活需要。鲁迅了解后极为愤慨，但考虑到瞿秋白本人的性格，不好直接接济，何不趁瞿秋白来自家避难之时，以自己的名义帮助他夫妇二人多赚些稿费，以度艰难之日呢？更何况可以并肩战斗，共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进攻！于是，一有机会，鲁迅就和瞿秋白合作。

其间2月17日的下午，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到上海会见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停留只半天，但报刊评论就捧与骂、冷与热，样样具有。鲁迅和瞿秋白对此义愤填膺，商定把这些评论收辑成册，以说明对于同样一个人，同样的观点，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评价，从而揭示文化界斗争形势之复杂，警示世人要认清各种人物的本质。随后，许广平负责搜罗当天报纸，鲁迅和瞿秋白负责圈定篇目，再由许广平和杨之华剪贴，然后由鲁迅、瞿秋白连夜编辑成册，鲁迅作序言，瞿秋白写卷头语。就在当月交野草书屋出版，即《肖伯纳在上海》一书。瞿秋白在卷头语中说：“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肖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当月底，风声稍松，还是黄文容来到鲁迅家，把瞿秋白接到了中央局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家去住。鲁迅担心这样频繁的流离搬迁，既对秋白夫妇不安全，也不方便自己和秋白见面。于是，3月3日鲁迅在日租界为瞿秋白夫妇选中了东照里十二号的一个亭子间。3月4日到5日，瞿秋白夫妇搬进了鲁迅为其寻找的新居。在这之后的日子里，瞿秋白和鲁迅亲密地交往着，秋白短时间内写了一大批精美的杂文，用鲁迅的各种笔名，由鲁迅当作自己的文章寄出去发表。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敏锐洞察力进行杂文写作，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堪与鲁迅并驾齐驱。这一时期的瞿秋白与鲁迅，被世人称为“文坛双璧”。

连续两次遭难——聚散两匆匆

就在是年6月初，东照里十二号也出现了安全问题，瞿秋白夫妇不得不从中搬出，去跟冯雪峰同住省委机关所在地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但不到两个月，也就是7月下旬的一天，省委机关又被敌人发觉了，瞿秋白等人的住处受到牵连。形势发展迫使他们必须在半点钟以内搬出，这一次能往哪里搬？当时冯雪峰和瞿秋白不约而同地说，到“周先生家里去罢！”当天刚好下大雨，所以秋白夫妇二人各带了一点行李坐上黄包车，扯上车篷，路上倒也安全，很快来到了鲁迅家。当天晚上，冯雪峰安排好自己以后，来到鲁迅家，见瞿秋白和鲁迅两人正谈得起劲。这次秋白同志在鲁迅家住的时间较短，因为杨之华已由组织上分配了工作，就和秋白搬到机关去住了。然而时隔不久，大约9月间的一天深夜，突然传来警报，要瞿秋白夫妇马上离开机关，这时已是凌晨两点钟。瞿秋白和杨之华还是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分乘黄包车，差不多同时到达大陆新村鲁迅寓所的前后门。两个门同时敲响，惊动了鲁迅一家。许广平先披衣而起，惊愕地发现前后门都有人敲门，鲁迅镇静地走近后窗，看出后门黑暗中站的是一位女人，样子挺像杨之华，他又走向前窗发现来人确是秋白，即让许广平赶快开门。瞿秋白和杨之华对深夜惊扰鲁迅夫妇深感不安，急忙表示歉意。而许广平热诚地端出了热气腾腾的夜宵，鲁迅则关切地问寒问暖，这一切使瞿秋白和杨之华感到异常的温暖。这是瞿秋白第四次来鲁迅家避难。这一次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就匆匆转移到机关另外的住处了，一个多月内连续两次遭难，来去匆匆。然而，就是这样，却进一步加深了瞿秋白和鲁迅两人之间的情谊。

鲁迅和瞿秋白之间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友谊的建立，与瞿秋白多次到鲁迅家避难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正是一次次的避难，为两位文坛巨匠情感交流并建立伟大、圣洁、纯真的友谊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检验了二人在患难之中的真挚情感。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留下了最有光彩，最有诗情，最有意义的篇章。

瞿秋白的情事

1928年春，瞿秋白动身前往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五月下旬，杨之华带着女儿瞿独伊也去了前苏联。

瞿秋白和杨之华一起出席了中共“六大”。此后直至1930年7月，他们夫妇共同在苏联工作和生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他们当时住在共产国际宿舍楼上的一间房子，前半间办公，后半间作为卧室。桌子上有一张之华与独伊的照相，上面题有“慈母爱女”四个字，这是瞿秋白的字。

第二年初春，瞿秋白肺病加重，只好去列宁疗养院休息。在这分离的一个多月里，他与杨之华多次通信，有时一天甚至写两封。这些信中有许多内容是说国内和莫斯科等情况的。其中就有苏兆征不幸病逝的消息，瞿秋白悲痛地说：“可是他的死状，我丝毫也不知道，之华，你写的信里说得太不明白了。他是如何死的呢？之华，你自己的病究竟怎样？我昨天因为兆征死的消息和念着你的病，一夜没有安眠，乱梦和恶梦颠倒神魂，今天很不好过。”他接着说，“我俩格外的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党的老同志凋谢得如此之早啊。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着丝毫事呢！！”

瞿独伊是之华与前夫沈剑龙所生，秋白爱若掌上明珠，在信中时常提及：“……之华，独伊如此地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

“六大”之后，女儿被送进了一家儿童院，杨之华回忆说：“秋白知道独伊爱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秋白从共产国际机关下班回来，路过店铺子，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

“夏天，我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秋白画图和折纸给孩子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秋白把孩子放在雪车里，他自己拉着雪车跑。”

“我见秋白这样爱护独伊，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秋白无论在我和独伊或其他人面前，总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女儿，独伊从小没有感到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当秋白因病住在列宁疗养院时，还经常给独伊写信……”

这一切是杨之华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森林、蘑菇、画图、雪车等等场景相互交叉和重叠，构成了欢快的难忘画面，“笑声震荡在天空中，似乎四周的一切也都为我们的欢乐而喜气洋溢”（杨之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