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文艺的倡导者和杰出的语言学家

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艺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猖狂，国民党统治愈加腐朽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人民群众被旧的文艺所包围，其内容大多不脱武侠、剑仙之类的荒诞迷幻，以及因果报应、安贫乐道、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之类的说教劝戒。这种反动的“大众文艺”、“通俗文学”，经常被地主资产阶级利用来腐蚀劳动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消弭他们的反抗。新的革命文学家，与广大群众隔离；新的文艺作品，日趋倾向于欧化，因而不能为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既然承认文学的阶级性或革命倾向性，那么，它必然要求文学大众化，必须让文学为大众所懂得，所接受，所爱好。否则就无法实现革命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利器的根本任务。

革命文学家，历来重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早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的讨论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30年左联成立前后，左翼文学界又开展了一次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这次讨论主要是探讨大众文艺的形式问题，引起比较普遍的注意，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接触，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1931年以后，瞿秋白重返文艺战线，以极大的注意力，深入地研究文艺大众化问题。1931年5、6月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提出文学革命的问题。9月，写《乱弹》，由中国文学史的演变发展，揭示出文学艺术早先来自平民，逐步为少数统治者所霸占，而最终仍将重新属于人民的规律。

在瞿秋白的积极推动下，到1932年夏又有第二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这是4月25日，瞿秋白在左联理论性的机关刊物《文学》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1931年10月写），6月10日又在《文学月报》创刊号（《文学》半月刊被禁后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上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对上文作了补充和发挥。《文学月报》的编者，可能认为瞿秋白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而又很复杂，所以就约请许多人来参加讨论。茅盾应邀用止敬笔名写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一文，以后周起应（周扬）、何大白（郑伯奇）、田汉等人都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在一年多时间里，《北斗》、《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等刊物发表不少文章，连续不断地讨论文艺大众化。左翼作家在这时所写的分析革命文学其它问题的文章，也常涉及大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一时形成热潮，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注意的中心。瞿秋白后来又写了《“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论翻译》等文，以及一些书信形式的手稿。

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的研究和讨论中，付出的精力，撰写的文章，比之其他文学问题都要多得多。并且，比之其他左翼作家，他的论述，也最有条理，最为深刻，最富有创造性。

瞿秋白十分重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认为这是最迫切的先决问题。中国有广大的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必须建立能够为他们所需要的“现代普通话”、“真正的白话”，其标准是“读出来而听得懂”。语音，大致同于北京官话；用词，尽可能使用白话原有字眼；句法，不排斥欧化成分而要合于中国语言规律。瞿秋白认为，这种现代普通话，在大城市里已开始产生，它将足以表达情意，演说故事，撰写文章。

为了尽快形成和使用“现代普通话”，瞿秋白积极倡导“文字革命”即汉字改革。这是欧美文学发展史上所不曾遇到的问题，因而中国的汉字改革，对于文化大众化的实现，具有创新的性质。在1929年2月拟出了中国拉丁化字母的草案。《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先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同年十月，瞿秋白又把方案修改写定，名为《中国拉丁化字母》，1930年春，首先在莫斯科《中国问题》杂志第2期上发表（署名是瞿维托）。然后又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单行本用汉字、瞿式拉丁化新文字和俄文排印。除正文外还有新文字和汉字的对照读物，和两个附表。一个是《新拉丁字母的一览表》，用他所提的新文字的声母、韵母跟国语罗马字、威妥玛式和俄文字母的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拼法对照比较。另一个是《汉字拼音表》，其中包含有若干汉字的特别拼写法。这个拉丁字母的新中国文字的拼音方案出版后，不仅得到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者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共产党员的赞同；而且引起苏联的研究中国问题和东方学的学术团体的关注。后来由“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并在国内推广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正是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总之，瞿秋白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了对语言文字应用的现实情况，周密地考虑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普通话使它真正能作为文字来实用的一切方面，也初步研究了汉字的拼音对应形式（例如声母zh－z，ch－c，sh－s互相对应那种便于南方人学习普通话的设计，通过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传进汉语拼音方案），编出了《新中国文拼音表》、《汉字拼音表》。同时探索和研究了同音词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了他的区分同音词的意见。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他在1931年底，写成了《新中国文草案》一书。这个方案超过了以前的各种同类方案，它“是在提倡大众语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一提出来就得各方面的赞同。”为了写好这部书，瞿秋白邀约可靠的熟人协助他研究拉丁化新文字。他请南方人、北方人用方言读一些字音给他听，他一一记录下来，然后给汉字定音。在工作休息时，他常对参加工作的朋友说起他对于方块汉字切身的感受。他说：“讲起方块字，我自己倒是有过一番苦乐的呢。从小时候开蒙读书起，每天大字、小字、楷书、行书，花费好多功夫去练习。成年以后竟成了习惯，一动笔墨，总怕写得难看，笔锋都要讲究美。这美，是多少功夫换来的啊！此外，还要背韵母，着手治印，做一个中国的文人，真是谈何容易！我搞了三十年，还只是个半吊子文人。废了方块字，这些麻烦都可以一扫而空。方块字害死人，新的文化人应该坚决主张废弃不用。将来老百姓当中，只用新文字；方块字留给学院里的学者去研究吧”。为了检验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实际效用，瞿秋白常常用它记录、写信。在中国文字改革事业中，瞿秋白是伟大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字改革的努力和成就，“使中国文字改革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开辟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