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昌起义到八七会议
中国历史上屠戮反抗者、革命者，名目之多不胜枚举；打着革命招牌，屠杀革命者，也是一种名目。蒋介石、李济琛、汪精卫从华东杀起，杀到华南，又杀到华中。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到1932年以前，被国民党新军阀屠杀者达一百万人。实际上究竟杀了多少人，没有人也没有办法查清楚。共产党员从原来六万人，锐减到一万多人，原有三百万会员的工会，现在只剩下七万人左右。往日引为左派同志，一朝反目，即斧钺相加。这个打击，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来说是突然的，但似乎事先也有些觉察。陈独秀在7月4日主持中央常委会时，即决定中央机关隐蔽起来，立即布置新的秘密机关，他本人也很快转入了地下，这叫大事糊涂透顶，小事则不失为精明。
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堕落了，但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领导革命的重任，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了。1927年7月10日前后，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常委会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后来又加入了瞿秋白。最初在常委中何以没有瞿秋白？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鲍罗廷在传达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指示时，曾经提议让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威办党校。这个提议虽未付诸实行，但却使瞿秋白晚些时间才进入常委会。因此，在中共中央发表的政局宣言，公开地揭露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卖，并命令共产党员退出武汉政府以后，即7月13日后，瞿秋白便与鲍罗廷秘密离开武汉，前往庐山。
临时中央常委会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7月16日，中央致广东省委信指出，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但仍留在国民党内；否认国民党中央的分共决定，继续联络下层左派，组织革命同盟。同时指示广东省委：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部第四军、十一军，已抵江西境；如张部回广东，省委要在政治上军事上作好准备，支援张军。
中共中央重视张发奎所部，是因为在宁汉粤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反共后，唯有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和缓，没有明显的“清共”表示，叶挺等共产党人仍在其军队中进行活动。7月中旬，趁张部扩编机会，部分工人纠察队骨干编入了该部。同时，瞿秋白、张国焘和周恩来一起酝酿，明确提出动员叶挺、贺龙所部举行起义。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进行土地革命，反对国共分裂，但起义后如何进行，大家都不甚清楚。瞿秋白和鲍罗廷前往庐山的任务，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问题。
中央原定利用张发奎部回师广东之机，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但当四军、十一军开至马回岭、涂家埠一带，二十军开至九江时，张发奎已日益表现右倾，并暗中布置“清共”。驻江西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所部三、六、九军近三万人，进驻樟树、临川、九江一带，有包围第二方面军的态势。这样，奉命赴九江策动张军相机起义的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等，在抵达九江，了解了事态的变化后，便在20日由谭平山召集谈话会，商讨对策，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叶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回师广东起义已不可能，应该抛弃依张之策，建议中央在南昌实行独立的军事行动，21日，李立三、邓中夏赶赴庐山向瞿秋白汇报。
7月中下旬，长江沿岸已酷热难当，避暑胜地庐山却是一片清凉；倘在往年早已游客如云，人满为患了。今年，由于发生了大的事变，虽值避暑旺季，人们却都不来了，到处空荡荡的。瞿秋白住在仙岩客寓，这是英国人开的一家饭店，房租很贵，瞿秋白的住室每日房费大洋六元。林伯渠的叔叔在这个饭店当厨师，汇报会议就是在厨房里开的。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鲍罗廷、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等。瞿秋白听过汇报，即刻表示完全赞同九江会议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当时已知道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的消息，于是九江会议的同志请瞿秋白回汉向中央报告，从速决策。从九江会议到庐山会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初步形成了。
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月25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罗明纳兹等人。会议讨论并同意了瞿秋白带回的九江、庐山会议的关于在南昌举事的提案，决定改变对张发奎的态度。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即赴南昌负责组织起义工作。同时决定筹措经费、派遣工作人员和苏俄顾问等等。7月26日下午，中央常委再次举行会议，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瞿秋白、罗明纳兹、加伦、范克等出席会议。加伦报告了他当日会见张发奎决定部队部署的情况，以及对张发奎态度的分析。
8月1日，南昌起义终于实现。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自己的武装力量，同中国的反革命武装进行战斗了。
武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7月29日，汉口全市戒严，湖北省总工会被解散，《工人日报》被勒令停刊。30日，何键在汉口大肆逮捕共产党，仅市党部被捕者即达百余人，重要人员都被枪杀。8月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各军制裁共产党。5日，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布告，宣布共产党“罪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枪杀多人。8月7日，汪精卫在国民党湖北特委会临时宣传大会上发表演说，叫嚣要和共产党决一死战。第二天，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清查共产党办法，规定：著名的共产党人，应由军警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有共产党嫌疑者，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共；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
武汉地区已经是一片白色恐怖了。
在革命高潮中参加共产党和革命的人中，不少人感到悲观失望，前途莫测，那些投机分子，动摇分子，有的声明退党，有的自首叛变，有的摇身一变成为屠夫。脱党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不但是在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有些党的组织准备解散，并影响到工农群众的动摇和恐慌。
中国革命处于极大的震荡和分化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关头。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新的方针，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回到汉口，从参加南昌起义的决策开始，就在实际上参加了临时中央常委的工作，这一方面由于五人常委中已有三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参加南昌起义，同时更重要的是他当时在党内的威望。
在瞿秋白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李维汉、张太雷和罗明纳兹参加，对会议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紧张的筹备。中央常委开会，瞿秋白和罗明纳兹都参加了会议。紧急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但由于形势非常复杂危险，28日未能集会，不得不将会期推迟。8月3日，常委开扩大会，到会的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张浩（林育南）等。张太雷、李维汉报告了与共产国际代表谈话结果。扩大会就时局和对策，召开紧急会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中国革命新的转机，我们应该接受并据以制定新的策略。在听取张浩汇报南昌暴动情况后，瞿秋白说：对于农民运动，已有决定。湖南农民应夺取政权，再加上武装力量，一定能够成功。会议还讨论了中央领导机关改组的问题，对于共产国际要陈独秀赴莫斯科述职一事，会议决定，在等候共产国际对于陈独秀请假不赴莫的复电的同时，还是劝他服从共产国际决定赴莫。扩大会议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
原先打算多通知一些同志到会，可是由于时局紧张，交通阻隔，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通知也无法到会。直到8月7日，出席会议的人仍不能到齐，中央委员不过半数。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新任书记邓中夏尚未去上海）的负责人开会。
这次会议的会址，在汉口市区中心地段的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这是一个英国人在1920年修建的三层楼公寓，名叫怡和新房，租赁者多为外国人。当时，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住在这个公寓的二层，一层是外国人开设的商店。隔壁也是一家商店，叫惠露公司。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希贤（小平）具体组织安排了会务工作。他在会前三天就来到会场，直到会议结束，全部代表陆续散去后才离开，在里面一直呆了六天。接到通知的同志，到达汉口后，由秘密交通员在会前分批带入会场。入场后，不再外出，夜晚不顾酷暑薰蒸，挤在房中席地而卧，吃的是干粮（面包等）。房主人洛卓莫娃对大家说，如果有人进来查问，就说是在开股东会。
起草文件，是会议前的另一个筹备事项，实际上是为会议制定方针、政策。罗明纳兹和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结合中国政局，在会前起草了一系列文件。作为会议主要文件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是由两人共同商量，交换意见，先由罗明纳兹以俄文起草，然后由瞿秋白译成中文。李维汉回忆说：“八七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我是在瞿秋白家里，瞿秋白在那里翻译告党员书”，“直到八月七日的清晨瞿秋白还在翻译。”苏兆征也参加了部分文件的起草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中央紧急会议便在8月7日秘密举行。会议从上午开始，紧凑而高效率的按预定程序进行，一直开到傍晚结束。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团中央委员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党组织代表彭公达，湖北党组织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二位俄国同志纽曼、洛卓莫娃。
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他代表常委报告了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并向到会同志说明，为了防止意外，会议只能开一天，发言要扼要。
会议第一项议程，由罗明纳兹作报告。他首先指出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了。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P·将不成其为C·P·了。”然后，他就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其内容包括：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对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由于他的报告很长，而且他讲一段，瞿秋白替他翻译一段，几乎用完了上午的全部时间。
午饭后，代表们就罗明纳兹的报告进行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芳、彭公达、瞿秋白相继发表了意见。一致表示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着重揭发和批评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瞿秋白对告党员书草案提出几点补充意见：（1）在国民革命和阶级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党只看到其上层领袖，而没有看见群众，以后仍然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但不能采取过去的态度；（2）我们党团太无作用；（3）应明确我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并反对第三党的主张；（4）要造成工农民权独裁制，以真正国民党的旗帜为号召等等。
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结论，他就鲍罗廷、罗易、维金斯基的错误问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随后，瞿秋白宣读告党员书，代表们原则上一致通过，并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织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我们这两条路。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过去当我们能够包办国民党的时候，中央不允许我们包办，觉得只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点民权，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宜了。在武汉政府反动时，7月13日我党的宣言是新政策的开始，内容是很坚决的。八一南昌起义，我党走向新的方针。现在主要的是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因此，今后（一）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还戴着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外，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提出如何做国民党的工作，团结国民党左派；开展兵运工作等问题。
瞿秋白在报告后，又一一宣读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党的组织议决案》，并逐一进行讨论。在讨论后，瞿秋白又作了结论性的发言。在关于农民斗争议决案的发言中，他再次强调指出，要号召农民暴动，要实现耕者有其田，革命政府可以在土地革命中得到生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应讨论并决定一个农民问题的纲领等等。
会议一致通过了上述议决案。
会议的最后议程是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当选政治局委员九人：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虽然不是一次正式的中央全会，但它在实质上执行了中央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职权。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决定在广大区域中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给党和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斗争道路。因此，完全可以说：“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
八七会议以坚定的革命方针，振奋的战斗精神，重新团聚了受到严重创伤而显得散乱的队伍，扭转党员和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从而拯救了党，拯救了革命。蔡和森说：“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我们仗着新方针，不仅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而且兴奋了广大范围内几百几千万的群众，继续不断的发展工农革命的高潮，一直向苏维埃政权走。”“我们在新方针之下不仅重新团结了党员群众，而且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上来，这是值得我们自夸的。”
八七会议不仅解决了许多紧迫而关键的方向问题，而且树立了一种光明正大、实事求是的作风。会议批评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向全党公开这些错误，要求全党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会议指出，“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地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八七会议也有缺点和不足。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而过分强调了进攻，因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在军事上对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对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具体的军事问题缺少研究和指导。在组织上，开始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意义等。罗明那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高涨”，更加助长了党内小资产阶级的冲动，助长了党内“左”倾情绪，特别是影响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导致了“左”倾盲动的错误。
1927年8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决定由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汉兼管组织部、秘书厅；军事部由周恩来负责，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妇女部由杨之华负责；交通局由顾顺章负责；出版局暂由郑超麟办理。
会议讨论了主要地方组织，决定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并由毛泽东、彭公达负责与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
8月11日，中央致函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决定派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为中央南方局成员，张国焘为书记，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以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的武装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
同日，中共致函山东省委及山西、满洲临时委员会，决定组织北方局，以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为委员，以王荷波为书记，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党部，并决定以刘伯庄为顺直省委书记。
一切安排就绪，以瞿秋白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新的战斗的姿态，领导着全党，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揩干身上血迹，顶着千钧重压，奋勇前进了。